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和海關總局的成立，讓米柱十分欣慰，從此讓大明擺脫單一稅收來源的局面。
偌大一個帝國，單靠農業稅，六千萬人的世界第一強國，光靠土裡刨食，指天賜飯吃，同時期的西班牙帝國、荷蘭、葡萄牙等，憑藉龐大的海外貿易，收入不在大明之下。
這龐大的收入，讓他們可以組建龐大的艦隊，龐大到歐洲容不下，遠征非洲、美洲、亞洲爲子民打下廣闊的殖民地，殖民地則反哺祖國，讓他們更加富有和強大。
大明地處富饒之地，作爲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他們被小農思想害慘了，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它的，都是荒蠻之地，他們攻下了烏斯藏、奴爾幹、安南地區，都因爲距中土太遠，耗費糧響無數，因爲要節省軍響，從而戰略收縮的放棄。
連荒蠻韃子都知道安南乃藩屏之地，不服打到服，不朝貢稱臣，打到朝貢稱臣爲止。
米柱作爲這時代的舵手，有必要解決這一點，要解決這一點，就必須把大明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大明不再靠土地刨食，目光就會轉向商稅，就會轉向海外。
當商稅超過農業稅，成爲賦稅的主力時，官員們就會看不起農業稅，從而把商稅視爲主力。
米柱原來生活的時代，早己廢除了農業稅，國家反而對農業進行補貼，所以米柱看見大明，全靠農業稅支撐，只覺得坑得要死，這也太挫太原始了。
如果他告訴這一羣有識之士們，農業是不用收稅的，反而要進行補貼，相信這是一個瘋子看瘋子的局面。
米柱拋出了他的計劃，孫承宗當即表示，執行由米柱負責，他負責在朝中應援。
此時朝中還沒有通過新稅法呢？每一條稅法的實行，必須由朝廷中官員提出，內閣通過，司禮監用印之後以聖旨宣佈，然後曉諭天下，各承宣布政使司不反對，這才獲得通過，成爲新法。
米柱私下研究過大明滅亡的原因，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是財政危機。
國家財政困難，導致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
沒有錢賑濟災民，饑民作亂;沒有錢發軍餉，飢兵作亂。
饑民與飢兵結合，導致大規模的國內叛亂。
政府軍缺乏戰鬥力，導致國家既無法消除外族入侵，也無法肅清內部叛亂。
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
如此惡性循環，大明最終不可避免走向滅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但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呢?
爲什麼會發生財政困難?難道說，象大明這麼一個當時世界上，經濟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要知道，華夏曆史上許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尚且遊刃有餘。戰國時期的諸國就不必說了，趙國、秦國，許多次戰爭都動用幾十萬大軍，以後的三國、五代十國等等，都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反觀明末，不說名義上軍隊數量多少，真正實質意義上動用軍隊十萬進行一次戰爭，已經是接近極限，超過十萬一點還可以，如果接近二十萬，則國家財政就已經無法維持。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一個耕地面積十億畝以上，人口接近六千萬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少到連招募二十萬真正有戰鬥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這樣的賦稅收入，只能說已經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這隨之而來的又是如下幾個問題：
爲什麼在大明朝初期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爲明初的經濟比明末更發達，明朝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這顯然背離了事實。
米柱手上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大明的經濟，越到後期，就越繁榮發達。
萬曆時期，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明初與之相比，望塵莫及。即便在連續發生了自然災害的萬曆後期，儘管相對於萬曆初期，經濟有所衰退，但在總體上，遠遠高於明初，則是不成問題的。經濟是更繁榮了，生產力是更發達了，而國家的財政，卻是更加困難了，這是什麼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那麼，明朝末期的財政困難，自然是因爲國家的賦稅，沒有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了。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了困難，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還有一點，如果說賦稅收入，沒有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那麼至少每個人感覺到的稅收壓力，應該遠遠低於明初吧?可爲什麼反而明朝末期，到處都是一片對賦稅過高的抱怨，到處都是叫苦連天的聲音呢?
如果說，是後來增加的軍餉，或者額外的加派過多，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時期，修建紫禁城、營建武當山建築羣、鄭和七下西洋、五十萬大軍五次北伐蒙古、幾十萬大軍屢次南征越南，這幾個事件，隨便單獨拿出一項來，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就遠遠高於崇禎時期所有的賦稅收入、遼餉剿餉練餉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額外的加派的總和。
但爲什麼明成祖時期，百姓對負擔雖有一定抱怨，總體上卻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社會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賦稅，造成的反對聲音，會這麼巨大?
大明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大明的稅收，幾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增加!實際上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減少，商業稅減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們對任何一次增稅的行爲，都叫苦連天，以致於當政府試圖增加賦稅時，阻力重重。
縱觀明初至正統年間，明朝稅收大致在1500至2200萬兩，土木堡之變，中央政府軍戰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有心無力，地方官員武將開始圈佔土地，軍戶逃亡嚴重，軍事中心由中央變爲邊防軍，正德年間稅收只有600至800萬兩，到嘉靖年間北方和南方同時遭到攻擊，稅收更低，全年稅收不會超過400萬，並且邊防軍開始出現拖響，軍力嚴重下降，無法抵禦蒙古軍隊。
隆慶年間，俺答封貢，北方安定，稅收有所增加，萬曆張居正改革，國庫年餘400萬，以後兩朝穩定發展，崇禎時期內憂外患，財政出現赤字，加派三響，稅收在800至1000萬，但是全國的土地多半在官紳手中，很少一部分農民承擔了全國的稅收，使得這些農民相繼破產，加入流賊，加速明王朝的滅亡。
米柱調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數據，調出了大明曆年曆代收入的明細，畫出了一張曲線圖，這一張曲線圖令人一目瞭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問：“爲何二百年前，大明歲入可達上千萬之巨，而現在，反而越來越少？成祖之年，動輒打仗，大搞建設，還有剩餘，而今之世，國家居然無法調動二十萬以上的軍隊？”面對這嚴峻的問題，連他這頭腦簡單的人都明白瞭然，更不用說朝中諸公。
趙南星道：“國朝之初，宗室人口不過幾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達數十年，俸祿極高，又免稅，國家收入自然極少。”
宗室開支確是大財政一大難題，但絕對不是主要的。
孫承宗道：“趙相公！本官就不問你，現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開支有多少，擁免稅田畝多少？如果趙相公想知道，隨時可以來戶部查，數字是不會騙人的。”
趙南星臉上一紅，他說道：“新稅法與宗祖家法有極多衝突之處。”這年頭，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擋住許多問題，與祖宗家法有違，就是不行。
孫承宗道：“有衝突？沒有呀！新稅法中，沒有一條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從祖宗家法之訓，重拾祖宗榮耀，太祖爲何規定進士、舉人、秀才的免稅田畝？因爲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對國家是負有責任的，但是到了後來，變成了全免，這纔是有人爲了一己私利，公然違抗扭曲祖法，以致國家財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國勢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畝，清點田冊，徵收商稅，在所必行。”
韓爌嘿然道：“孫大人身爲翰林學士出身，卻一味導君逐財，與民爭利，這是爲人臣所爲？”
孫承宗道：“本官身爲計相，所做者，是用盡一切之手段，爲大明開源節流，本官不像韓大人，解決財政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請開內帑。”
韓爌怒道：“你！作爲一翰林學士，汝只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