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物的進化原理“用進廢退”只是錯誤地解釋了生物的進化方式,但是在邏輯層面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則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就很自然地跨越了進化論和人類諸多科學之間的鴻溝。比如智力的參與會不會使進化論不再適用?由文化主導的人類行爲是否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
很多的書或者學科的研究想應用達爾文的理論,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並不是認真的,僅僅是借題發揮而已。嚴肅地對待自己的課題和進化論的關係,可能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過於具象的類比往往被認爲是幼稚可笑的。如果把財富問題和生物進行簡單類比,無疑是膚淺的、不具備生命力的調侃而已。深入地研究,則需要明白進化論的精髓,這就是我花大量的篇幅介紹進化論的原因。
想讓人們較爲認真地對待本書,必須要消除人們對進化論與企業之間關係的疑慮,其中的主要質疑是需要解釋的。
用生物進化論的方式解釋企業,明顯的疑點有:
第一,智力活動在經濟中的明顯作用,人們會主動去適應環境,這看來是無可質疑的。人們的經濟活動怎麼可能和缺乏主動性的生物世界相類比呢?換句話說,人是相當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而生物的進化則是被動的、盲目的。相關疑問還包括,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也是由人組成的,而不像生物各種羣之間的關係、種羣和環境的關係、種羣個體之間的關係。
第二,在生物進化中,後天獲得的能力是不能遺傳,而知識、財富和文化是可以傳承的。
第三,生物世界是通過遺傳和變異被環境所挑選的,而社會則沒有遺傳特徵,也沒有基因物質等,失去了遺傳,便失去了進化的基礎。
第四,在生物進化歷史上,1000年只是短暫的瞬間,而人類社會的歷史以年計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若以10年來看,可能就是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不太可能產生和生物界類似的進化效應。
第五,企業種類和數量如此繁多,不可能找到一種可以適合所有行業的通用的解釋方法。
主觀努力和進化
智能活動是所有試圖把進化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人類領域的障礙。人們的普遍直覺是:智力活動一旦參與,自然選擇的規律便不復存在,進化必然變成有目的、有方向性的。
主觀努力雖然很重要,當所有人都努力競爭時,仍然受到進化規律的左右。股票市場就像家養動植物一樣是一個“在主觀努力”有效的情況下的典型環境。在股票市場上,炒股者想征服由人組成的股票市場,這種努力當然是目的明確、有方向性的努力,但是炒股者要想超越股市的平均表現情況是十分困難的。企業也是如此,看來有設計、有規劃的努力,會被千萬個競爭者和商業環境的變化所稀釋。
另外一方面,對公司的進化而言,看似主觀努力很有用,但實際上,它的作用被誇大了,情況好壞,主要還是要取決於“大盤”的表現。
喬治·索羅斯在他的《金融鍊金術》中寫道:
自然規律的運作與人們對它的理解無關,人類影響自然的唯一途徑是理解並應用這些規律,這就是自然科學如日中天而鍊金術卻銷聲匿跡的原因。然而社會現象卻有所不同:介入其中的參與者能夠進行思維,事件的進程也並不遵循那種獨立於任何人思維的自然規律。相反,參與者的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客觀研究對象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就爲不兼容於自然科學領域的鍊金術打開了大門。即使不掌握科學的知識,也一樣有可能取得操作上的成功。出於同樣的原因,自然科學在這個領域卻顯得力不從心,處處捉襟見肘,陷入了鍊金術在試圖改變自然界物質屬性時的那種窘境。
經濟活動一方面是提高生產力,另外一方面則是戰勝競爭對手。技術和科學的進步對於前者的作用明顯,但對於後者則乏善可陳,大家的努力相互抵消,無論企業以何種方式努力,都無法改變統計上成功和失敗的概率。最終還得靠自然選擇決定生死存亡。
最偉大的投資領袖本傑明·格雷厄姆1976年在一次研討會上說:
爲了發現投資良機,我不再主張那些複雜的證券分析技術了。在40年前,我們的教科書《格雷厄姆與多德》首次出版時,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行爲。但從那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在過去,任何一位訓練有素的證券分析家,都能夠經過仔細研究挑選出價值被低估的股票。但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的情況下,我懷疑這種廣泛的努力,是否能產生有價值的結果以抵消成本。
證券的技術分析手段有幾十種,它們也都曾經起過作用,問題在於這些分析手段都是“見光死”,一旦被較多的人採用,這種技術分析手段就失去了效用,這就是主觀努力的客觀結果。
進化論並非說環境是因,變異是結果。恰恰相反,它認爲變異是主動的,但卻是盲目的,最後會被自然所選擇。這一點和企業的情況也很類似,企業的變異儘管由於人的主觀努力,在某些方面脫離了盲目性,比如大家都向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的方向前進,但最終總是被自然所選擇,變異速度相對緩慢的、或者變異方向差錯比較大的總是被自然選擇規律所淘汰。
另外,我們有必要打壓一下有關主觀努力的自負。在一個普漲的股市中幾乎100%的人都暫時賺到了錢,當談論風險時,所有人都認爲自己比他人更能抵抗風險。
“我的股票是績優股,不會跌到哪裡去的!”
“我有內部消息,一有風吹草動就跑了!”
這當然都是不可能的,因爲績優這個因素早已經反映在股票價格裡面了。就如格雷厄姆所說,好的管理在股價中被考慮了兩次:第一,好的管理帶來了好的業績,這個業績提升了股價;第二,人們又因爲它是好的管理加上了額外的溢價。
主觀努力包括兩種,一種是原創性的創新,一種是對成功者的模仿。前者的問題是缺乏方向性,儘管每個公司都力圖發明殺手型產品,到底哪個是真正的殺手是很難瞄準的,只能通過市場機制去選擇,原創性產品面世的只是少數,大部分都成了進化的炮灰。模仿看來要可靠一些,但別忘了你可以模仿,別人也會很快仿效。就像一個物種成功之後,大量繁殖又使環境喪失了承受能力,於是還要在大量地淘汰中徘徊。
即使是對於那些成功者而言,經常也是碰巧的成功,他們的所作所爲碰巧適應了環境,同樣的一個成功者如果再做同樣的事情爲何可能會失敗?原因在於他賴以成功的因素不再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環境。
一旦消除了智力因素的干擾,企業進化問題就可以走向科學研究的軌道。譬如,我們在研究企業是否會長壽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就不再從企業主觀努力上去尋求進化的基因,而是客觀上推導企業的壽命會越來越長還是越來越短。
管理學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主觀學說,而不是客觀學說,其後果是豐富了管理學說的物種,卻喪失了科學性的魅力和價值。因爲當一種管理思想或者潮流流行起來時,我們只是順應了一種假說或者意志。
拉馬克和達爾文的統一
在巴黎植物園,有一座拉馬克的雕像,雕像的基座上寫着:進化學說的奠基人。作爲博物學家的拉馬克因爲搞錯了進化的原因而飽受非議,他提出的獲得性遺傳觀點在當今的生物學界名聲不佳,甚至可以說臭名昭著,以至於連拉馬克本人也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
生物可以適應環境,這在達爾文之前就達成了共識,在三十多萬字的《物種起源》裡沒有費多少筆墨解釋這個問題。問題出在適應的方法和因果關係上,主流的兩種觀點是:神創論認爲只有萬能的上帝才能創造如此協調、如此妙不可言的生物世界,否則找不到一種合適的理由來解釋萬物之間如此精妙的關係;“拉馬克學說”則認爲生物對環境的適應是“用進廢退”的,在定向進化中,後天用與不用是很關鍵的。
在達爾文出生的1809年,拉馬克發表了他的《動物學哲學》,因獲得性遺傳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拉馬克因而飽受非議。
拉馬克的第一定律是:“在每一個尚未超過發育限度的動物中,任何一個器官使用的次數越多,持續時間越長,就會使那個器官逐漸加強、發展和擴充,而且還會按使用時間的長短成比例地增強其上述能力;這樣的器官如果長期不用就會不知不覺地被削弱和被破壞,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後消失。”
在動物的生存中,後天獲得的特性雖然不能遺傳,但是它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在一代生物中,“用進廢退”的機制是相當明顯的。
生活中,“用進廢退”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個鋼琴演奏者或者一個小提琴演奏者,其手指的靈活程度以及和大腦的配合方式,都已經達到了從軟件到硬件的轉變的程度。
企業是由人組成的,單一地看,獲得性能力或者人的主觀努力對其生存和發展總是非常重要的,但這隻能引起進化速度的變化,而不影響進化論的基本規律。
“文化進化是在模擬拉馬克主義。”進一步說,文化進化的產生、傳承,不僅通過生理上的雙親,而且通過無數個“祖先”,向個人傳遞各種習慣和信息。這個過程利用學習手段,加快了文化特性的傳播速度。
主動順應自然,雖不會影響進化規律,卻會影響進化速度。就像在單性生殖的世界裡,生物也會變異,只是變異的速度非常低,有性生殖大大增加了個體的差異性,從而提高了進化速度。主動適應自然的能力相當於給生物的變異增加了一個變量,又進一步增加了個體之間差異的機會。企業的努力提升了進化的效率,從而壓縮了進化時間。在生物世界中,千百萬年的進化,在企業世界裡,也許幾十年就達到了這種差異程度,但其中所隱含的共同規律卻是非常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