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華夏之樹

華夏之樹

劉協對於新文和國語的改革只做了短短的一席評話,但對於中央治略府的文教總院而言,這卻是三十年內也無法完全完成的工作,諸葛瑾、蔣琬和胡昭三人回去後,在三日後就召開了相關的論證會,並以太學府名義召集了各大學府語言學和文化學、社會學等各方面的學者進行集體討論,對於新文和國語的規定、音標和標點進行了爲期三個月的初步探討,並在太學府內成立國文研究院,在中央治略府成立國文司用於新文和國語的推廣。

對於古文典籍的官方註釋治略府提出了三十年計劃,而教材新文化的工作將在二十五年以前完成。

在國政總局方面,藏州治略臺正式成立,由李嚴擔任第一任治略總督,楊孚擔任第一任駐防總督。

此時的藏州還沒有獨立的民族體系,主要還是西涼一帶的北羌南下,在青海湖和黃河上游一帶的遊牧民,南方是橫斷山脈濮僚系部落沿着長江北上的六犛牛部落。

這幾年,劉協漸漸脫離了政事管轄,主要精力都投向了經濟、技術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上,在和太學府學者就華夏同源觀點的討論上,劉協認爲目前藏州的原住民確實存在,但本質上卻是早年從中原移居過去的,具體移民的時間應該是夏朝前後。

現在留在藏州的原住民都應該是仰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地分支,以仰韶文化爲代表的黃河文明。以三星堆文化爲代表的長江文明,這是整個華夏文明的兩個主體,而現在藏州內的原住民文化可以理解爲華夏文明兩個祖先文明分支地融合。

位於青海和陝西之間的仰韶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時間上限是8000年以上,仰韶文化在發展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分化,一種是沿着黃河向東。和黃河中下游地其他部落融合,最終誕生了華夏文明的主體系,一種則沿着黃河向西,一直向黃河上游前進。形成了羌榮早期民族部落。

長江文明中,三星堆文化並不是唯一的起點,和其他長江中下游文明演化了蜀、楚、越三種文化,開始和黃河文明的新主體中原文化開始融合,最終形成了華夏文明。

三星堆文化一部分選擇沿長江繼續向上,進入藏州,形成了六犛牛部落文化,最終羌榮部落和六犛牛部落最終在藏州實現了碰撞,他們做爲華夏文明兩大起源點文化的兩個分支,在這裡發生了融合。如果劉協不干預,他們就會形成吐蕃文明,而出現了華夏文明一個分支。

說到底,藏族和華夏族是真正的同源民族,如果黃河文明是父親,長江文明是母親,那麼藏和漢應該可以說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

在華夏同源的論證上,劉協雖然沒有在大漢時代找到仰韶文化的遺址,但通過藏原住民稱漢人爲“嘉”(當時的嘉和夏同音)以及周禮典籍可以論證出。藏漢是三千年前夏人東西分開發展地不同結果,所以藏的原住民應該享有華夏族稱謂,必須享有帝國子民的一切權益,任何人不得將原住民做爲傭工和奴隸使用,不得歧視,不得掠奪,恰恰相反,作爲同父同母的親兄弟,大漢帝國的漢族必須對藏的原住民提供一切儘可能的援助。

由於藏州原住民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風俗。也沒有統一的地區政權,劉協判定從華夏二十五年開始,藏民悉數迴歸華夏大族,不設單獨地民族設置。

在對藏州原住民考證的過程中,一個劉協沒有想到的事情自然而然的進入了軌道,那就是對整個華夏民族的起源和發展歷史的總結和考證。

劉協自然的成爲太學府華夏民族起源與發展論證研究會的領銜人物。這個研究會集合了整個大漢帝國最優秀的歷史學者、考古學者、民族學者、人文社會學者和其他相關各行業學者。一路看總計兩百餘人,在天京城舉行了爲期六個月地辯證。而劉協的華夏文明雙源論,即以黃河文明爲父,以長江文明爲母的觀點成爲最主流的觀點。尤其是炎黃之爭,夏商之址和東西兩週爲華夏文明雙源論一個最主要的論證過程,根據民間傳說、歷史紀錄,尤其是西周的一些史籍,加上對朝歌地發掘,以及龍骨被劉協做爲商朝文字定爲甲骨文,經過十餘年統計後,大漢帝國地中央帝國、天京學府、京都理工、長江學府、南京學府、黃河學府、西京學府、襄陽學府(江夏學院、荊州學府和江夏技術學院整合後,結合原襄陽學府餘部而成,主學院在江夏,分院在襄陽)、重慶學府、濟南學府、穎川學府、洛陽學府、遼東學府、巴比倫學府、羅馬學府、南海學府十六家國級學府的兩百多位學者在大量史籍和資料地基礎上,進行詳細的論證。

在統一的判定是華夏文明最早的源頭在南方,從南方移向北方,時間在夏朝和五帝之前,在向北移民過程中出現了五帝,在這時,太學府的考證和辯論結果是出嚳即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亦即《山海經》中的帝俊和卜辭中的高祖之後,一致推翻《史記》所說的五帝黃帝、顓頊、嚳、堯、舜。

根據《左傳8226;哀公六年》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乃亡。”判斷夏之前的朝代爲陶唐朝。

《史記》以爲陶唐(帝堯)之後爲有虞氏,有虞氏之後爲夏,也就是說有虞就是舜,而有虞之後就是禹。太學府也對此觀點批駁,提出舜是本三代之高祖上帝,則不能爲有虞氏的觀點,進一步探悉,認爲虞是夏地先民。他們以白虎(虞)爲圖騰,故號有虞氏,其首領即禹,所建之方國曰土方。見諸卜辭、《詩8226;長髮》和《楚辭8226;天問》等。

根據這些觀點,最終認定傳說中的五帝實際上就是陶唐時代的五位皇帝,並根據《山海經》、《遠古帝傳》、《夏初》、《竹書紀年》以及《東周禮記》,最終確定陶唐時代的五位皇帝爲帝堯帝摯帝韓流帝顓頊帝朱(丹朱),而帝嚳(現代郭沫若的論證:嚳就是舜,也就是說舜是堯父親,而非其子。)就是帝堯地父親,爲有熊氏部族之王,陶唐時代共傳了四代五帝,自帝堯始至丹朱而終。其中帝堯到帝摯這一代爲兄傳弟,其他皆爲父傳子。

在這個過程中,唯一很難界定的就是帝嚳(舜)是否爲黃帝,黃帝爲有熊氏之王,而舜也是有熊氏之王,年代接近,是否可能就是一帝,而黃帝子嗣衆多,傳說有二十五子。那麼有否可能是黃帝之後繼承有熊氏之王的爲舜,即舜爲黃帝子說,但也有學者認爲黃帝就是舜。

支持舜爲黃帝者,則支持帝堯帝摯帝韓流帝顓頊帝朱五帝說,而堅持黃帝爲舜父的學者則提出了帝舜帝堯帝韓流帝顓頊帝朱地五帝說。

由於黃帝缺乏直接的文本證據,而黃帝在陶唐時代並沒有稱爲黃帝,到了周以黃帝后自居,滅商建周,纔有了黃帝說。故此可以斷定,在周朝典籍中,黃帝究竟是否爲舜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認定。

但《五帝本紀》中又有這樣一個記載:黃帝有二子曰昌意、青陽,嚳有二子曰堯、摯,而《竹書紀年》和《左年公》有記載,舜有二子曰昌意、青陽。結合嚳爲舜的商字體。舜爲嚳的周字體,相合應起來。可以斷定昌意即堯即太昊,青陽即摯即少昊,是堯爲兄先立,故曰太昊,摯爲弟後立,故曰少昊。

根據這個斷定,太學府也是膽顫心驚的最終認定,嚳就是黃帝的原型,對於黃帝有二十五子的紀錄做出判定,由於當時環境和生存問題,舜不可能有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的說法源於周朝文王時期,在禹時成形的《五藏山經》曾談到舜子二帝,這個說法一直延續到商,從商滅夏,自居同爲黃帝之後,根據斷論,劉協和太學府根據字體學最終斷定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衣十二個上古之姓都是陶唐部族衍生分封地,而真正的黃帝本姓爲姬,以姬姓立陶唐,堯後分酉、祁,摯後分己、滕、任,韓流後分、荀,顓頊分僖、佶、儇,朱滅分衣。一路看

酉姓滅,故陶唐開國帝堯後只留祁姓,祁姓後分劉姓,即劉氏爲陶唐之後。

正如禹結束了陶唐時代,而啓正式建立夏朝一樣,實際上是黃帝嚳(舜)結束了蚩尤的炎帝時代,而帝堯建立陶唐時代,這是典型父滅子建行爲,華夏曆史上,湯滅夏,放桀而不立商,西伯姬昌滅商而不立周,姬發承繼父業立周的行爲一致。(這樣的歷史就說明了爲什麼真實歷史中曹操滅漢而不立魏,司馬懿滅魏而不立晉的原因,其實都是效仿古代賢帝而已,其他所謂曹操忠漢,不願做逆賊,司馬懿忠魏,不願做逆賊的話都是胡亂瞎說,結合歷史中賢帝行爲,我們一下就可以發現歷史的真相。)

丹朱同時期就出現了禹,禹是有虞部落的首領,根據《竹書紀年》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而《國語8226;周語上》載祭公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論證結果爲當時后稷是禹地大臣,“后稷放帝朱”實際就是禹爲奪權而放逐了帝朱。

據《墨子8226;兼愛下》與《非攻下》所載,禹放丹朱後並沒有完全控制政權,丹朱之子苗民(即三苗)曾一度稱王,與禹分庭抗禮,《國語8226;周語下》載太子晉曰:“王無鑑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夏、商之季”就是指桀、紂二王,太子晉把黎、苗和此二王相提並論,可知苗民曾爲王,一度掌握政權,蓋因其乃帝室之胄。但無稱帝之說。後來禹伐而流之(實際上應該是驅逐),最終戰勝了陶唐時代的舜地黃帝部落,奪取了政權。

經過一系列的論證,華夏文明的歷史從炎帝(神農氏)開始立帝。炎帝之前各部落都是分散發展,雖有戰爭,但並沒有形成部落聯盟,即各部落有王,至炎帝時,各部落聯盟之王稱爲帝。

帝國學者對藏、韓、瀛等落後地區還是母系社會進行考證,根據《白虎通德論》等古籍所載:“謂之伏輛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起之吁吁,飢時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犧仰8觀於天,俯察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犧也。”認爲原始社會起初爲母系社會,其後進入正統的父系社會,而父系以男性爲主體的社會纔是正統和先進地社會體系。華夏紀元前三千百年左右伏羲爲華夏文明比較開化的時候。伏羲是整個中原諸族、黃河流域各部落地首領,但在伏羲之後,整個部落已經分散開,彼此的距離都很遠,形成了數十個小部落,雖然大家仍然尊伏羲地妹妹女媧爲王,但更多的部落還是選擇離開,其中就有炎帝所在的羌族分支部落,他們在姜水流域形成了新的完整地部落體系。並以姜爲姓。除了姜性部落之外,還有最終誕生黃帝地姬姓部落。

大約是在華夏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姜氏部落從渭河流域南下,進入荊州南部(今湖南省炎陵縣)和當地長江流域的文明融合,誕生了神農部落,由於長江流域爲稻文明和農業文明。這個時候就有了炎帝教習姜氏部落從遊牧生活走向農耕地事情。隨着炎帝將姜氏部落擴張,逐漸融合南方的部落。形成了一個以荊州爲主體的大部落聯盟,並開始再次向北方開拓,成爲天下部落聯盟地首領,真正成爲華夏部落的帝,在這個過程中,農耕和其他知識也傳到了中原,爲中原各部落崛起打下了基礎。WwwCn

炎帝的兒子有兩個,一爲蚩尤,二爲刑天,蚩尤在和邢天的爭奪炎帝的聯盟部落帝位落敗,最終選擇向北方進發,進入了黃帝部落的中原地帶,在這裡和黃帝進行了對中原地帶的爭奪,最終又一次落敗,其後,邢天也和黃帝爭奪荊州、揚州的土地,也被黃帝打敗,在這之後,黃帝就正式成爲炎黃兩大族系部落的統一首領,而炎帝部落中不甘心歸屬黃帝地人就退回南方,從荊州開始向南方各地擴散,形成苗、越、彝、南山等族,而炎帝主體部落則在荊州成爲了現在楚民主體,成爲華夏文明的一個主體部分。

同樣是華夏紀元前兩千年左右,黃帝的姬氏部落,由於以熊爲圖騰,故也稱爲有熊氏,其雖然接管了炎帝部落,但並沒有立刻結束炎帝的時代,也沒有稱帝,而是留下刑天,但其子堯建立陶唐時代,正式稱帝,並尊舜爲黃帝。

到了禹爲夏初,並帶領有虞部落接管了有熊氏部落,其子啓正式建立的夏朝。

這一系列的歷史新審定,最終定炎帝在前,黃帝在後,而華夏文明的祖先也就是炎黃兩位大帝,而炎黃兩位大帝都是從伏羲部落中誕生的分支部落。

在伏羲部落分裂的同時,藏地先祖部落和炎帝的姜氏部落一起離開渭水,向西而去,也就是藏州北方各部落的開始。

根據語言學者對漢語、藏語、南語(今天的苗族語言)和泰語(是指泰州和福州一帶原住民的語言,這和今天的粵語不同,今天地粵語實際上起源於雅語,或者說,你聽過粵語就知道周朝和漢朝人怎麼說話了)地辯證考究,認定了漢藏南泰四語同源而出,也斷定了伏羲部落的存在是可以肯定地,所以漢藏南泰四大語系,也就並稱爲伏羲語。

在伏羲語之外,越語則獨立爲南越語。而西域原語言獨立爲西域語,瀛州、遼州和興州東部部分地區原住民所用的語言被稱爲遠東語系。

根據語言學地分析,依據“舜位中央,西有戎、析枝、渠庾、氐、羌,北有山戎、發、息慎(肅慎)。東有長夷、鳥夷,南有交”的傳統認定,結合目前帝國各族的情況,最終形成了大漢帝國的中原諸族、東夷諸族(山東齊魯一帶的部族)、東北諸族、氐羌諸族、西南諸族、江漢諸族、百越諸族、藏州諸族地華夏民族八大族系的定論。

中原諸族、東夷諸族、氐羌諸族是黃河文明代表的伏羲部落分散的結果。而西南諸族、百越諸族和江漢諸族則是長江文明地代表荊楚部落分散的結果。

西南諸族的起稱爲濮,百越起爲越,越與周姬氏王室所領部族合,誕生了吳,江漢諸族爲羋,先有羋,後羋部落延江上爲濮,延江下爲越。

中原諸族、戎羌諸族、東夷諸族、西南諸族、江漢諸族、百越諸族六個部族體系共同融合的結果就是今天的漢族,也就是華夏民族的主體,融合的時間爲華夏紀元前三千年到華夏紀元前一千七百年之間。而戎羌諸族和西南諸族融合後誕生的就是藏州諸族。

這個時候,華夏民族的起源和發展就非常清晰了,總體上是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相互融合產生了華夏文明,而幾乎從歷史中消失的東北諸族,則是在伏羲部落分散後,沿途遊牧地結果,至於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鐵弗族、盧水胡、鮮卑(白虜)等族,包括西域各小族,從外形上看應該是白種人特徵。歸於獨立的氐胡諸族。

其中雖然曾經同屬於東胡的烏桓族,由於是鮮卑和華夏北遷部落同化的結果,故同樣歸於華夏族系,另外一個方面,根據中原地區華夏子孫和南亞系得華夏子孫之間的差異,且結合戎羌諸族早期和氐胡族系之間的地域距離,可以斷定戎羌諸族早期和氐胡族系之間肯定存在交融現象,甚至可以認爲氐胡諸族和江漢諸族融合產生了戎羌諸族,這就解釋了戎羌諸族爲什麼體貌特徵介於戎羌諸族和江漢諸族之間。而江漢諸族、百越諸族、西南諸族在體貌特徵上是較爲吻合,只是交融的時間早晚無法考證,這個斷論,間接承認了華夏血統中包含了氐胡血統,並將氐胡諸族正式規劃到華夏文明的同源族系。

東夷諸族的誕生,推論爲江漢諸族和中原諸族地融合。東北諸族在血統上歸屬東夷諸族北上。西南諸族爲戎羌諸族南下和長江文明交融的結論。

戎羌諸族也是玉文化的起源,因爲戎羌諸族是華夏早期兩大產玉之地。而華夏其他諸地產玉並不多,戎羌諸族是華夏史上一個最爲特殊的遊動民族。(這就解釋了爲什麼三星堆文明具有中亞文明的細微特徵,戎羌諸族首先受到氐胡諸族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帶到南方,一路前進,最終進入緬甸,和當地原住民融合到一起,也可以解釋三星堆的墓葬主人爲何擁有一定外來非亞裔血統的原因。)

根據整個推論體系,華夏族系從中原諸族、東夷諸族、東北諸族、戎羌諸族、西南諸族、江漢諸族、百越諸族、藏州諸族八大主體族繫上,增加了氐胡諸族,使華夏族系增加爲九個族系,而華夏民族的主體民族炎黃族地祖先從最早的兩源論推廣到九源論,但從九源論再向前推廣到華夏紀元前三千年到華夏紀元兩千年之間,中原諸族、東夷諸族、東北諸族、氐羌諸族、藏州諸族又被推進黃河大族系,西南諸族、江漢諸族、百越諸族則爲長江大族系,繼續確定了兩源論的正確性。

其中氐胡諸族爲外來歐羅巴地域移民已經明確肯定,因爲在目前的漢本源社會中,所有學者都不承認氐胡諸族是本土原住民,一致認定氐胡肯定是歐羅巴族系的移民,印度的婆羅門和剎那利族系也都被裁定爲歐羅巴族系地移民,並且斷定如今屬於大漢帝國地圖蘭平原,最初也是華夏戎羌諸族的原住地。

雖然劉協清楚戎羌諸族早期也是從南亞前進到中原,經歷數萬年演化。並和氐胡諸族融合地結果,但他本質上不願意過分地執著於真正的民族移民學說,何況學者們這種過於偏執的推論也適合大漢帝國的利益,所以索性認同了該說法,而學者們則進一步提出。按照華夏起源論,圖蘭平原不應該爲省,應該爲州,因爲圖蘭平原本身就是大漢八大本地族系中戎羌諸族的起源地。既然戎羌諸族被定爲華夏民族地起源族,那圖蘭平原就應該擁有大漢帝國中央州的地位,因爲制定大漢帝國中央州的定論基礎就是華夏民族各個起源族和本體族的生存地。

劉協沒有立刻同意這個斷定,但他聲明一點,無論如何,華夏族系地主體族炎黃族是擁有氐胡血統的,那麼可以初步解決,爲什麼安泰交福四地原住民和炎黃族在相貌體型膚色以及細節特徵上爲什麼有區別,但無論如何,都必須承認。安、泰、福、交、興、遼、瀛、藏、燕、驪、涼、西域十二個州的原住民和炎黃族都擁有非常密切的血統聯繫,就應該是華夏民族的一部分,是炎黃族的兄弟族,或爲同父兄弟,或爲同母兄弟,尤其是藏州原住民、山越、南山、武陵、西南諸族,他們是炎黃族的同父同母兄弟。

在炎黃民族本源和華夏族系定界範圍基本獲得一致的通過後,劉協將現在還殘留的東北諸族、江漢諸族、百越諸族、藏州諸族全部納入炎黃族系,實際上由於山越、武陵南山、雲南苗、遼東夫餘、三韓多年的漢化。而藏州原住民地稀少,這種融合規劃是可以的,炎黃族也統稱爲漢族。

經過這些辯論和考究,最終確定大漢帝國不再是單一漢族的帝國,而是以炎黃族爲長兄,戎羌諸族、西南諸族、氐胡諸族爲親兄弟族系的同源大民族華夏民族的多民族同居,並願意接納任何信仰道教和遵守華夏法律以及道德基礎的外族民衆的大包容和團結的帝國。

在此基礎上,劉協以新文格式編訂了《華夏本源》一文,詳細分析了華夏九大族系融合產生炎黃族的過程。並對大漢帝國地性質進行定論,而太學府也相應制定了《華夏本源考證》,通過二百多位學者,三百二十多篇論證和考據,對《華夏本源》一文進行科學系統的論證。

在編訂完《華夏本源》一文,劉協立刻下了兩道聖詔。第一道確定新文和國語爲華夏文和華夏語。所有華夏人都必須學習,無論是炎黃族。還是戎羌諸族、西南諸族、氐胡諸族三兄弟族。

第二道聖詔是一片《謝罪書呈》,向全國四百萬確定爲華夏大民族內身份的所有曾經或仍爲傭工的帝國子民道歉。

第一道聖詔很快下發,但第二道聖詔卻被陳羣拼死攔住,他向劉協強諫道:“聖上豈能無錯,有悔之心足矣,然聖上爲帝國之象徵,若聖上致歉,則帝國致歉,此詔將使帝國混亂!”

陳羣一面不顧自己違法,一面發公函給中央治略府,讓經濟總院承擔該責任,由蔣琬向全國屬於華夏族系的傭工道歉,再發公函給中央國民院,讓荀緊急召開治略府違德整改限令表決會,並和荀一起動用各種可以調動的力量,通過該決議,逼中央治略府向天下承認使用傭工爲中央治略府經濟總院的過錯,責令在三年內實現整改,並對相關受損人員每人賠償三十銀元。

蔣琬知道事關重大,雖有損自己的聲譽,但還是迅速下發中央治略府公告,向外致歉。劉協見事情已經無法挽回,只能在中央御府參政院內半公開承認錯誤。

由於大漢帝國四百萬傭工中,除了近百萬印度傭工外,其餘都在既定華夏族系範圍內,所以該公告一出,全國譁然,而在三年內,這三百萬傭工就會正式轉變爲雜工,享受六十銀元一年的雜工待遇,各商社、莊園和農場主都是大爲震驚,但《華夏本源》已經在全國報刊公開發印,各自都沒有阻礙地辦法。

這一次的突然舉措雖然使大漢帝國從此失去的傭工經濟的基礎,但也大幅度刺激了工人階級的誕生,同時,也很有力的促進整個大漢帝國內地團結,幾乎所有人都能夠融入進入華夏民族地範圍內,並且有詳細的官方論證書呈,帝國下層可以說是一片歡呼。

從《華夏本源》地誕生開始,華夏民族的範圍就得到詳細的界定,炎黃、戎羌、西南和氐胡四大民族構成的華夏民族成爲大漢帝國的主體,並開始實現了進一步的融合,爲華夏民族走向大漢民族(大漢民族的界定範圍是以華夏民族爲主體,包含各個省範圍的各個民族組成大漢帝國的全民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着炎黃民族的大範圍移民開拓,新文和國語的全面推行,《華夏本源》對民族意識的凝聚,整個華夏民族內的新一次融合也開始迅速展開。

在這個過程中,《華夏本源》就讓大漢帝國成爲一棵樹,在炎黃民族的主軀幹上,生長着無數枝葉,所有的枝葉凝聚在一起,終於成爲這個大漢帝國。

對大漢帝國的學者們而言,《華夏本源》纔是一個開始,由於整個歷史構架已經完全連接,現在要做的尋找《華夏本源》的各項證據,而不是死命鑽研《華夏本源》,劉協的意思也是既要通過史書典籍來判斷,也要通過實體證據來論證,在這種上層態度的支持下,大漢帝國也開始了對國內史書中提及的都城進行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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