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牛津大學的理查德·道金斯明確指出：基因可以複製，身體卻不能複製，只能生長；於是身體只是基因演化的工具，就成了必然的結論。如果基因規範身體盡心讓個體不朽地工作，如進食、生存、性活動和協助撫養子女，基因就能永遠存在。只有使基因永續不朽的生物體才能生存，其他永遠都會消失。
道金斯大力提倡的說法，引起了生物學的大變革。本來只是描述性的科學，一變而成研究功能的學問。這點差異的意義重大。生理學者如果忽略了胃的功能，只對它進行各種描述，情況將如工程師忽略引擎的功能，只着眼於引擎的外表描述一樣。實際上，1970年以前，動物行爲和人類行爲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功能，而滿足於描述他們所見的現象。幸而以遺傳爲主的觀點永遠改變了這種現象。到了1980年，動物求偶行爲如不能以基因的選擇競爭觀點加以解釋，就顯得毫無意義。到了1990年，將人類視爲例外的說法開始顯得荒謬可笑了。
如果人類發現了超越演化衝動的能力，必定對基因另有好處。因此，縱然能夠如人類一相情願地想象，從演化過程中獲得解放，這種成就照樣還會產生演化，因爲這樣最適合基因的複製。
影響人們行爲和決策的不是來源於本性就是來源於記因，本能顯然來源於生物進化，具有適應的意義。而記因必定來源於進化，顯然本性先於文化，文化的產生、變異、傳承必定有本性的影子，它們之間的相互協調、相互鬥爭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框架。
記因所形成的文化主張經常背離基因所造就的生物本性，這是我們能部分反抗基因暴政的原因。俗話說“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前者是記因後者則是基因。男人的生物本性是如此的好色，那麼爲什麼在絕大多數時期，在文化主張上反對這種本性的記因佔據了上風呢？人性的本性自私，爲何自古傳承的都是高尚、利他、廉潔的價值主張？
原因在於這種類型的記因降低了來自於本能所造成的鬥爭的強度，使人類社會得以保持和發展。我們設想一下，一種明目張膽地主張自私、貪婪的文化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那就是社會兩極分化，迅速崩潰，於是這種記因隨着它的載體的衰退而衰退了。
鬥爭中當然也要有妥協，並非鬥爭強度越大，所獲愈豐，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窮苦農民出身，所以他最恨官吏。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歷朝歷代最低的，又同時施以嚴刑峻法，最後所取得的成效並不好，除了像海瑞這樣極端的嚴格實踐明朝治國制度的窮困潦倒的官員，就是想盡辦法貪污、無所作爲的官員。
關於文化和基因的關係，偉大的遺傳學家西奧多塞·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Dozhansky）做了高度概括：“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基因在人類進化中的首要作用，已被一種全新的、非生物學的或者說是超越有機體的力量，即文化所取代。然而，不應忘記，這種力量完全依賴於人類的基因類型。”
鬥爭是進化的基礎
我曾經非常費解，西方的牧師和中國的和尚大多奉行獨身主義，這和宗教信仰有什麼關係呢？佛教經常遇到的一個詰問就是，如果人人都不結婚，那麼人類如何傳承呢？
通過對記因進化問題的思考，我明白了這種形式是宗教得以傳承的原因。結婚後的生活必然佔據人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從而削弱了宗教記因在這個載體上的附着強度，日積月累，慢慢地低附着強度的宗教在競爭中就會被淘汰。這一原理也可以解釋所有的宗教都是排他性的，原因是不排他的宗教在競爭中被淘汰了。
很顯然，記因之間也像等位基因一樣，爲了爭奪一個共同的基因進行着鬥爭。人人都知道托勒密的“地心說”對哥白尼的“日心說”有強大的壓制作用，我們把它簡單地歸結於宗教勢力。事實上，任何思想的流行或者科技的流行都會阻礙新的思想和科學，不僅托勒密的“地心說”阻礙了哥白尼的“日心說”，實際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必須衝破牛頓力學體系的禁錮。這並非我們所說的狹義的利益或者人格方面的原因，而是內在地決定了流行必然要得到衆多的人支持，而所有的對“現有存在物”的支持，必然成爲幼小的、新思想、新產品的阻力。從這個規律上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聯想公司在多元化過程中收購了那麼大的公司卻沒有發揮規模優勢，孵化成功。我們也明白了爲何那麼大的公司不缺任何資源，但缺乏原創，要到小公司去購買。
中醫和西醫之間的爭鬥又一次捲土重來，從進化論的原理看，它們之間鬥爭的結果和進程是可以預期的。假如有一天西醫解決了所有主要疾病的問題，它就會不戰而勝，一方在沒有取得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就會爲另外一方的生存留下空間。
管理理論還不是一門科學
人類進步的關鍵在於科技的進步，而管理只是一個附屬物。幾乎所有的管理理論對一些關鍵問題的描述都是主觀的，隨意的觀察加上漫不經心的總結，再加上強力的炒作和推廣，就構成了現在“管理記因”的基礎理論。這些理論或者說是一些主張，非常缺乏內在的邏輯和推理，當然是非常不可靠的，就像隨機變異的基因一樣。管理的記因幾乎完全是缺乏方向性的自然變異，問題在於，管理理論的研究者卻忽視了它本身的進化規律。
企業管理者中沒有多少人在閱讀管理方面的書，只有那些二流角色，才熱衷於把管理書籍當做一種時尚。管理理論要想取得進展，最關鍵的是首先要放棄各種主張和觀點，找到解釋現實世界本真原因的內在邏輯。
不管是企業管理還是有關人的競爭和協作，記因給我們造成的混亂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等位記憶”，就像等位基因一樣。有人說企業應該做減法，做好核心業務是關鍵，走多元化道路失敗的可能性更大。有人說要多元化，而且有許多多元化取得成功的例證。有人主張仁政，有人覺得暴政的效果更顯著。有X理論也有Y理論。任何“理論”都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出有利於自己的例證。有人說用人一定要有胸懷，只用能人，甚至敢於用比你更強的人，否則公司無法做大做強。他們說楚霸王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爲他不擅長用能人，心中有點嫉賢妒能的潛意識，而劉備之所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原因在於擅長用比自己強的人。也有人認爲這樣不行，在一個等級組織中，缺乏位差感覺，甚至顛倒了位差，就不利於形成統一的意志，不利於執行。這些說法看來都有道理，但其內在原因是什麼呢？
有人總結出一個真理：小公司靠匪氣，大公司靠霸氣。這是一種實用主義哲學。有人說，這樣做不行，因爲匪氣和霸氣是在做減法，路越走越窄。有人主張以牙還牙，有人勸導以德報怨，孔子還提出了以直抱怨。在博弈和員工管理中，這些問題常常遇到，不同的選擇就會導致公司向不同的路徑上進化。
現在，很多公司在大幅度地提高管理層的待遇，一方面要和“國際接軌”，一方面又說這種激勵機制有助於提升企業的效益。與此同時，還在降低員工的工資，他們的理由是交給勞動市場來解決，效果最好。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注意到了這種現象，並且努力抨擊，但效果不大。
事實上，在有關經濟的活動中，對一件事情或者一個問題只有一種描述和說法的情況是少見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有很多等位記因在我們的頭腦中競爭，讓我們變得無所適從。從大的方面來說，任何管理理論或者我們從實踐中得到的單一的經驗和印象都不太可能從根本上影響企業的行動方案，因爲指導行動的記因十分複雜，單一記因的影響總是有限的。但有時，一念之差或者多種複雜的經驗組合在一起就會讓我們採取不同的策略：有可能是“農村包圍城市”，也有可能走“城市暴動”的路線；有可能是“速勝論”，也有可能是“持久戰”。
牛根生的一句座右銘“小勝憑智，大勝靠德”曾被很多人引用。有人私下裡把這句話改成了“小勝憑弱智，大勝靠缺德”。別以爲這純粹是插科打諢，或者阿Q式的幽默，想想還真是很有道理，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看到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金錢往往青睞於行動者而不是智者。我們再看看那些發大財的，確實有很多都是靠坑蒙拐騙發的財，到現在爲止，仍然有很多人在靠缺德發財，那麼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企業管理的“記因”來源多種多樣，從模仿中獲得，從歷史書籍和故事中獲得，從管理理論中獲得。像基因一樣，記因並不都是有利於它的載體的“好”記因。像癌症基因或者糖尿病基因這種明顯不利於承載它的個體生存的基因也通過進化機制，尋求它合理的存在並得到遺傳。
比如，各種“管理潮流”有可能就是不太可靠的“記因”，因爲管理潮流已經被商學院的利益、商學院想評教授的人的利益、出版商的利益所劫持。1980~1995年的15年間誕生了25種管理理論和潮流，沒有哪個理論持續時間超過一年或兩年。所以，很多企業管理者從來不看管理書籍是不奇怪的。記因也像基因一樣強烈地要求存在，至於它是否對載體有利則另當別論。
1911年，弗雷德裡克·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也許要算企業管理理論一個標誌性的成果。從20世紀初，人們開始系統地研究企業的管理問題，按着德魯克的估算，一個世紀以來，體力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已經提升了50倍。
管理的理論和實踐有可能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裡提高企業的績效，但是接下來就是不可避免的過時和失靈，所以斯圖爾特·克雷納總結道：“管理只有恆久的問題，沒有終結的答案”。
企業管理理論的演進也證明了進化的規律，一種生物成長的同時也在創造埋藏它自身的條件。
形成企業存在的各種記因也並非都是“好”的記因，只是潛伏的“壞”記因尚未發作，或者“壞”記因不足以抗衡“好”記因。記因優化的方式是它存在的邏輯是否有利於企業個體，它是否能夠通過有利的變異使它變得對企業這個個體有利。
總之，我們需要相信的是從非常簡單的病毒到非常複雜的高等生物，從基因通過生化反應複製自己到記因通過人們頭腦進行選擇和傳播，它們的行爲和稟性都是由內在邏輯決定的，因此它們遵守共同的規則並不奇怪。
直覺判斷的速度增加了我們生存的機會。思維生物目的首先是使我們能夠生存下去，其次纔是保證正確性。①
文化的進化歷程非常類似於金魚的進化。較早的文明是缺乏文字記載的，依靠口頭相傳零散的知識，因而記因的積累和進化比較緩慢。出現了文字之後，記因的進化產生了一個飛躍，就像把野生的金魚放到了池塘裡餵養一樣，同時專門從事記因開發的人從大衆中分化出來。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諸子百家，西方則出現了古希臘哲學，它們對人類社會的觀察和總結，迄今都是我們認識人性最重要的記因，孔孟之道、道家、法家的想法現在還被很多人應用於經濟生活和社會實踐。
本能在人類從事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無疑比其他方面更小。人們主要是通過後天學習的知識來參與經濟活動的，我們可以把後天獲得的知識統稱爲“記因”。
企業活動基本上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人與物品的關係，主要是一些有關生產、製造、加工、運輸等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大體上已經被高度科學化、系統化了，幾乎任何企業都差不多按照世界通用的方式完成這些步驟；企業活動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和分配、分工制度、方法等，還包括企業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因爲任何企業原則上都是需要其他人來買自己的產品，這就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一直是支離破碎的，人們對人性和人類組織的研究方法和3000年前人們所採用的方法沒有什麼兩樣。現代人並不比孔子或者蘇格拉底更瞭解人性，閱讀亞當·斯密和莎士比亞的著作也許比最先進的諮詢公司提供的組織設計方案更有意義。
記因的自然選擇機制
科技和工業革命使記因加速進化，牛頓的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使我們看到了科學的力量。進化速度的改變從根本上來說與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思考方式的改變有必然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