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鷹派的終結 (3)

那麼,這是不是暗示越有錢的人越大方,或者道德水平趨於高尚呢?從個體來看,未必是這樣一種規律,所以有人說越富的人越小氣越自私(葛朗臺的形象實在是太有影響力了),這種說法我認爲從道理上也說得通,原因是富人和窮人具有不同的演化規律,對金錢的看重是富人之所以成爲富人的原因。很顯然,越想得到一個東西比不太在乎得到這個東西的人得手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對金錢價值的判斷可以決定人爲了得到金錢的投入態度。但是,就富人這一族或者是一個富人而言,富的時候會比窮的時候大方。

我們也不能否認,雖然窮,但是民風純樸的現象確實存在。其原因在於大家的生活圈子比較小,彼此熟悉,這樣就增加了鷹派的心理成本和實際博弈成本。大型社區中的椅子丟失殆盡,大約500米外的一個小型社區的公共設施卻非常完好,大概就是這種效應的真實反映。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小型社區碰巧都是一些大方的人居住,大型社區恰好都遇上了一些小氣鬼。

鷹派雖然總能取得顯著的成效,但其收穫和對個體的效用卻在遞減。溫州政府適時出面,扭轉假冒僞劣皮鞋值得稱頌,但是即使政府不干預,我們也會照樣穿上質量上乘的鞋。因爲上海、寧波或者溫州鞋商會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開始做貨真價實的皮鞋。從本質上,這不是道德觀念和人性的變化,而是成本和收益的對比總是在發生改變,最後就會導致遊戲規則的改變。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19世紀中期美國政府的是多麼徹底。1868年美國建國將近一個世紀,紐約州議會通過一個法案,並及時被批准生效。該法案規定:“法庭不能只根據行賄方的證詞就證明受賄方有罪—除非行賄方的證詞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證據作爲旁證。”這意味着只要議員們以現金的方式接受賄賂,定罪就成爲不可能的事情。19世紀80年代紐約下議院秘書哈德遜·C·坦納在卸任後寫了一本揭露當時美國政治黑幕的書。他說:“‘公平的競選和誠實的點票’完全是政治口號,誠實的點票已讓位於‘誠實的清點禮金’。”

當時華爾街的投資分子,除了在股市中的天賦以外,賄賂政府,隨時修改法令,以對自己有利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德魯、古爾德①、菲斯克就是這個時代華爾街的主宰,他們在華爾街上玩弄的各種詭計無所不用其極。接下來,華爾街進入了J·P·摩根時代,他是華爾街新一代投資銀行家的代表。不同於華爾街早期大部分的投機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誠信爲本。約翰·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中寫下了下面這段對話:

在J·P·摩根晚年,一位國會委員問他:“商業貸款的決定因素是貸款者的金錢還是財產?”

“不,先生,”摩根回答道,“最重要的是品德。”

華爾街的歷史完全是一部進化史,在任何時代,當然光有誠信和高尚的品德是無法在華爾街立足的,即使再加上智慧和實力,若環境不適合,也難以應對兇險的華爾街。

摩根的前輩,被稱爲“船長”的範德比爾特,是美國鐵路和運輸業興起時期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個比較講求誠信的人,誠信是幫助他在運輸行業建立聲譽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華爾街同德魯以及古德爾的博弈中就屢次敗北。

摩根能夠勝出,很大程度上是古爾德時代(極端卑鄙)不知不覺中爲摩根時代的到來培養了環境。

人類歷史的波浪式前進是社會進化規律在起作用,當一種景象非常顯著時,相反的一種趨勢就日益成熟,等待破土而出的時機。一報還十分之九報或者以直抱怨是較佳的策略,西漢的文帝和景帝對匈奴就採取了這種策略。漢朝和匈奴之間打打停停,漢朝以和親和出讓利益換取邊境相對的和平,看來這種策略的效果也不錯,文景之治也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社會和諧的時期。

但是漢武帝當權後就把“一報還十分之九報”的策略改成了“一報還兩報”,最後甚至消滅了匈奴。從漢朝的利益來看,顯然這種策略更成功。幾百年後,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換來了邊境的和平。所以天下沒有恆久正確的策略,只有相對穩定的邏輯規律。

通常來說,任何一次社會巨大的變革都爲鷹派提供了良機,這是每一輪循環的開始。“每一次急劇的經濟增長,都產生了高度集中的財富,挑戰着美國的民主理想。”薛涌在他的博客裡寫道。有的情況下,想慢慢地等待鷹派自生自滅是十分困難的。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被證明是具有很多缺陷的,主張自由市場不是不對,其關鍵在於成本和收益。如果我們慢慢地等待鷹派向鴿派轉化,不加以任何干涉,有時就會支付過於高昂的代價。並且,進化的邏輯是以淘汰爲基礎的,鷹派的策略可能慢慢緩和,也可以使整個物種被淘汰出局。

黃鱔是一種比較奇特的生物,在它的一生中會變性,小時候都是雌性,等長大到一定的塊頭就都變成了雄性,雄性長得快,雌性長得慢。因此有的商人利用了這個規律,給小黃鱔喂性激素,以刺激它儘快變性。消費者過了一段時間也知道了這種手法,由於媒體和口碑的傳播,很多消費者都知道了這種情況,於是吃黃鱔的人驟減。從黃鱔銷售者的角度來看,顯然鷹派的博弈方式毀掉了這個市場,要想重建就十分困難,因爲消費者已經喪失了信心。中國足球市場大體上也是如此,要想重建足球市場,需要若干年的時間恢復球迷的信心,甚至要犧牲幾代球員,他們必須忍受長期的低收入,進行高水平的比賽,看來這是很難做到的。這就是“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邏輯機理。

鬥爭並非弱肉強食

企業運作歸根結底是在外部和市場做鬥爭,在內部和人性進行較量。自然界按照同樣的規律和路線選擇適合的策略,被選擇的企業或者策略暫時就獲得了生機甚至繁榮。一旦環境改變,新的一輪選擇和淘汰就開始了。

福特在他的自傳中,津津樂道地說:

在僱用人們工作的過程中,最令人頭痛的是,繁雜的組織及由此滋長的拖沓低效的辦事程序。那種號稱‘組織天才’的人,纔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的工廠和企業均無組織,也沒給任何職務附加特殊的職責,沒有權力的繼承和特權階層,沒有官銜和會議。我們只有精幹的辦事人員,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繁文縟節。由於沒有頭銜及權力限制,任何一名員工可以找任何一個人。

福特公司把企業的中間階層視爲天敵,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標準化的流水線,就是他的親信班奈特領導的隊伍—由退伍軍人、出獄囚犯、打手們組成。他們的談判工具就是拳頭、棍棒和高壓水龍頭。當然,每日5美元的高薪,使他們願意忍受這一切。

由於福特曾經創造的輝煌,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爲福特的方式不夠人道,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行業背景下,福特“鷹派”的管理方式是對的。然而世易時移,當需要中間層和複雜的組織以及員工的主動性時,福特的方式就過時了。

對人性的研究和假設一直是組織行爲學中最重要的課題。在公司的實際運作中,對人性的假設最終必將導致不同的管理方式。不管是應對外部市場,還是對內部的員工,假設的不同就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最終就會產生不同的行爲後果,其原因也在於外部環境的選擇,有時泰勒式的“胡蘿蔔加大棒”勝出,有時確實要相當信任員工;有時詐騙犯佔據上風,有時市場就會選擇誠信。

總體來看,鷹派雖然具有力量和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不可能永世長存。相對來說,鴿派更能讓我們接受,卻需要較爲長期的進化選擇。從鷹派和鴿派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上,生存的本質就是鬥爭。一談到進化論,“弱肉強食”就是首先想到的幾個概念之一,我想這得拜大儒嚴復編譯的《天演論》所賜。在那個年代,將弱肉強食當做座右銘激勵中國人是很自然的。進化論生存鬥爭講的並不是弱肉強食的道理,而是講按幾何比例增加的生物存在的原因。鬥爭乃是一切試圖擴展自己勢力範圍的東西的本質,這個規律發軔於生物,適合於所有具有增長傾向的事物。產品要銷售給顧客,多多益善,於是,產品之間產生了激烈的鬥爭。思想要傳播,要佔領人們的大腦,於是,各種思想之間也在進行着鬥爭。我們在下一章中也會模仿達爾文,講述一下生存鬥爭的故事。

實用主義建議

1.我們的世界並不美好,鷹派在短兵相接的搏鬥中總能勝出,這就進一步強化了鷹派的自信。但不要忘記鷹派總有終結的那一天,這並非一種勸誡,而是鬥爭發展的內在邏輯,無論對於社會的大環境還是一個微環境,皆是如此。讀者自己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

2.鷹派和鴿派總是交替領先,不要沉醉於過去的取勝經驗,根據周邊的大趨勢制定行動方案纔是上策。

案例

信息傳播速度扼殺了產品質量

“又買了一本爛書!”

我常常聽到這樣的抱怨,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常常買到爛書呢?讀者有沒有辦法買到好書呢?這要從博弈的方式上進行分析。從博弈規律的角度來說,圖書發行這個行業是一個很有代表意義的行業,它的特點包括:

1.對於作者本人來說,大體上相當於一次性博弈,或者是次數不多的博弈,因爲圖書的生產是非常緩慢的,一個作者不斷地寫出大量的圖書是困難的;

2.一本圖書發行量的多少,對作者和出版社的收益有着天壤之別;

3.關於圖書的質量的評價有很多主觀的成分,質量難以被真實衡量和界定;

4.當下的市場特點是,任何一本圖書從上架開始只能銷售大約三個月左右,可以說圖書是一種典型的快銷產品。

對於讀者是否能夠買到“好書”的問題,如果從書本身上去研究,我沒有發現有令人信服的解釋。無非都是這樣一些結論:都是炒作的結果;書名是關鍵;要抓住社會熱點問題等。

要回答一本書是好還是壞,就要看書的進化環境是什麼?比如進化論可以推斷“鳥的眼睛要比人好,對色彩的分辨能力強”,因爲鳥的生存要啄食種子和昆蟲,如果色彩分辨能力欠缺,它就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因爲種子和昆蟲也在進化,它們儘量模擬周邊環境的顏色和形狀。

事實確實如此,科學家發現人只能看見紅、綠、藍三原色組成的顏色,也就是說人看到的顏色都可以分解成這三種顏色的組合,而鳥類則能夠看到七種基色。相對於鳥眼而言,人眼相當於色盲。

圖書市場的四個特點是一個典型的鷹派優勝的市場,完全呈現出上文中所提到初期博弈特點。在這種類型的市場上,要是能買到“好”產品,只能算你走運。

我們看看有可能影響圖書流行因素:

?是否抓住社會關心的熱點

?是否有一個好的書名

?作者的名氣

?名人推薦

?媒體的綜合炒作及效果

?圖書的內在質量

?口碑傳播

由於圖書市場的選擇條件限制,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圖書而言,流行和“好”,銷量和質量幾乎沒有多少聯繫。

爲什麼?因爲圖書的市場機制無法選擇好書。世界上的圖書千千萬萬,作者以各種各樣的目的和訴求在寫書。但是,只有被流行的機制選擇的書纔會流行。在流行機制的衆多指標中,質量所佔的比重很小。也就是說,圖書的所有關於銷量的因素,都會盡力地利用傳播資源,它們就像有生命的生物一樣,抓住一切可以繁殖的機會拼命爭奪資源。

圖書質量日益下降,其根本原因在於信息傳播速度的改善。圖書的內在質量要靠千百萬讀者的仔細體會,口碑相傳,但是圖書的銷售期只有三個月,內在質量無法更好地利用信息工具。它是生殖緩慢的因子,需要較長的時間方可取得優勢。於是,在競爭中,質量因素就被其他因素淹沒了。除非圖書的內在質量是影響其他因素的力量,可事實上,圖書的內在質量和其他因素的關聯性不大,在影響圖書流行的元素中,各個因素都近似於獨立事件。假如圖書的銷售週期是三年,質量的影響就顯得很重要,“好”就會被時間篩選出來。

當然,我們不是說流行的書一定很差,而是從概率上看,它不太可能比你從書架上隨便拿的一本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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