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一章解釋
兩人聊了一陣詩詞，一陣佛法，終於還是聊到了時政。
道隆大和尚宣了一聲佛號，對文彥博說道：“相公，有件事情，不知道該不該求請。”
文彥博笑了：“和尚過於熱心，怕是成不得佛子。”
道隆臉一紅：“相公說笑了，說起來，這事情也是功德。”
文彥博點頭：“什麼事？”
道隆說道：“是這樣，天師府，大相國寺，御藥局，太醫院，聯手推出了不少新制成藥，相公想必知曉吧？”
文彥博點頭：“是，家中也常備着消熱散，風油精，怎麼了？”
道隆說道：“這些東西，如今也盡入市易司，我們幾家，本就無需向市易司賒貸，無需向市易司購置藥材，又是在京中本地生產，不屬於外來貨物。所以不管從哪一條上說，都沒有納入市易司管理的理由吧？”
文彥博問道：“這些成藥，也歸市易司了？”
道隆點頭：“是，而且市易司將藥收去後，價格立刻擡高了兩成。”
文彥博站起身來，怒道：“豈有此理！”
道隆之所以要告狀，是因爲有更深沉的原因。
蘇油和道隆是忘年交，當年蘇油還是個剛進汴京的頑皮孩子時，兩人就有了交情。
京東路開始丈量方田，大相國寺的寄田那叫一個多。
於是道隆向蘇油問計。
蘇油早就跟道隆說過，天下田畝均需納稅，這纔是正理。沒道理和尚和天家一個待遇。
大宋皇室很多人信佛，民間也多有捐田捐土的，有識之士莫不側目。
因此蘇油給道隆和尚劃出一條路，大相國寺今後不從寄田取食，一樣繳納賦稅，真正的收入其實可以來自其它地方。
醬菜園子，成藥，文殊坊糕點。
這三樣都和汴京市民生活息息相關，要做的好了，收益遠不下那千頃不納賦稅總被朝廷正義人士惦記的寄田。
蘇探花給成藥定下的價格都是很有講究的，比如頭痛散一包十八文，金靈丹一瓶三十八文，風油精一瓶六十八文。
價格一擡，貌似生產者沒有吃虧，但是等到銷量一下來，那損失就大了。
文彥博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四通商號呢？他們是如何做的？”
道隆說道：“這個大和尚就不太清楚了。想必受損不小吧。”
當然受損不小，不過四通商號的產業衆多，雞蛋早就沒有放在一個籃子裡了。
首先奢侈品銷售並不受什麼影響，買得起那些高級貨色的玩家，就不在乎多兩成的價錢。
蘇油指示四通商號，正好了，打着讓利的旗號，給奢侈品們再定個檔。
就像後世一些奢侈品，一樣有讓工薪階層咬咬牙也能買得起的系列一樣。
其次四通商號如今在荊湖，蘇北瘋狂投資基建，田土，港口碼頭，這些纔是大宗。
還有就是軍品，這個直接和樞密院進行撥款結算，壓根就不經過市場。
還有裝修行業和舊房改造，市易司也干涉不了。
市易司能夠干預的，還是四通的一些低端低價值產業。
不過對酒類行業的打擊，那是相當大。
四通商號的利潤其實不在酒，而在酒麴。
酒類行業遭受打擊，酒麴自然也就跟着倒黴。
不過蘇油指示了程文應和史洞修，我們不在這上面爭。不管利弊吧，新法首先是國計，不是你們商賈可以干預的。
所以只能由大佬們去鬧，但是不能由你們去出頭捱打。
史洞修還頗爲心痛，程文應看了第一期損失報告之後，嘴巴一撇，又在幾個州府開立了新舊鈔兌換櫃檯。
說起來這點損失，還不就是錢莊幾個兌換櫃檯的事兒！
但是物價的無情上漲，影響到的是貨幣投放量，四通商號統計司正在和皇宋銀行一起進行繁複的統計計算，到底今年京中的流通貨幣該是多少，才能不造成銀行重大損失。
文彥博當然不懂這些，他只能看到市場上表現出來的現象，回到家中，寫了一封奏章。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務於御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徒損大國之體，只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
趙頊將王安石招來：“市易賣果實，審有之，即太繁細，令罷之如何？”
安石回答道：“市易司因爲小老百姓上爲官司科買所困，下爲兼併取息所苦，投狀到官府，乞求借官錢出息，行倉法，銷售果子，同時承擔納官果實。”
“自立法已來，賣果子的小販們收入都比以前增加了，支付給監督的行人俸祿，比以前支應官府所需和兼併者的盤剝，所費減少了十之八九，同時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
“這些都是逐一找人提供供狀，案驗事實得到的結論……因爲他們都是貧民，沒有抵當，所以派遣本務差人，逐日收受合納官錢，市易司並沒有參與到賣果實的生意當中。”
然而右司諫王覿上言：“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儈胥徒。”
牙利，就是牙行的交易中介費，一般爲交易額的百分之五。
但是王安石或者是沒搞清楚這裡的區別，也可能是故意混淆事實，將之歸於“合納官錢”。
市易務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錢一樣，作爲市易務胥吏的俸祿支出。
牙錢並未計入政府的財政收入，而由市易務支配，落入官員胥吏的腰包。
然而事實上，汴京以前的牙行，牙錢只是針對有求購或者求售的商賈，算作提供信息，牽線搭橋的手續費介紹費，而不是升斗小民賣個水果都要繳納的市場準入費！
所以文彥博的奏章裡還說：“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麪，駔儈所得，皆榷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逮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
這是說市易法改變了傳統的大商批發、小商零售的市場結構，於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必然產生強迫客商、抑勒配賣等弊端。
這個現象，在汴京釀酒業上，已經體現出來了。
趙頊也認爲市易務應該主抓批發，零售太細碎，有傷國體。
王安石耐心解釋道：“今設官監酒，賣一升也是賣；設官監商稅，收一錢也是收，難道就不細碎？但是大家爲什麼不以爲非呢？因爲他們習慣了。所以只要習慣了，就好了……”
“爲政，應當只論所立之法，於百姓，於大宋，是有利還是有害，而不應當以其瑣碎就廢除。”
對於趙頊“與民爭利”的顧慮，王安石也有解釋：“至於爲國之體，摧兼併，收其贏餘，以興功利，以救艱厄，乃先王政事，不名爲好利也。”
最後王安石反過來批評趙頊：“市易務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個片區，這樣的小法令太多太多，陛下要是在這些小事情上檢察太苛，會讓臣子產生畏縮情緒，不敢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