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淩河戰後,明、金雙方就各忙各事,平行發展。皇太極在東西兩線招降納叛,崇禎皇帝則在東西兩線忙着平叛,兩人都有點應接不暇。
皇太極做得很成功,自己爭氣,加上運氣好,一路高歌猛進,輕鬆登頂。
崇禎的工作做得也差強人意,山東孔有德的“官匪”被趕到海里,西北的“土匪”也被趕入山中,民變第二代領袖人物高迎祥、蠍子塊、張妙手等人或死或降,形勢似乎有所好轉。
就在此時,明金兩條主線出現了一個交點。
皇太極稱帝后不久,就派阿濟格率軍入塞虜掠,時間在崇禎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六月底。
後金這次用兵的目的仍然是爲了議和,方式是炫耀武力。
自從明金交戰以來,後金國內物質匱乏,通貨膨脹嚴重,原先以四、五兩白銀就能換取明朝綢緞一匹,雙方交戰以後,需用二百兩銀子才能換取綢緞一匹。
後金的議和,是想讓明朝解除對其經濟制裁,雙方開展貿易,後金可以過上較爲現代化的生活。
除此經濟目的外,在軍事上,後金上下也普遍認爲,即使攻入明朝內地,佔據一兩個城池,也很難守得住,因此對明朝的領土沒有野心。
議和是後金的最大政治。
早在崇禎五年後金征討察哈爾的時候,明金雙方就擦出一點火花。
在那次行動中,由於林丹汗早己溜之大吉,後金一無所獲,食物十分匱乏,士氣低落。爲了解決這一問題,皇太極臨時起意,突入明朝邊境張家口一帶進行敲詐。
皇太極致書邊境上的沙河堡守軍,要求將逃入堡中的察哈爾部衆人畜交給後金。信中寫道:“我是來征討察哈爾的,聽說我沒有收盡的人畜財物,被你們收取了,你們應當歸還我。”
沙河堡守軍破財消災,只好將躲入其中的察哈爾人畜盡行交出。
皇太極見狀大喜,向更高的目標——議和邁進。
他寫信給明朝大同、陽和、張家口、宣府等地守將,要求代爲奏請明朝皇帝准許議和,雙方開展互市,並將賞賜給察哈爾之財物轉賜給後金。
在信中,皇太極的態度十分誠懇謙遜,他首先表明了自己沒有野心,消除明朝的對立情緒:“我興師動衆,並不是想取龍位得天下”。
接着表達了好好過日子的想法,希望與明朝友好和平地進行貿易:“我真心地告訴你們,我小國人民,惟願兩國和好,財貨豐足,相互貿易,各安狩獵放鷹,以永享太平也。”
然後筆鋒一轉,與察哈爾爭起了骨頭:“今我己將察哈爾逐走,理應把給察哈爾之財物給我,察哈爾是邊外之國,我也是邊外之國,我們遠道而來,你們用什麼來賞賜我們呢?”
皇太極的意思是,明朝用給察哈爾的錢賞賜後金,損失的是察哈爾,對於明朝來講,錢反正是要給出去,給誰不一樣呢?不要因爲錢的事耽誤議和:“財物不論誰所有,終爲賞賜之物,勿以財物誤議和之事。”
至於雙方的政治地位,皇太極把姿態放得很低,表示“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即可。”
雖然皇太極迫切地需要議和,但是明朝的守軍卻沒有權力與之議和,奏請皇上需要一個過程,遠水解不了近渴,皇太極也沒有攻城的本錢,只好拿着幾個糖豆悻悻離去,臨走之前也不忘恐嚇,將所帶火炮盡行施放。
哄走了皇太極這個瘟神,邊將暗自慶幸,繼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人理會皇太極的議和要求。
這倒不是因爲衆將不願意議和,而是實在不敢。自從己巳事變後,議和就如同洪水猛獸,誰要是敢提議和,就是給自己找不自在,因此皇太極的議和呼聲,也就成了獨角戲。
此後幾年皇太極一直忙着收服蒙古,沒有時間找明朝算賬,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之後,後金力量空前膨脹。而此時的明朝仗着長城的保護,將屁股對着後金,依然不理不睬,爲了讓明朝轉過身來對話,皇太極君臣感到有必要往明朝又冷又硬的屁股上紮上一針。
六月底,清兵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然後逆時針方向圍繞北京城在京畿一帶攻掠,此時明朝上下正在專心致志地對付國內民變,幾乎忘記了北方的敵人,清兵突然入塞,明朝頓時陷入一片惶恐和荒亂之中。
兵部急調各地總兵率軍入援京師,兵部尚書張鳳翼爲了將功贖罪,自告奮勇請求出京督師,指揮各路人馬作戰。
然而他督師的戰績非常糟糕,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縣、定興、安州、定州相繼失守,他不僅沒有將功贖罪,反而罪加一等。言官們彈劾他的奏摺像雪片一樣飛到崇禎的辦公桌上。
清軍一路克捷,張鳳翼固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明軍戰鬥力薄弱,有其體制機制方面的缺陷,不是張鳳翼一個人在短期內能解決的。
明軍的主要問題就是無法將所有兵力整合爲一個有機整體,組織大規模的集團軍野戰。表面上看明軍總兵力不少,但是力量小而分散。一旦有事,七零八落臨時拼湊起來,就像是用米漿粘在一塊的大堤,經不起巨大壓力的考驗,一旦敵軍使用奸細,容易出現蟻穴潰堤。而督師本人往往也是臨時任命的文官,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也沒有任何軍事決策能力。
一個外行的指揮官,指揮一個鬆散的軍隊,不吃敗仗纔怪。
這一體制形成於朱元璋時期,主要目的在於限制武將,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威脅皇權。在和平時期這一制度在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小規模叛亂方面綽綽有餘,但是在戰爭時期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事。
明代祖制深入人心,神聖不可改變。面對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崇禎和他的大臣們卻沒有與時俱進,改變己經落後的制度,崇禎始終從人事上找原因,寄希望於能幹大臣來解決問題,而如果問題解決不了,他反過來就對相關人員進行懲處。
終崇禎一朝,不停地換人,不停地殺人,成爲一道奇觀。然而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
由於上述原因,明軍沒有組織起象樣的阻擊,只能是被動的防禦,八月底,清軍撤退時,也無人敢進行截擊,只能是遠遠地跟躡,任由清軍攜帶俘獲的大批人畜物質,從容地從冷口出關東歸。
事件結束了,接下來就該追究責任了,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兵部尚書張鳳翼和直接責任人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樑廷棟自知難逃一死,不待皇帝抓捕就自殺身亡。
後來議罪,張鳳翼只是被罷免,他死得很虧。而當年曾上《請斬袁崇煥疏》的樑廷棟,在批評別人的同時,也把自己的後路堵死,實在是沒有苟活的理由。
斯役共歷時117天,清軍奏報:凡56戰皆捷,共克16城,俘獲人畜17萬。而《國榷》還記載了清軍撤離時的猖狂舉動:一路上敲鑼打鼓,大搖大擺,還砍木書寫“各官免送”四個大字,對明朝進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