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七、七雄戈戟亂如麻
1913年4月8日，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正式召開，臨時參議院也於同日宣告解散。
之前臨時國會只有參議院一家，議員人數也相對較少，所以一直借用前清資政院舊址辦公。——當然，這個地盤原先也不是資政院的，而是京師法律學堂的校舍，因爲京師法律學堂與京師法政學堂、京師財政學堂合併組建北京法政專門學校，這個校舍就空了出來，正好改爲資政院會場。——現在正式國會卻有參議院、衆議院兩家，人數已經逼近千人大關，自然不可能再擠在一起開會。
早在去年國會選舉之初就有聰明人想到了這一點，報經內閣和大總統府批准後，決定人數較少的參議院仍然使用前清資政院舊址辦公。至於人數較多的衆議院，則利用資政院東側的原財政學堂校舍改建成一座會堂，作爲衆議院的辦公地點。會議首日就選在這裡召開。
這一日風輕雲淨陽光和煦，京城大街小巷都懸掛着五色旗，頗有後世國慶節的氛圍。從上午9時起，議員們就身着特製禮服，陸續來到衆議院新落成的會場。孫元起作爲中央學會會長、社會名流，也被應邀列席典禮。
午前11時，國會開幕典禮正式開始，拱衛軍鳴放108響禮炮以示致敬。隨後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施愚報告國會召集經過，並代表全體議員公推議員中年事最高的雲南參議員楊瓊擔任會議臨時主席。
話說楊瓊這個人比較有意思。他生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據說是少數民族（白族）。不知道是時乖命蹇考場蹉跎，還是後知後覺大器晚成。直到四十五歲時才勉強考上舉人。要按現在的公務員招考條例，縱使他有博士學位，也會被擋在門檻之外。好在清朝對公務員的年齡要求比較寬鬆，他順利進入仕途，並擔任晉寧州學正等職。
但他很快又從官場脫身，轉而投身教育事業。庚子國變後，全國大舉興辦教育，他已經年近六旬。依然奉命出使日本考察學務，並從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班畢業，回到雲南繼續從事教育。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孫元起倒很想邀請他到經世大學做以場演講，好好談談他的求學經歷，讓學生們真實體會到什麼叫“學無止境”、什麼叫“老當益壯”。
緊接着是袁世凱特派代表、總統府秘書長樑士詒登臺致賀，並誦讀袁世凱的頌詞。聲稱：“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此實四千餘年歷史上莫大之光榮，四萬萬人億萬年之幸福。世凱亦國民一分子，當與諸君子同深慶幸！”最後還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民國國會萬歲！”彷彿前幾日提議暫時關閉議會是另外一個人，這不由得讓孫元起感到陣陣惡寒。
雖然國會已經召開，但你千萬別指望能像後世那樣十多二十天就勝利閉幕。在真實歷史中。這一屆國會從4月8日開幕，到10月7日選舉出黎元洪爲副總統，正式完成所有議程，前後整整花費了六個月的時間。在這半年時間裡，他們不過就是選舉了議會議長、民國大總統副總統。通過了內閣名單而已。
這哪是什麼選舉？分明就是熬鷹！
縱觀中國歷史，估計只有號稱“史上第一拖拉”的兩院院士增選。才能在拖沓程度上和這屆國會一拼高下。兩院院士增選從1991年後步入常態，兩年增選一次，增選在奇數年舉行。選舉從元旦發佈提名候選人通知算起，經過提名候選人、歸口部門遴選、院士評審、選舉等四個環節，非得等到十二月份才姍姍公佈，前後足足花費一年時間。而後還要休整一年。彷彿每次增選都傷筋動骨，非得調養一年才能恢復元氣似的。足見其拖拉程度！
最初孫元起還一而再、再而三地號召本黨議員積極推動會議的進程，但很快他就轉而萬分感謝國會選舉的拖沓，因爲接下來發生的三件大事，讓他充分認識到在民國初年擔任內閣總理是件多麼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按照時間順序，第一件大事是四月底、五月初白朗叛亂的日趨嚴重。
去年年底，時任河南都督的張鎮芳爲了避開孫元起，離開省會開封親赴豫西南一帶督導大軍剿滅白朗叛匪。事實證明，由一個不諳軍事的都督來指揮平叛完全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
白朗利用本身騎乘騾馬、沒有輜重的速度優勢，在北自開封府禹州、南至桐柏山一帶廣袤的丘陵地帶縱橫決蕩，甚至一度沿着蔣作賓麾下湖北第一混成旅的防線，切入到了湖北德安府的隨州地界，嚇得正忙着整軍的段祺瑞一身冷汗。面對飄忽不定的叛軍，張鎮芳不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反而根據各地報告的匪情，命令部隊跟在白朗匪軍屁股後面四處圍追堵截，使得參與圍剿的各部北洋軍、巡防營疲於奔命，不時被白朗抽冷子剿滅一部分。張鎮芳剿匪不成，反而變成了運輸大隊長，贈送的武器彈藥讓白朗叛軍日益強大。
到了今年四五月間，白朗叛軍擺脫豫、鄂兩省官軍的兜剿，突然揮師北上，利用長途奔襲一舉攻克唐河、禹州兩座縣城。此時白朗軍已經擴大到五六千人，半數兵員擁有快槍，甚至還有一批機槍和六尊大炮。隨着隊伍聲勢日漸浩大，各地大批災民、散兵遊勇、綠林好漢紛紛加入其中。根據孫元起的情報，連日本人和南方革命黨都曾秘密派人與白朗進行商談，儘管具體細節不得而知，但意圖合作的目的卻昭然若揭。
眼見白朗叛軍在豫西坐大，並大肆剽掠。正在京中參加國會的河南省議員鄭重地向袁世凱提出了質詢案。現在大總統選舉八字還沒一撇，袁世凱自然不敢節外生枝。只好不顧兵力、財政雙重緊張，抽調直隸山東兩省的北洋勁旅對白朗叛軍進行大規模圍剿。
第二件大事是民國政府面臨巨大財政困難。
到了四月份，民國政府國庫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借款不僅抵無可抵、押無可押，甚至連合適的藉口都找不到。4月10日，財政、海軍兩部以訂購艦艇的名義，分別向德商瑞記洋行和奧地利下奧證劵公司分別借款120萬英鎊和200萬英鎊。其實哪是買什麼艦艇？就是國庫沒錢，財政瀕臨崩潰。借用這個名頭來借點錢來接濟一下。
迫不得已，民國政府不得不重啓之前唐紹儀與六國銀行團商談的善後大借款。或許袁世凱是想要一勞永逸，此次借款金額竟然高達2500萬英鎊。正因爲借款金額巨大，六國提出的條件極爲苛刻，比如債券9折出售，借款指定用途，借款要事前扣除各項賠款外債。以全國鹽稅及關稅餘額爲擔保，審計用途須聘請洋人爲顧問等等。所謂“人窮志短，馬瘦毛長”，條件再苛刻，袁世凱也只能咬牙認了！
不知是袁世凱擔心夜長夢多，想要儘快辦妥此事。還是擔心國會從中阻撓，所以故意繞開國會，簽訂這麼鉅額的借款合同時居然沒有經過國會同意！而且合同中規定要聘請洋人作爲財務顧問，偏偏眼下俄國正慫恿外蒙獨立，全國上下都在極力拒俄。袁世凱卻要逆施倒行聘用俄國人，如何不激起國會議員和全國民衆的強烈反應？更不巧的是在簽約次日。發生了第三件大事，即剛當選參議院議長不久的宋教仁離奇地在寓所裡被人暗殺。
宋教仁遇刺消息一傳出，頓時全國爲之震動，孫元起也忍不住喟嘆歷史車輪的強大慣性。參衆兩院更是怒不可遏，將其視爲對國會權威最嚴重、最惡劣的挑釁，責令大總統袁世凱與內閣總理趙秉鈞限期查辦此案，給國會和全國民衆一個交代。正在日本考察鐵路的孫中山聽聞消息也極爲悲痛，立即由長崎致電國民黨北京本部和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兇犯，以謀昭雪。至於他爲何只致電黨內，而不致電大總統府、國務院和議會，箇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了。
蹊蹺的是，就在趙秉鈞爲破案焦頭爛額之際，兩名兇手先後在天津日租界和上海被擒獲，供詞矛頭直指袁世凱、孫元起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捕的是名青年，據信是經世大學在校生、新中國黨黨員，聲稱爲掃除新中國黨執政障礙、報答孫先生的厚恩大德，所以才秘密聯絡同志之士聯手槍殺宋教仁。孫元起倒是很想去天津看看這名學生，結果還沒動身，該名學生便死在監獄中。報紙上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是畏罪自殺，有人說是嚴刑逼供傷重而死，還有人猜測是孫元起殺人滅口。
而在上海被拿獲的則是北洋出身的老兵油子，前不久剛剛被裁撤出軍隊。他參與謀殺宋教仁是因爲宋教仁密謀策劃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所以他想爲四萬萬同胞除去此元兇大憝。隨着審問的一步步深入，他與總理秘書洪述祖商議刺殺宋教仁的來往函電也逐漸浮出水面。
很快，兩名兇手的供詞以及與洪述祖之間來往函電作爲案件主要證據，被分別發給大總統府、參衆兩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及各大報館。國民黨報紙是全文刊登，而新中國黨和北洋系媒體則是極力闢謠，並進而指出宋教仁遇害是國民黨內訌，死於自相殘殺，這些證據純屬捏造，目的是想栽贓陷害。對此全國民衆的反應是，如果證據屬實，那麼趙秉鈞乃至袁世凱都難脫干係；至於孫元起，應該不會參與到這件事中，即便那名學生真的是兇手，那也是個人行爲，和孫元起無關。
或許，這就是好名聲的益處吧？
證據公佈後，孫中山馬上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迅速返回上海，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召開會議，極力主張以武力討伐北方，爲宋教仁報仇雪恨；並把袁世凱善後大借款理解爲意在擴大北洋軍隊，企圖以武力解決南方革命勢力。國民黨應該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先發制人。
但國民黨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比如黃興就傾向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在他看來，以現在國民黨手中掌握的武力，北伐根本毫無勝算。現在國會正在召開，宋案的證據又在我們手中，如果真要想爲宋教仁報仇雪恨，那就攜帶證據北上在國會中彈劾趙秉鈞乃至袁世凱，豈不事半功倍，更加穩妥？
當然，以黃興爲首的法制派和以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爲中心的政黨政治派因爲主張以法律手段解決問題，被居正、馬君武、李烈鈞等人毫不留情面地冠上了“親袁派”的罪名，並加以嚴厲批判，甚至威脅開除黨籍！
至於內閣總理趙秉鈞，被潑上污水之後，不得不發表通電爲自己辯白。可惜收效甚微。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他不得不向袁世凱提交了辭呈。
聽說趙秉鈞提交了辭呈，孫元起反而忐忑起來：這三件事攪和在一起，完全就是政府軍事、財政、政治全面崩盤的節奏！如果袁世凱批准趙秉鈞辭職，提名自己擔任總理的話，自己能應付得了這麼複雜的局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