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春寒》描寫了左傾路線給中國農村帶來的巨大災難，告訴我們，要永遠埋葬這條禍國殃民的路線，徹底清除它在幹部羣衆中的流毒，還要經過嚴重的鬥爭。縣委副書記吳鳳求和公社革委會主任劉子貴的形象是發人深省的。他們“不姓江，不姓王，也不認得那個姓張的，姓姚的”，他們和“四人幫”的陰謀絲毫沒有組織上的牽連，可是，他們的思想作風卻和“四人幫”並無根本的區別。他們按照自己對形勢的估計，有時公開有時隱蔽地堅持着過去推行的極左的東西，抵制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更危險的是，他們還善於接過深入人心的口號，高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把自己裝扮成一貫正確，同時，把“還是四人幫那一套”的時髦帽子毫不猶豫地擲給對方，而所作所爲卻依然故我。他們對自己搞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是不服氣的，他們寄希望於有朝一日再來一次“反右傾”運動。吳鳳求在和洪泰的爭論中脫口而出的“我希望五九年的歷史不再重演”，這句話畫龍點睛地道出了這種人的心聲。他們是多麼留戀那使他們得以青雲直上的五九年啊！他們已按捺不住對中央的一腔怨恨了！小說最後，吳鳳求那躊躇滿志的興奮神態，預示着他們要拉“四個堅持”的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鬥爭將在新的口號下進行。寫出這些“左”派人物在今天的表現，喚起善良人們的警覺，從而採取有效的措施，堅決排除四化路上的阻力，正是小說思想內容上的深刻和獨到之處，也是它主要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倒春寒》不止憤怒地鞭撻了吳鳳求、劉子貴們所代表的社會陰暗面，更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中國農村強大的光明面，展示了光明戰勝黑暗的燦爛前景。這不僅突出表現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剛剛復職的地區農業局局長洪泰身上，而且通過生產隊長吳三寶和農民積極分子孔長生的形象生動地顯示出來。洪泰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優秀幹部。他實事求是，愛護農民，反對浮誇，於是在五九年“反右傾”中遭到殘酷打擊，被開除撤職。二十年後，他復職了。艱難的歲月染白了他的頭髮，卻沒有改變他人民公僕的本色。他懷着旺盛的鬥志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堅決不移地執行黨中央的英明決策。農民羣衆衷心地擁護他。吳鳳求們卻恨不得再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小說的結尾，他“一步一步走在滿是泥濘的路上”，“心情無比開朗”，充滿着春天到來的喜悅。只要他堅持爲人們的利益服務，那麼，他面前的道路就仍然是不平坦的，但是時代前進了，他深信歷史不會倒退到五九年。在某種意義上，他的鬥爭正是爲了防止“反右傾”的悲劇在中國重演。孔長生和吳三寶是小說中刻劃比較細緻、個性比較鮮明的人物。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寫了他們跟極左路線的鬥爭。他們用各自獨特的方式抵制和反對吳鳳求劉子貴們的假社會主義。孔長生嫉惡如仇，寧折不彎，常常赤膊上陣，二十年來吃盡苦頭，五十歲還是單身。吳三寶精明幹練，利用他獨處一隅的地理條件，“陽奉陰違”，自行其是，使全隊人平純收入達到了兩百元。他們都不愧爲當代的農民英雄。洪泰、吳三寶、孔長生，代表了農村工作幹部和農民羣衆的大多數，他們都是平平凡凡的人物，但卻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樑。
小說就是在對這些正反兩方面人物及其相互關係的描寫中，真實地再現了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國農村的社會面貌，明確地表現了繼續批判極左路線的重大主題。
它以“倒春寒”作標題，用自然界氣候的季節轉換比喻社會政治氣候的變化，形象地概括了我們這個“乍暖還寒時侯”的特點，的確是匠心獨運。
然而，我感到很不滿足。小說的主題有進一步深化提煉的餘地，對極左路線和封建主義的血緣關係，以及批判極左和反封建的一致性，揭示得很不夠。我之所以求全責備，是熱烈地期望作者繼續努力，寫出從五七年到現在以致將來的“山鄉鉅變”，爲現在的讀者，也爲子孫後代，爲“五九年的歷史不再重演”，提供一部中國農村的現實主義編年史，留下一份真實的卓越的歷史記錄。這不單是楊振文同志，也是所有致力於農村題材創作的作者們應當爲之奮鬥的偉大藝術目標。
（載於1981年第一期《湘江文藝》，作者王福湘,文藝評論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