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法蘭西立國以來，多有聖賢繼起其間……其言理之深，有過於他國數倍者。……法蘭西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爲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也……”
“法京巴黎，有盧浮宮，爲博物之藏院，藏書極豐，目錄便有千卷之多，每日放門縱令百姓男女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其所蓄中國書籍除《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四書，以及《詩》、《書》、《易》、《禮記》、《春秋》等五經，亦有《樂經》、《孝經》、《幼學》等，此外如儒諸子、道釋雜教、各省府州縣之志，地輿疆域之紀、兵法律例之編、示諭冊帖尺牘之式、古今詞斌藝之刻、經策之學、琴棋書畫之譜、方技百家、詞曲小說，無不齊備，其仰慕聖化，多方求洗荒陋若此……”
“查西洋政制，以中國‘民爲邦’爲圭臬，凡孔、孟以下，民爲邦，民貴君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等，皆爲西國政制之。西國現今政制，非其獨創，查其源，即中國聖賢之道也。《論語》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之‘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德者也，財者末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西國諸君亦爲警言。”
“伏爾泰者，法蘭西之大賢也，有‘法蘭西思想之父’、‘歐洲之良心’、‘啓蒙鬥士’、‘精神王子’之美譽，歐洲諸國無不景仰，今日之歐洲諸國，政治清明。民生富裕，此君指引之力不可沒也。其去世後，以國禮葬於巴黎先賢祠，至今西國諸君於宮室之內，尚懸其像，以爲追思，其身後殊榮若此。查伏氏一生，尊崇孔孟，可謂極矣。其一生著述極豐。內多闡聖教之言，教化法民，其又於室內設孔聖之像，朝夕拜祭。伏氏闡揚之功極大，未幾聖教之論得傳遍歐陸。歐羅巴諸國政制又是一變，皆崇‘民爲邦’之說，遂致富強……”
看到這裡，恭親王已然明白了章的主旨，不由得連連點頭。
恭親王當然不知道，這篇章的作者，是一個從後世來的穿越者。
林義哲的這篇章。純粹是爲“破題”而做，在這篇章裡，他把自己對於中西方化的知識和理解，全都用上了。
在後世。受所謂的“主流史觀”“二分法”的影響，中國的化界將中國暫時的衰落，歸結於中國化。他們在以極高的熱情尋找強國之路的同時，也以極高的熱情去砸爛中國傳統化。以爲毀滅了中國傳統化。中國就可以強盛。對此林義哲一直是持批判態度的。
實際上，中國化催生了藝復興運動和地理大發現。中國的四大發明。是歐洲人定義的名詞。因爲這四大發明對歐洲意義重大。因爲紙張和印刷術讓書籍開始流行。古希臘的哲學、科學、學等書籍，因爲紙張和印刷術，以較低的成開始傳播。在火藥進入歐洲之前，歐洲主要是封建割據的貴族莊園，火藥傳入歐洲後，國王和城市平民開始攻打這些封建莊園，建立起了統一的民族國家。不然，歐洲各國的狀況就如中國戰國時期，一個鄉便是一個小王國，國家四分五裂，國王名存實亡。指南針，則促進了地理大發現。沒有指南針，不可能發現新大陸。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哲學思想成爲歐洲知識界反封建和反宗教的利器，成爲歐洲啓蒙思想運動的一個重要思想動力。在宗教的歐洲，人的心靈是神的奴隸，人們以爲心中如果沒有上帝，便有罪惡感。然而，中國儒家化中的無神論和理性主義，讓歐洲人看到了一個不信仰上帝的國度，人民有着積極向上和快樂的心靈。這促進了理髮主義哲學的思考。儒家化中君爲輕，民爲重，民心決定政權的思想，成爲歐洲民主思想的源頭。
而現在，林義哲正是要藉着這些歷史事實，來實現自己的破冰壯舉，打破中國人思想上的束縛！
林義哲在中擡出了法國啓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家伏爾泰，因爲伏爾泰極力推崇中國化，曾感嘆：“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林義哲在中專門提及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裡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矇騙的味道。”“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以及伏氏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爲中國人的徒弟”。當時法國主要哲學思想流派都從中國哲學中汲取很多營養，推動法國的思想啓蒙運動。林義哲在中還提到百科全書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羅曾這樣評價中國：“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林義哲還提到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也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中國化和哲學的影響。以及歌德對中國化也極力推崇，他大量閱讀來自中國的著作，學中國詩的體裁做詩，學寫中國字。
林義哲還提到許多歐洲人尤其是當時的上流社會，都以學習中國風格爲榮，繪畫、室內裝飾、建築、傢俱、瓷器、紡織品等都模仿中國的風格。他還把法語中有一個專有名詞iserie（即“中國風”或“中國熱”）來形容西方學習中國化的浪潮，並說在英法普三國，仍然有許多建築顯示出中國的烙印。
在章中，林義哲認爲，西洋諸國“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把西洋明的全部成就，都歸功於孔孟聖賢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釋”了西洋人爲什麼會懂得中國的聖賢之道：“蓋彼之賢哲傾心仰慕聖教，百餘年來力行推廣教化，西國政制爲之一變，遂有今日之國強民富”。
林義哲在中指出，正是洋人能夠將他們所瞭解的聖人之道發揚光大，因此洋人才在明層面上步入了更高的境界，並創造出一個個雍容齊整繁榮昌盛的國家來。
這樣，林義哲在中不但成功的消解掉了西方明給中國傳統的認識結構所帶來的衝擊，而且還重新獲得了對中國傳統化的信心——西洋明愈強盛，就愈能“證明”中國“聖教”輻射四海的強大！在中的最後，林義哲強調：西方明越是先進，就越能證明“聖教”的光榮正確，也就越能證明我泱泱中華“用夏變夷”的能力之強大，愈能證明我泱泱中華是當仁不讓的“天下”明的中心！
按照這個邏輯，林義哲還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樣是中國“聖教”的產物，那麼，中國可不可以學習西方明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不但要學！而且必須得學！
林義哲在中認爲，西洋諸國之所以較中國富強，是因爲他們從中國“聖教”當中汲取了營養，並且將“聖教”發揚光大了，因爲“聖教”放之四海而皆準。
而中國現在要學的，就是洋人發揚光大以後的這些東西！
爲此，林義哲專門舉了火藥的例子：火藥來是中國人發明的，在中國土，最早是用來做鞭炮的，後來用到了軍事方面，出現了火銃、火炮等武器。而火藥武器傳到西方之後，西方拿來進行了“發揚光大”，製成了“開花大炮”，“摧城裂石”，“無往而不利”，“爲中土所無”，對於這樣“源自中國”的東西，中國拿回來“取用借鑑”自然沒有任何問題——而且現在中國都已經開始這麼做了。那麼，對於諸如西洋諸國政治、經濟、化方面“由聖教發揚光大”的東西，參考借鑑甚至於直接拿來用也都不應該存在任何障礙！
天朝是世界明的中心，不努力學習以趕上和超越西方，怎麼能夠體現出天朝的優越性出來？！
行至此，林義哲自己險些都被自己弄出來的這個強大得有些詭異的邏輯給雷倒了。
但在這個保守頑固勢力異常強大的時代，他也只能用這樣的辦法了！
爲了給自己的章增添份量，在章的最後，林義哲還附上了一首法詩和中譯解。這首詩的伏爾泰讚頌孔子的：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說，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開啓心靈，
他的講話只是一個聖人，
從不是一個先知，
然而人們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國土一樣。”
PS：??擁擠不堪的公交車上，年輕男孩緊緊的摟着才下班的女友在耳邊承諾：“現在的你肯跟着我一起擠公交，委屈你了。以後我一定讓你坐上我的車接你下班回家。”三年後，同樣的地點，女孩感動的望着駕駛座上，那個言出必行，曾對自己許下承諾的男孩，他通過三年的努力，終於成爲了這班公交車的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