但是不久，蔣介石就意識到自己的估計可能有誤。戴笠方面不斷有消息說，重慶有人在同日本人秘密談判。12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透露口風：“中日衝突有解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參加行將成立之新中央政府。”這個消息很快就從戴笠的諜報網傳遞給正在桂林的蔣介石。前方戰線未穩，千萬不要後院失火，蔣介石感到不可掉以輕心，決定應該立即去重慶看看。他先派親信陳布雷於12月7日回渝，探測動向，次日自己也飛抵重慶，寓居南岸的黃山官邸。與日本方面約好8日離開重慶的汪精衛，還以爲自己的叛逃計劃已敗露，一下子亂了方寸，惶惶不可終日。
12月9日，蔣介石邀汪精衛及孔祥熙、王寵惠等至黃山官邸，討論今後抗戰大計。針對日本的誘降策略，蔣表示：“勿論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準備。”汪精衛卻不以爲然，大放“和平”的厥詞，說現在“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爭，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既然兩者皆有困難，而且相互知情，所以和平並不是沒有希望。汪精衛悲觀乞和論調使蔣介石更加不放心，他在三天後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演講中着重指出：“中國抗戰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戰線的中隊已退入山地，能夠阻止日軍的進攻，形勢更於我方有利。”“抗戰已使全國統一，國民團結，任何強敵均不足懼。”故作鎮靜的汪精衛出席了紀念會，還分別接見和聽取孔祥熙、戴笠、陳布雷等人的彙報，以掩人耳目。
蔣介石的突然到來和顯然針對自己的言論，使得汪精衛如陷虎穴、成日膽戰心驚，他意識到如不即使脫身，不僅“和平行動”將徹底破產，而且自己身家性命保全都難。箭在弦上不得不發，12月18日，孤注一擲的汪精衛冒險飛往昆明。次日，汪偕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曾仲嗚等人，由昆明潛往河內。
當日，正在西安向西北將領傳達南嶽軍事會議精神的蔣介石收到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密電：“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2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祥呈。”
這一驚可非同小可！汪精衛自從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並深得賞識，是黨國元老，現在也身居要職，蔣介石十分清楚他在黨內的分量。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出走，如果處理不當，還真有可能鬧得黨國分化瓦解，抗日民族陣線精神崩潰。蔣介石一面急電龍雲，詢問詳情，並讓龍雲勸汪回國；另一方面急電正在河內訪問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面會汪精衛，促其醒悟回國，不要中日本人的離間計。國民黨系統各報發表消息時，都稱汪精衛旅行昆明時，舊疾復發，一時不能回渝云云。蔣介石在其21日的日記中這樣定道：“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這豈是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睢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蔣介石的感召在汪看來更像是抓捕自己的誘餌，汪精衛拒絕回國，從出走的那一刻起，汪精衛就意識到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了。在1939年7月，汪精衛發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一文，聲稱要與日本轉敵爲友。
在蔣介石焦急尋覓對策之時，日本方面卻大喜過望，12月22日，近衛首相發表公開講話，尊汪爲中國有卓見之士，並提出了與“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的總方針：“日、滿、華三國應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爲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睦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日本人的歡迎態度，使汪精衛懸着的心變踏實了，幻想汪精衛“幡然悔悟，重返抗戰隊伍”的蔣介石卻因此陷入麻煩中。
不數天，各地傳言紛起。有的說汪精衛業已叛國投敵；也有人說汪精衛悄然出走，乃是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作和戰兩面工作的一個使者”。每一傳言都有板有眼，後者尤其盛行。
蔣介石的外國顧問端納正在重慶，認爲這種傳言實屬不利，尤其是友邦人士莫辨真僞，將影響到中國抗戰以及在國際間的地位，於是立即面見蔣介石。
蔣介石依然對汪精衛存有幻想：“只要他不公開投敵，我還是要爲他留下後悔餘地。”
“這是你的良好願望。汪精衛既已走出第一步，斷不會懸崖勒馬。委員長，你沒有必要替他背這個黑鍋，不如將事實公之於天下。”
“嗯，嗯。外間確有謠傳，說是汪精衛受了我的指派，與日本人接觸，真是豈有此理？今日英美大使也來訪我，探詢事情的真相，叫我很是爲難。”
在端納的勸說下，蔣介石同意立即公佈事實真相，並委託端納向英美大使通報了汪精衛出逃的經過，國民政府是中國惟一的正式政府，在目前情況下不會與日本談判求和，汪精衛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12月24日，端納拜會了英美大使館，轉達了蔣介石的“談話精神”，同時強調：“只要中國的土地上還有日本的一兵一卒，還有汪精衛，那就沒有什麼和平可言。”
12月26日，蔣介石借中央黨部紀念週之際，發表《揭露敵國陰謀，闡明抗戰政策》的演講，全面駁斥了第三次近衛聲明，揭露了其侵華本質和欺騙伎倆，向黨、政、軍要員表示了繼續抗戰的信心和勇氣。他聲明，汪精衛的出走與政治無關，純屬個人行動。
12月28日，汪精衛再次致函國內，認爲自己的行動同原來蔣通過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談是一致的。“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屬，誠爲不可再失之良機矣。”次日，汪精衛發出著名的《豔電》，建議在日本政府的“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的基礎上與日本進行談判。兩天後該電發表在香港的《南華日報》上，汪精衛終於與國民黨蔣介石公開決裂了。
1939年元旦，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委緊急會議，商討對汪精衛的處置辦法。決議認爲汪精衛“隱匿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質就是通敵賣國，因此決定對汪“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嚴肅綱紀，以正視聽”。
鑑於汪精衛尚在河內，爲了不使他除了投敵別無出路，蔣介石沒有立即公佈對汪的通緝令。1939年2月中旬，他又秘密派遣了與汪精衛頗有淵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專程去河內，給汪精衛等人帶去出國護照和旅費，力勸他們去歐洲。汪精衛卻一心要繼續他的和平運動，將谷正鼎大罵而歸。見事態已不可逆轉，爲了減小對國民黨的衝擊，蔣介石終於同意了軍統的暗殺計劃。3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數名殺手神不知鬼不覺地翻牆進入汪精衛在河內高朗街的住所，不曾想到這個罪魁禍首命不該絕，讓住在他房間的曾仲鳴夫婦做了替死鬼。已成驚弓之鳥的汪精衛急忙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在他們的保護下，秘密逃往上海。
汪精衛原來希望《豔電》的發表能夠得到國內那些悲觀人士，以及那些與蔣介石有嫌隙的西南地方實力派的積極響應，他寄予莫大希望的還是後者。沒有想到，《豔電》一經發表便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蔣介石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擁護。
沒有實權的汪精衛在這一場風波中成爲人們所詬罵的賣國賊，日本人當然也意識到了這點。所以直到一年多以後，1940年3月30日，萬般無奈的日本人才拉出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臺。又過了整整8個月，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認。至此，汪精衛的賣國行爲告一段落。
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1．利用抗日的民族情緒
自武漢撤退之後，國民政府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落後的西部地區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國民政府要完成立國西南進行持久抗戰的既定戰略，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妥善安排：使中央政權能在西部立定腳跟，組織好社會生活，安排好工業生產，調整好主要靠公路的交通運輸與通訊系統，安置好內遷的高等學校與新設置的10餘所大型全公費的國立中學和科學研究機關與文化團體，整頓西部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安頓好由東部轉移至西部的大量難民。
做好這一切工作，不但要充分調動全國的力量，而且要充分協調各方面的工作。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已經激起了各方面的熱情。組織協調好這些力量，既在抵抗日寇侵略中發揮最大效用，又不至於威脅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可能的話還要改造國民黨的隊伍，借抗日輸入新鮮血液，注入生機，久經的蔣介石面臨着比軍事失敗國土淪陷更嚴峻的考驗。
蔣介石深知，政治上得勢必定會推動軍事的轉機，而這些又將他成爲重定乾坤舉國擁護的領袖。在加緊同最具威脅性的對手——中國談判的同時，蔣介石開始從國民黨組織的改革上下功夫，爲將來作打算。
日本在佔領了廣州和武漢後，公開拋棄以前所承諾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1938年11月3日，發表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這實際上是要推翻九國公約所確立的遠東秩序，必然增加與英美等國的矛盾。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對“東亞新秩序”的外交反擊。美英爲阻止國民政府崩潰投降和“東亞新秩序”的出現，12月15日，主動向中國提出貸款援助，分別爲2500萬美元和一千萬英鎊。
就在處境艱難的蔣介石認爲終於有了轉機的時候，在日本的威逼誘降下，國民黨內對日妥協投降分子又活躍起來，以汪精衛爲首的親日集團公開叛國投敵，時局進一步嚴峻起來。黨國副總裁叛逃降日，一時謠言紛起，人心惶惶，國民黨內開始籠罩一種悲觀失望的情緒。爲了挫敗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誘降，澄清因汪精衛集團投降而引起的思想混亂和政治動盪，堅定民心穩定軍心提高士氣，蔣介石加緊了建立自己絕對權威的步伐。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這是國民黨抗戰時期的最高領導決策機構，也是國民政府在摸索建立以蔣介石個人爲中心的對黨政軍實行最高統治的最終形式。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爲便宜之措施”。通過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確立了蔣介石對黨政軍一元化領導的高度集權體制。這種體制既包含了抗日的戰時政治體制的要求，也是國民黨“建國”政治體制努力的方向。那就是以國民黨一黨、蔣介石一人爲中心，實現獨裁。並且在這次全會上還規定了實施《國民抗敵公約》的辦法，其中規定：全國人民以保甲爲單位，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宣誓後如違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嚴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動，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動。
雖然以軍事起家，並終生迷戀武力，但蔣介石並不願以武人面目示人，統治欲極強的他，在場上摸打滾爬了十幾年，對權術之道嫺熟之極，他深知武力難以長久維持自己的地位，要人們服從還必須在武力外下功夫。他構建了自己的一套哲學——力行哲學，並自稱這是對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術的“發揚引申”，“與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術，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相行的。”十年內戰期間，爲了對抗及思想體系，蔣介石承繼戴季陶的思路，極力把儒家仁義道德與三民主義揉合在一起，從孫中山的遺威和傳統文化中爲自己的統治尋求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