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九、橫拖長袖招人別
當然，表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要知道袁世凱最看重的就是大總統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則是有人挑戰他的權威。而現在要求先制訂限制總統權力的憲法、再選舉總統，相當於同時觸犯他的兩大忌諱，其危險程度不亞於捋虎鬚、批龍鱗。
當初新中國黨之所以能迅速壯大，關鍵一點就在於他在北洋系與國民黨之間取折中態度，不激不厲，志氣和平。現今要是如此公開表態，等於是當面鑼對面鼓地與袁世凱叫板！
孫元起轉念一想，又覺得“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自己要做總理，以後與袁世凱這個大總統之間的正面衝突必然不少，反正將來也要開罪與他，現在表表態又有何妨？
雖然在針對國民黨“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孫元起和袁世凱心照不宣，一個取江蘇、安徽、江西，一個取湖南、廣東，最後兩家都皆大歡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親密無間。其實雙方在私底下的交鋒也是刀光劍影，比如袁世凱收買龍濟光的濟軍東下廣州、孫元起委派蔣志清的海軍攻略蘇北等。可以想見，以後雙方明裡暗裡的爭端會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決策，前有國民黨遮風避雨，後有北洋系擋槍背鍋，新中國黨可以含糊其辭左右逢源。現在國民黨已經大廈將傾，北洋系開始步步緊逼，新中國黨作爲中國政壇唯一能與北洋系對抗的力量，還能再繼續模棱兩可麼？尤其是憲法制定，更關乎孫元起這個總理的職權大小！
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南京臨時政府採取的是總統制，即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總攬一切政務。對臨時參議院負責。待到南北議成，政府北遷，在同盟會主導下臨時參議院急匆匆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瞬間變總統制爲責任內閣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凱這個大總統的權力。袁世凱當時爲儘快登上大總統寶座。對此也就捏着鼻子認了。
但隨着時間遷移，袁世凱越來越覺得《臨時約法》對於自己的束縛，感覺手中權力根本不夠自己施展才華，迫切需要制訂一部新憲法來取代《臨時約法》。與此同時，國民黨也大聲疾呼要求制訂一部適合時代潮流的新憲法。雙方對憲法的制訂都十分重視，認爲憲法是國家的基礎。一字之出入，或關係於國本之安危；一語之增減，或關係於民主之消長。但雙發在由誰制訂、如何制訂、何時制訂、內容如何修訂等具體細節上卻發生了巨大沖突。
比如由誰制訂的問題。國民黨要求由參衆兩院選舉出專門委員會，參照國外已有憲法，擬定草案後交由國會審閱、修改通過。袁世凱對此則大表反對，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國內適合起草憲法的學者未必都在國會之中。既然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就應該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總統府內設立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從全國範圍內遴選憲法學者專門從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擬定後再交由國會審讀表決不遲。
再比如何時制訂的問題，這也是眼下國會爭論最焦點的問題。袁世凱等人之所以要把憲法制訂拖延到總統選舉之後，其要害就在於那時候可以利用總統威權對憲法內容進行隨心所欲的修改。而國會再無掣肘之處。萬一袁世凱制訂出憲法規定大總統有任意解散國會與內閣的權力、組織內閣無需取得國會同意等條款，那時候孫元起哭都沒處哭去！
孫元起斟酌良久後說道：“如任公所言，憲法未定而先選總統，確實有些本末倒置！既然前期參衆兩院選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三四個月努力，已經草擬完成憲法草案，那就應該儘快交付國會審議，使得咱們國家早日成爲正常國家。否則國家根本大法叫《臨時約法》、國家最高元首叫臨時大總統，像什麼話？”
梁啓超笑道：“袁項城何嘗不想早日去掉‘臨時’二字？只是他想讓‘大總統’的‘大’字名副其實，否則他若只滿足於虛有其名的總統之位，這世間不知會少多少紛爭！”
蔣百里道：“有段數來寶說得好：剛得飽來就思衣。房中缺少美貌妻；騾馬成羣田千頃，又怕無官被人欺；五品六品官太小，三品四品位太低；當朝一品爲宰相，還想面南當皇帝。袁項城仕宦三十餘年，自行伍士卒做起。外則至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內則至軍機大臣、內閣總理，可謂歷經榮華富貴。如今又在大總統位置上坐了一年多時間，已經升無可升、賞無可賞，現在的進步只剩下多攫取些實權而已，除此之外還能有念想？總不能還要登基做皇帝不成？”
出乎蔣百里意料的是，在真實歷史中，最終袁世凱還真就走上了面南當皇帝的末路！
“是啊，衣食不愁想當官，當了皇帝想神仙；成了神仙想玉帝，做了玉帝想佛山。人的慾望什麼時候纔能有個盡頭？”說到這裡孫元起內心也不由得怵然而驚，開始自我警醒道：“遙想十多二十年前，孫某的願望不過是在京城安家落戶、娶妻生子然後平穩度過此生而已，誰知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後在時代大潮中苦苦掙扎，成爲功名利祿的奴僕，再難記起當初的樸實想法。每當想起，便覺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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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元起所說的“失足”，是指某年某月某日閒得蛋疼闖到馬神廟轉了一圈，結果造化弄人，從此與以前的世界徹底拜拜，只好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清末打拼。而梁啓超、蔣百里所理解的“失足”，以爲是孫元起踏足官場，從此失去自由之身，不能再在學界叱吒風雲。
梁啓超連忙勸慰道：“百熙你學究天人，別開生面，影響深遠，他日在本朝學案上必然處於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一代宗師地位！既然已經開宗立派，百熙你就不必太過株守，否則百年之後也不過就是在國史《儒學傳》、《疇人傳》中留一姓名而已，何如在本紀、立傳中佔據一席地？再者說，古往今來能在學術上稱宗道祖之人，在官場也必然有一番大成就，這才能相得益彰、流傳百世。
“遠的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說，即便是周遊列國屢遭困厄的孔夫子，也曾擔任過魯國的司法總長（大司寇）。像董子（董仲舒），曾做過數任地方行政長官（江都國相、膠西國相）；像韓子（韓愈），曾做過陸軍次長（兵部侍郎）、京兆尹等要職；王陽明出則平亂、歸則講學更不必說。這就是所謂的‘通者無所不通，能者無所不能’！”
蔣百里也勸道：“百熙總理自從政以來，所施仁政惠及萬民，其功德遠過於開壇宣教，何來‘失足’之談？學而優則仕，古來明訓。百熙總理應該以天下蒼生爲念，勉力從政，不可中道而輟！”
孫元起知道自己的事情和他們兩人講不清楚，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任公、百里所言甚是，現在國家形勢如此，凡我國民都應以國家興亡爲己任，勉力前行，不可中輟，甚至不能放任追求自己的愛好。像任公爲國家政策制定權衡得失利弊，百里受命研究某些軍事課題，未必都是自己興趣所在。但爲了國家需要而辛勤努力，這便是國家得以發展、民族得以復興的動力所在！”
三人又交談片刻，孫元起以“秋深露重”“工作繁忙”爲由作別梁啓超、蔣百里二人，匆匆返回城中，着手佈置攻略福建和國會鬥爭事宜。
按照之前與楊度商定的方案，攻略福建前期不能引起袁世凱的注意，最好是“悄悄地進村，打槍地不要”，悶聲發大財便好，不需要什麼花哨喧鬧的動作；等後期袁世凱發現時，福建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他再想插手爲時已晚。
相比之下，國會鬥爭作爲攻略福建計劃的掩護，則要儘可能吸引袁世凱的視線。所以在第二天，孫元起御用報紙、新中國黨官方喉舌的《政經日報》便在頭版頭條發佈消息，聲稱此次國民黨倡亂於南方，不少國民黨籍議員也在國會中信口雌黃，響應獨立，於情於理都應加以懲戒以儆效尤，因此提議國會嚴肅懲處國民黨，革除部分有不當行爲、不當言論的國民黨激進派議員。
隨後，部分新中國黨議員也面見袁世凱，提交了驅逐違憲議員提案的草案，並就此提出若干點意見。根據新中國黨議員的意思，就是必須先處置國民黨、革除某些議員才能選舉大總統，否則將無法準確表達全體國民的意願，也違背了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新中國黨的這一行爲既像是關愛呵護袁大總統，確保袁大總統順利登位，又像是對國民黨落井下石，想對國民黨趕盡殺絕，還像是故意阻撓國會召開，拖延大總統選舉時間。
就在袁世凱琢磨不透孫元起葫蘆裡賣什麼藥的時候，新中國黨突然又在國會中提起一個議案，要求憲法起草委員會盡快將擬定草案提交國會表決。袁世凱這才幡然醒悟：原來制憲纔是孫元起的殺手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