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到陝西以後,雖然乾的是“大有爲”的活,但是“養元氣”的理念始終在影響着他。“大有爲”主剿,“養元氣”主撫,在他的內心深處,主剿和主撫兩個觀點一直在進行激烈的鬥爭。
很快,他思想的天平就倒向了主撫,因爲他有一顆仁慈的心。
楊鶴認爲,剿和撫都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如果花在剿殺上,金錢一去不返,沒有什麼收益,而且殺人太多,上乾和氣。如果把錢花到招撫賑濟上,可以少殺人,可以幫助農民復業,農民安置好了以後變亂自然就會停息,**還可以徵收賦稅,一舉多得。
楊鶴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
敢戰方能言和,打服了才能言撫。沒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所謂“和平”、“招撫”都是不牢靠的。
在民軍沒有被打服打怕的情況下,招撫往往會淪爲民軍敲詐勒索的工具和逃避打擊的權宜之計,招撫的費用也會變成一個無底洞。
因此,剿和撫的關係不能是並駕齊驅的,必須是先剿後撫。
像楊鶴這樣只會紙上談兵的腐儒往往離真理只有一步之遙。失之毫釐,繆以千里,這一步的距離,足以讓楊鶴跌入繆誤的深淵。
早在崇禎三年,楊鶴就己經高舉招撫的大旗,開始招降納叛,他和陝西巡撫劉廣生一起派出官員,拿着招安票牌,四出招降,以期不戰而屈人之兵。
招降活動最初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王左掛、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等一批民變首領前來投降。楊鶴、劉廣生髮給他們免死票,安插到“延綏之河西”。
然而由於安置工作不到位,民軍沒過多久就出現了旋撫旋叛的問題,這些拿着免死牌的變民造起反來更加有恃無恐,遣散於鄉村的降丁“淫掠如故”,到處騷擾禍害老百姓,被稱爲官賊。
於是一些官員紛紛指責楊鶴主撫不主剿,使局面難以收拾,但是崇禎皇帝對於招撫工作表示認可,多次指示要“相機剿撫”,崇禎四年初,崇禎皇帝派出御史吳牲帶着十萬內帑前往陝西賑災,並下了一道招撫賑災的詔書:
“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此!今特發銀十萬兩,命御史前去,酌受災處次第賑給。曉諭愚民,脅從歸正,即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衈。”
受到皇帝詔書的鼓舞,也爲了堵住悠悠之口,楊鶴加大了招撫力度,崇禎四年初,他策劃招撫了陝西境內勢力最大的民軍神一魁部,並掀起了一次招安**。
崇禎三年十月,在官軍的打壓下,陝西民軍向東轉移,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馬守應、李自成、蠍子塊等民軍主力渡過黃河進入山西,此後不久,延綏逃兵神一元糾集部衆造反,攻破新安、寧塞、柳樹澗堡等地,很快發展成爲陝西勢力最大的一支民軍。
崇禎四年初,神一元被定邊副將張應昌擊斃,其弟神一魁繼爲首領,隊伍繼續發展,二月,神一魁統衆六、七萬人包圍慶陽府城,並且分遣部隊攻克合水縣城,活捉知縣蔣應昌,一時聲威大振。
就在這時,楊鶴派出寧州知州週日強前往招安。也許是皇帝召書的威力和內帑的魅力起了作用,實力強大的神一魁竟然很爽快地接受招安,率領大小頭目六十餘人向楊鶴投降。經過一番隆重的儀式,最終神一魁等人在關帝廟宣誓改邪歸正,然後楊鶴宣佈赦免其罪,並授予其守備之職。
與此同時,御史吳牲帶着皇上的內帑來到陝西,同各地方**一起招撫放賑。很快,流浪在外的饑民紛紛回籍領取救濟。不少民軍首領也率部受撫。點燈子、滿天星、上天龍、田近庵、劉六、獨頭虎、金翅鵬、過天星、金龍、強虎、鑽天鷂、雲交月等一大批賊首接受招安,除了進入山西的民軍以外,留在陝西的各支民軍幾乎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見,皇帝詔書和內帑的力量,還是十分強大的。
然而,由於軍事壓力不夠大,招撫安置工作跟不上,災情依然嚴重等因素,招安並不能持久,很快,被招安的農民軍又重新造反。崇禎四年七月,獨行狼、李老砦攻克中部縣,先前己安撫的田近庵、惡虎、翻山虎、韓致山復叛響應。九月十八日,實力強大的神一魁部復叛,攻佔軍事重鎮寧塞,楊鶴撫局徹底破產。
九月二十三日,明廷下令將楊鶴逮捕問罪,同時任命洪承疇爲三邊總督,全力圍剿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