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銀稅制
（先廢話一句吧：經過三十年的教育和改造，加上本來男女在漢朝分別就不大，真正中國的男女不平等，那是到了明朝纔開始成形的，到了清朝纔開始惡毒的，實際上，我們來看，唐宋時期的男女關係和地位是比較開明的，女性並不是完全的男人的僕役，只是外族入侵，由於是遊牧民族的女奴思想影響和儒家畸形發展才導致了元以後的女性地位下降現象，到了明末剛有好轉，比如柳如是這樣獨立女性的出現，可到了清朝就又迴歸了，甚至比所有以前的朝代更加惡毒。在這裡，希望大家不要把漢族老祖宗想的很不得法，要知道在漢族沒有遭遇大規模落後文明掌權以前，經過春秋和秦的開化思想後，女性地位是不錯的，而且本身的新女性和女權主義差距太大了，所以，大家不要想偏了，我對“新女性”的見解就是堅強、獨立、勇敢、愛國、愛家，有知識，有文化修養，勤儉持家之類的，沒有完全的男女平等，而且一切思想就源自社會需求，現在需要女工就必須提倡新女性，我認爲現在“男女平等”運動的起源不是女權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實際資產擁有者對勞動力需求範圍增加導致的新運動，和解放農奴運動的本質是一樣的，本書也持有該觀點，爲了商社進一步得到勞動力，提倡新女性也是正常的就在劉協爲競技總局和文藝總局的成立而到處奔波時，蔣琬也召集了治略府相關人員參與新稅收制度地制定。和得到劉協大力支持，負責帝國中央治略府組織結構和新機構調整的諸葛瑾不同，由於被劉協這位大漢帝國皇帝斥責爲代表商社和農場主新興階級代言人，蔣琬內心中多少有些憂慮。
雖然治略府三公的任聘已經不再是劉協說了算，但劉協做爲大漢帝國皇帝。對三大治略公仍然擁有一票否決制，蔣琬能否再次出任三治略公還是未知數，甚至一旦讓劉協不滿意，他在統計署提交非常不利於蔣琬的數據報表後。仍然可以一次性不通過國民院同意就免掉三治略公中的任何一人，由此可見，蔣琬地擔心並不是沒有緣由的。
“公琰，朕不想再和你爭辯，你要想推廣銀元稅制，就必須同時附帶所得稅，沒有這個附帶，朕不會同意該稅制，如果帝國經濟因爲舊稅制出現任何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切首要責任還是由你承擔。”
劉協數月前說過的話。仍然時時在蔣琬耳邊響起，在和各部尚書和商社主要代表進行溝通後，蔣琬提交了新稅收制度的草稿，並隨着劉協掀起第三次帝國內部大治地浪潮，他將新的稅收制度定名爲《大漢帝國新銀稅制》，將帝國內的稅收定位成四個部分：商業貿易稅、工業產值稅、農業稅和個人所得稅。
商業貿易稅是針對商社貿易行爲制定的稅收方法，納稅對象包括帝國內各州各省範圍內商社、私人和非大漢帝國國民在大漢帝國境界內從事貿易行爲的人或任何組織，貿易稅基本徵收稅率爲百分之二十二，國商社、民商社、私商社等同稅率。積極參與國家行爲，或者將利潤轉化到生產再投資的商社將獲得十分之一的反稅率。
工業產值稅則依靠製造商社、生產型商社及商社運營行爲中的生產製造行爲產生的商品，依據銷售額減去成本所得到增值利潤進行界定，這種工業產值稅依然維持利潤所得進行計算，是對製造業的一種強有力地扶持，稅率定爲百分之十六。
個人所得稅則將年收入超過三百銀元以上的大漢帝國疆域內所有從事生產活動的人定爲納稅人，納稅方式爲年收入減去三百銀元乘以百分之十五。個人所得稅中，遺產承繼和其他非正常勞動生產所得財產的納稅方式爲所得財物乘以百分之二十。
農業稅則是針對整個大農業範圍綜合制定的稅收政策，農耕種植業爲定畝稅。水田爲每兩畝每年納一銀元，旱田爲每三畝納一銀元，不分田好田壞，這個制定策略是鼓勵人們放棄不適合耕種的田地，轉而將不適合耕種的田地迴歸漁林牧三業。漁業養殖業同樣爲定畝稅，每畝納銀零點七銀元……Ｗap,。畜牧業採取按人徵稅。凡十八歲以上者，每年納銀五元。
劉協得到蔣琬《大漢帝國新銀稅制》的草稿後。又加上關稅和消費稅，具體的條款則自己擬定，關稅收取採用進口稅爲百分之二十，出口關稅爲百分之十，消費稅將單件物品除住房外，消費超過百銀元者，每過十銀元加收一銀元消費稅。
劉協希望通過關稅刺激出口，抑制進口，並通過消費稅抑制奢侈品消費，雖然大漢帝國需要消費，但卻不需要奢侈品消費。
《大漢帝國新銀稅制》定型後，從最初簡單地商農兩稅制，轉變到商業貿易稅、工業產值稅、農業稅、個人所得稅、關稅和個人消費稅六個稅收支柱，這份新稅法的實施後，大漢帝國的稅收將比以往增加兩倍左右，從四億銀元提升到八億銀元，農業稅收所得比往年將下降三成左右，主要增幅是商稅和個人所得稅、個人消費稅三個部分。
《大漢帝國新銀稅制》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帝國對內部貧富協調的主要手段，也是對商社行爲中輕工重貿行爲的打擊，逼迫商社將資金迴歸生產當中去，對文化、競技產業實行半稅制，鼓勵文化和競技產業的發展。
壓制了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奢侈品消費現象，逼迫大漢帝國富人和新興階層將消費點集中迴歸到文化和競技產業方向。而不是玉器、古玩、珠寶等奢侈品消費範圍。
新銀稅制是一種超越當時時代地稅收體制，它在未來幾十年甚至數百年地時間內可能更加實用，劉協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新稅收制度可以更好的鼓勵和促進商社走向集約化生產道路，是帝國幾百年後仍然能夠確保平衡與和諧發展的基礎。
回觀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工業革命前的道路。瘋狂地殖民地掠奪與奴隸貿易，給三帶來了鉅額的貨幣資本，從而爲工業革命累積了財力上地準備。
但從十六世紀開始，三個國家就走向了不同。英國颳起了近三個世紀地圈地運動，爲工業革命提供了大批廉價地勞動力。並且，英國過去是以國王名義借債，來彌補宮廷財政運轉地不足。1694年，英格蘭國家銀行的成立，標誌着由國王債務制度過渡到國家債務制度，這從另一條渠道爲工業革命積累了資金。
英國政府大力開拓海外殖民地，積極實行保護關稅制度，爲本國工商業尋找海外市場。與此同時，還把從各個渠道聚斂來的財富。絕大部分都用作生產性投資，以轉換爲再生產的資本。而法國卻把資金都用來維持費用浩大的軍隊、宮廷享樂和奢侈消費，西班牙更是把海外貿易盤剝來的鉅額財富，用來購買國外廉價的商品，結果
衝擊了本國的市場。
正是這種不同，最終使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爆發，也確保英國成爲真正的日不落帝國。
在經過仔細地思考後，劉協覺得既然要推出新稅制，就應該盡力前行一步。伴隨新稅制的實施，促進國內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並把這種提升的主要源泉和希望放在紡織業上。
做爲教訓，劉協首先通過關稅制度，確保進口市場的狹小，對國內經濟不產生威脅，尤其是不大量從羅馬、埃及、印度王國進口，而是選擇在五個省和二十八個州實現內部自由貿易。
限制奢侈消費的同時，劉協也決心對軍隊進行有步驟的縮減。另一方面也要爲新稅制提供實施的空間。
爲了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增加勞動力供應和市場需求，劉協安排太學府和新成立地帝國技術革新委員會兩個新的課題——紡織業新技術研究和帝國新農業研究。
目前大漢帝國由於退廣商社負責紡紗織布行爲，馬鈞早年研究的十二躡織綾機和多少受到劉協干預而誕生的直立紡紗車成爲主要的生產工具。其中的直立紡紗車是對傳統紡紗車一次較大的改進，也是今年第一次大漢帝國皇家技術革新獎的主要爭選者，除了直立紡紗車外。一路看中文網馬鈞的翻車。鄭懷惻地三驊犁也是主要的競選者，而劉協則更希望是紡織業獲得這個獎項。但是十餘年來，在馬鈞之後，對紡織機械改良較大的行爲一直沒有誕生。
劉協被迫選擇以大漢帝國皇家科學技術研究學會名義出示一千兩百萬錢的重獎，而各家紡織商社也紛紛出示不低於大漢帝國皇家獎勵份額的獎賞，徵集更高效率的紡紗車。
劉協一邊和治略府討論《大漢帝國新銀稅制》不足地地方，一邊關注着這些獎項能否有人在今年內突破，受着記憶中關於工業革命地影響，劉協一直非常緊張，他知道紡織業、冶煉業和交通業三個關鍵行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突破前，《大漢帝國新銀稅制》和其他各項鼓勵消費和城市定居地法案都是毫無意義的。
冶煉業由於大漢帝國軍備業發展的刺激，已經率先實現了突破，交通業由於造船業和馬車製造業，以及優良馬種的出現，目前只要在道路和組織形式上進行突破，也可以實現交通業的大規模突破，缺陷就是紡織業，做爲大漢帝國一直鼓勵扶持的行業，其貿易量雖然大，但生產效率確實是很低的，劉協也無法否認這一點，紡織業的低效率主要集中在紡紗業上。
由於大漢帝國很早就實現了飛梭織布機的發明，加上採用水力翻車爲驅動。促使了織布業地發展，使得布價下跌，百姓紛紛選擇布衣，也增加了布的銷量，但另一方面。紡紗工藝的提升卻很困難，這也是紡織業中最著名的一道坎，大漢帝國各大商社無不又開始向民間大力收購私紗。
在劉協、荀、陳羣、蔣琬等人的努力下，《大漢帝國新銀稅制》終於在國民院中通過。隨着《大漢帝國新銀稅制》地頒佈，荊州、東方、南京、西京四大銀社爲了實現本質上的提升，擴展業務範圍，正式改名爲銀行，荊州銀社也終於在劉協的許可下，拿到前身襄陽銀行的標牌，由於襄陽銀社在民間地影響力巨大，四家銀社一直在暗自爭奪更名爲襄陽銀社的努力，最終劉協出於對荊州的偏愛，讓荊州銀社在近十年後。重新從四家銀社手中奪回襄陽銀社的旗號，並在全國範圍內增設了三十二家分社，第一個升級爲大漢帝國襄陽銀行，東方銀行緊隨其後開展銀元兌換業務，增加十五家分設，更名爲大漢帝國東方銀行，南京銀行則因業務以南方經濟中心爲主要中心，變身爲大漢帝國江南銀行，
西京銀社現任的社長是剛從治略府中抽調上來的馬稷。他雖然有馬良這位掌管皇室財產運營權力的兄長支持，但西京銀社和同處帝國中西部的荊州銀社的相比，西京銀社的發展大受限制。
馬稷明白荊州銀社轉變爲襄陽銀行後地發展肯定更加迅速，爲了躲避襄陽銀行的風頭，他索性在劉協和蔣琬的認可下，將西京銀社轉變爲大漢帝國巴比倫銀行，將註冊地移到天京城，以天京、西部三州、圖蘭省、巴比倫省、錫金周邊的安泰兩州爲巴比倫銀行的發展要地，並積極將業務核心推移到巴比倫省。吸納羅馬帝國存金進行發展，將周邊邦聯王國作爲主要發展對象。
馬稷的這種設想讓劉協大爲讚許，批准之餘也給與了土地資源和財稅減收上的支持，並以大漢帝國皇家集商社的名義，對巴比倫銀行大規模注資三百億錢，使皇室股份達到了四成。希望他能夠大量吸納西方世界的黃金儲備。從西方世界地發展中獲得大量的回報。
在四大銀行誕生的同時，劉協允許除了東方銀行外。襄陽銀行、江南銀行和巴比倫銀行允許民營資本注資，但不允許非大漢帝國子民外的其他任何人和組織進行注資。
馬良在劉協半公開的支持下，成立大漢帝國亞細亞皇家銀行，並在成立亞細亞皇家銀行的同時，將燕山基社公開化，燕山基社是以景山基社爲背景而成立的，但景山基社仍然存在，只是將部分可以公開的財產公佈出來，一方面是爲了遏制原先市場出現景山基社內損內貪現象，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高調以公益運營爲基準進入交通物流行業而準備……。
這樣一來，大漢帝國皇室內部便擁有亞細亞皇家銀行、皇家農林集商社和皇家集商社三家霸王級別的商社，除了三家商社外，民生基社和新成立地仁愛基社、燕山基社三大福利公益性的基社，三家基社的存在就是要緩和皇室三大商社鉅額財產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
其實劉協這種擔心就目前而言還是多餘的，大漢帝國現在的子民大多數還是保留天下都是皇帝地傳統想法，皇室只保留這些財產，其餘都交給別人，尤其皇家承擔了大量地福利事業，那些商人倒是爲富不仁的了。
從劉協開始，大漢帝國地人們開始習慣稱呼從事福利公共事業的人爲吃皇飯的，因爲他們的一切生活來源依靠皇家的福利公益基社，而基社主要錢財支出則依靠三大商社進行彌補。
以中央銀行爲核心，以東方銀行、襄陽銀行、江南銀行、巴比倫銀行和亞細亞皇家銀行五家銀行，包括東南吳氏爲首江東商人集資建設的純民資東南銀行六家銀行爲本體的帝國金融業正式開始進入穩步發展階段，爲帝國的發展提供了六臺發動機。
爲了確保六家銀行的快步穩定的發展，劉協在國民院經過三天的討論，通過《大漢帝國關於暫時停止成立新銀行的決議》，將帝國內地商業銀行控制在六家。要想進入金融業的核心——吸納民間存款，就必須注資六家銀行，並同時通過了《大漢帝國股份商社管理法》，規定各集股商社必須成立股東理事會，每家商社設理事長、總社長兩個最高管理職務。理事長負責維護股東權益，而總社長負責商社經營。
對應國進民退的潮流，中央治略府成立國資總局，對應新的稅收制度。成立專門負責專業化後的稅賦徵收強制執行地國稅總局、外貿總局、海關總局。
在這些機構紛紛成立後，一個強勢的中央治略府呼之欲出，各州、省的國民院也紛紛成立，監察府也正式成立，原來定爲監察院，但考慮職權範圍，經過國民院的商討，定爲府級單位，不受御府、治略府管轄，只向大漢帝國皇帝和中央國民院負責。崔浩出任監察大臣，廉政公署和審計公署地首席長官降爲總祭，兩大檢察公署歸口監察府，完全獨立負責帝國軍、政、御、道、法五系政府機構的監察，和治略府並歸於中央國民院。
隨着帝國組織的完善，中央皇庭、中央國民院爲帝國爲最高權力機構，府級單位爲二級機構，公署、部、院、總局、署和中央銀行爲三級權力機構，各省治略院同樣爲三級權力機構。各州治略臺爲四級權力機構，州各司、局爲五級權力機構，各郡治略閣、各郡分局、分司爲六級權力機構，各縣治略衙、辦、處爲七級權力機構。
在此基礎上，中央法院雖然被授予一級權力機構，但並不能同中央皇庭、國民院享有最高權力機構的稱謂，在大漢帝國皇帝和國民院總院長任內，不接受中央法院召票，中央法院也無權對兩人進行宣判。對大漢帝國道教教皇，中央法院永無宣判權，中央國民院永無反駁權，即國民院可以通過九成投票成功後可以對大漢帝國皇帝法律行爲和軍事行爲進行反駁，大漢帝國皇帝必須進行整改，但對於大漢帝國教皇的宗教行爲。國民院則永遠無反駁權力。
荀出任大漢帝國國民院的第一任國民院總院長。但這一次不是劉協任命，而是在三百三十五位國民院大國民代表的投票下。以接近滿票的選票當選的，任期爲十年。
這三百三十五位國民院大國民代表都是以州爲基礎，每州每郡一個固定名額和州治所三個固定名額，以及皇帝的欽賜名額和各省十一個固定名額共同組成地，由此可以看出荀在過去爲大漢帝國的三十三年辛勞工作中，積累了如何程度的人氣和敬重。
荀在得到總院長職務後，正式在中央國民院開展《大漢帝國大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於事先劉協起草過一稿，御府總結過二稿，荀目前在國民院內主持的已經是第三稿。
治略府三大治略公的構成和分工也在這裡出現變化，由最初的右、中、左三治略公轉爲首、右、左四治略公，在荀主持的國民院投票下，諸葛瑾毫無疑問的成爲首治略公，全權負責治略府運行，而胡昭以資格老爲資本登右治略公，蔣琬登左治略公，雖然在國民院看來，胡昭地地位高於蔣琬，但實際上，兩者的分工仍然沒有變，只是因爲這次的改選，讓首治略公開始全面負責各項事務，掌國政總院，親自負責人事、治安、情報、樞密等部門和五大經濟區協調總司，右治略公掌文教總院，負責文、教、競技、衛生、民情工作，左治略公掌經濟總院，負責科技、稅收、海關、工、商、農等工作。
新銀稅制就像一顆地雷一般，猛然間將帝國內準備良久的改革推向了一個高潮，這是劉協最初沒有預料到了，但這也符合帝國狀況，因爲新銀稅制在中央國民院的投票表決中，引發帝國民主精神的澎湃，真是沒有涉及到錢的問題，民主精神也無法爆發呀，只有發現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這些大國民代表才認真起來，並且將能夠討論和投票的事情都拉了過來進行投票。
在新銀稅制通過之後，中央國民院像一臺突然被抽響地馬達一般，在短短三個月內討論了六部新地法律。並且最終通過四部，甚至部分大國民代表提出各州治略總督也提交國民院表決，卻被劉協毫無餘地的反駁掉，理由是這不利於中央集權，而中央國民院存在的基礎就是現行的中央集權制度。也是確保大漢帝國永不分裂的基礎。
隨着國民院通過表決新銀稅制地熱身運動，開始走向正軌後，參政院也正式設立，劉協再也不關注國民院地事務了。一般而言，只要參政院內能夠通過，國民院內就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到了華夏二十二年地八月，五位在外遊學兩年地皇子陸續迴歸京城，就在這時，帝國皇家科學技術研究學會和各地商社都傳來捷報，長江學府的胡綜和京都理工學府的蔣琛兩人在江南紡織商社和荊州武德集商社的資助下，通過八年的努力，終於成功製造了三十六錠立式紡紗機，並和織布機一樣。以水力爲推動力的長江紡紗機。
由於採用了皮帶傳動和齒輪轉動的動力傳輸體系，其中很大程度吸納了當年京都理工學府製造鐘錶的工藝技術，結構相對複雜，雖然大量提高了紡紗的效率，可成本投資卻很大，而且由於大漢帝國目前採用南亞棉爲主，纖維較細，在水力大動力拉動下，相比人紡的紗。紡出來地紗更細，韌度和強度明顯降低很多。
所以兩人研究出這種長江紡紗機後，又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改造，使齒輪增加，轉速減慢，由於轉速降低導致帶動力增加，又在原有十二錠的基礎上擴伸到三十六錠和七十二錠兩種。
到了三十六錠的時候，紗的強度和捻度都增加不少，可以用來機織。但考慮到紗的韌度還是不足，兩人又研究了配套的新的織布機，並以兩人母校——襄陽理工學府定名爲襄陽織布機，襄陽織布機同樣以水力爲驅動，核心的動力傳輸裝置和長江紡紗機一脈相承。
兩套機械核心動力傳輸裝置是延伸自襄陽理工學府當年地鐘錶動力傳輸裝置，因爲木質不適合做齒輪。很多部件都直接用粗鐵鑄造。整套長江紡紗機和襄陽織布機加起來重大三千斤，是大漢用於工業生產中僅次於冶煉業荊州三鋼爐的設備。
劉協一看到揚州治略臺送到天京城的樣機。心中就明白大漢帝國的小農經濟恐怕真正走到頭了，在經過歷年的打壓後，長江紡紗機和襄陽織布機終於爲小農經濟刺出最痛的一刀。
長江紡紗機、襄陽織布機和英國的珍妮紡紗機不同，他們直接走了大漢帝國已經成型的翻車動力系統和鐘錶齒輪傳輸體系，是大漢帝國農業灌溉科技研究和鐘錶研究這兩大系統科技發展同時結合誕生的結晶體成果，結合了大漢帝國冶煉、鐘錶、機械、紡織、灌溉各個方面先進工藝，甚至可以說是大漢帝國三十年重視技術發展地結晶。
伴隨着這兩大機械，胡綜、蔣琛兩人還爲軋棉工藝提供了新的機器——江南軋棉機，同樣採用一套動力裝置，他們兩個人在這套動力裝置上，幾乎將整個紡織業都翻了一個新，而代價就是從三套裝置誕生後，大漢帝國的各家紡織商社的生產效率可以提高數百倍，而且新工廠的投資巨大，小商人和農戶已經無法投資，他們將被迫離開紡織業，甚至是小農場主也無法支付這種投資。
裝備了這一套三件新設備的新工廠，需要大量女紡織工，而不是以往地男工，這時候已經不再需要體力，需要地是細心操作，因爲機紡紗非常容易斷，只有熟練的女紡織工才能確保不斷紗。
新工廠必須坐落於河道旁邊，並且建造非常大地水車，一個水車可以帶動五套設備，大部分商社可能需要一次性建設數十個甚至上百個水車，而對應的水道要更改設計，要修築水庫保證水流的穩定，這些投資將繼續擴大，甚至連中型農場主也無法應付如此程度的投資，只有國內這上百家大商社才能夠出的起錢，而貿易運輸也同樣以水路爲主。
馬良粗略的估計，如果投資了三十個水車，僱傭三百個女工的情況下，每匹布的價格可以從五百錢即五銀元降到兩銀元，劉協意識到這種程度的降價將徹底打垮農戶的自紡布。
劉協撫摸着三件一體的樣機，忍不住和馬良嘆道：“大漢帝國的一場革命到來了，你甚至無法想象這種革命的結果
是什麼樣子！”
馬良笑道：“只要聖上能夠想象的到就可以了！”
劉協道：“現在朕擔心的已經不是紡織業效率的提升了，如果朕估計的不錯，要不了三年，這種設備爲主體的新工廠就會遍佈全國，造成的後果就是大量女性進入商社，在紡織廠周圍，雲集着冶煉、造船、運輸等各個行業，新的鎮就要誕生了，不是大漢帝國原有傳統的集市鎮，而是生活鎮和生產鎮，在這些鎮的背後，是大量新布和其他各種商品的急劇增加，朕不得不擔心銷量和市場啊，必須更加大力度扶持帝國二十八個州和五個省的內部市場啊，我們不可能指望經濟總量和平均收入不到大漢帝國一半的羅馬帝國幫助我們承擔主要的消費，大漢帝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他的商品只能主要依靠內部消化，海外貿易只是一個彌補，也就是說，擺在朕面前的是一條獨木橋，朕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提升內部消費能力！”
馬良道：“聖上如此說，那聖上心中應該有完善的計劃了吧？”
劉協笑道：“朕也是個人，哪裡有那麼神奇，不過雖然沒有什麼完善的計劃，但大概的思路已經有了，只是實施起來可能有點困難，不過這條路是必須走下去，在《大漢帝國大法典》編制的這三年中，朕要做的就是在商社大規模出產品之前，把內部市場的消費能力提升上來，所以朕才這麼急着將六個商業銀行擴展起來，要靠他們啊，你看啊，今年大漢帝國總稅收實行新稅後可以達到八億銀元，明年完全實施後可以超過十億銀元，但是真用於國內建設的也就是五億銀元左右，這哪裡夠全國建設用呀，京都新政的再次全國建設，所需要的資金缺口是巨大的，只能靠六家銀行提供，這六家銀行除了新成立的亞細亞皇家銀行和東南銀行，其餘四家的存款量最低的巴比倫銀行都是三千億錢，就是三十億銀元，按正常百分二十的貸款，就是每年六億銀元的貸款額，襄陽銀行是純款量巴比倫銀行六倍還多，江南銀行僅次於襄陽銀行，你稍微折算下就知道了，六大銀行就是帝國未來五年京都新政大規模建設的根本啊！”
“只是這一次的京都新政，朕還打算瓦解南方的水稻密集種植，瓦解不掉它，大漢的改革就無法徹底成功！”
馬良聽到這句話後大吃一驚，因爲誰都知道南方的水稻經濟是大漢帝國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