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陣營、法西斯陣營、英美陣營、亞盟陣營的同時存在使得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更加混亂，相互之間的糾葛使得各方都處於一種可怕的平衡中。
德國此次派遣元首特使團訪問帝國，最大的目標是想要說服中國及亞盟放棄同法國的盟友關係，轉而同納粹德國結盟一起進攻蘇聯，若是不能達成這一目標，德國退而求其次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德之間的特殊關係，希望中華帝國繼續對納粹第三帝國採取更爲明確的扶持政策，支持納粹德國以進攻蘇聯的方式向東擴張。
在德國特使團訪華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爐邊談話的方式公佈了他和宋皇帝之間的兩封書信往來，正式向國內的保守主義開戰，並且提倡建立一個新的中美泛太平洋合作關係。
在此時的美國，**浪潮是非常嚴峻的，但是親華的勢力也很強大，雙方一直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激烈的抗爭，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明確表態反對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後，自由主義纔再次奠定了對美國的支配地位。
這並不代表美國和英法等國就會完全無視中國同歐美之間的各種問題，所有問題的根源都還是在貿易上，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即便是在大蕭條時期，中國的外貿順差也沒有大幅度的萎縮。
中國願意解決這個問題。
不同的內閣總理大臣總有不同的思想，在接替歐陽賡成爲臨時總理大臣後。外相出身的顧維鈞考慮直接通過提高匯率的方式，解決中國和歐美之間的國際貿易爭端，以此推動世界自由貿易的完全恢復。
在德國元首特使訪問團以觀察員身份前往保定，參觀中法盟國保定軍事演習這天的下午，帝國臨時內閣總理大臣顧維鈞前往中央宮覲見宋皇帝。
宋彪在這天下午並沒有安排正式的工作，而是在中央湖畔釣魚。
湖畔風光迤邐，翠柳蔭蔭。
在臨池閣的湖畔涼亭裡，宋彪準備好了全副工具，戴着涼帽坐在涼亭邊垂釣，人生講究勞逸結合。宋彪很喜歡在這閒暇的時刻裡做一些簡單的娛樂活動，遠離軍政大事的那些煩惱。
中央湖屬於皇家園林，但在這裡垂釣的人總是很多，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軍部，或者是中央內閣的官員，附近菜農有時候也會乘着黎明清晨前的時刻到中央湖裡撒一網，撈點實惠。
這裡的魚以鯉魚和草魚爲主，也有其他的魚類，偶爾還能釣上一條黃鱔。或者是海蛇，內廷負責維持這裡的秩序。以及保持魚類數量的穩定，帝國內廷每日所需要的魚類供應大體也都來自於這裡。
10月的北京已經開始轉涼，湖畔涼風習習。
等宋彪釣了兩尾不大不小的鯉魚，顧維鈞也匆匆抵達臨池閣畔，前來拜見宋彪。
出任帝國中央內閣的臨時總理之後，顧維鈞可沒有時間如此悠閒，在內侍官的陪同下走進臨池閣，他畢恭畢敬的向宋皇帝躬身敬禮，稟告道：“臣下覲見皇上。”
宋彪聽到是他的聲音。也沒有回頭，繼續坐在石凳上釣魚，問顧維鈞道：“美國那邊這些天比較有趣，聽說你想乘着這個機會在上海召開國際自由貿易會議，協商恢復大蕭條之前的世界自由貿易局面，想法是很不錯，把握大嗎？”
顧維鈞答道：“回稟皇上。臣下以爲世界能否恢復自由貿易，關鍵還是取決於我國，各國陷入保守主義和閉關政策，我國的貿易順差情況過於龐大是一個比較因素。古語說。一枝繁鬧不是春，我國若要真正成爲世界新霸主，還是應當建立在世界範圍內的特殊利益，而要達成這一目標，最爲便捷的方式莫過於自由貿易。爲此，我國若能在匯率上做出調整，以支持歐美各國同意我國的提案重新恢復大蕭條之前的自由貿易政策，建立新的自由貿易機構，短期內固然對我國存在一定的衝擊，但在長期內必定有利於國家的長遠發展。”
宋彪這纔將魚竿暫時擱置在旁邊，起身示意身邊的內侍官爲顧維鈞準備茶水，自己也招呼顧維鈞過來一起坐下。
臨池閣邊有石桌圓凳，本就是垂釣修養的好地方。
地熱返燥，以喝白茶爲佳。
皇室一貫以福鼎白茶爲貢品，宋彪今日也難得請顧維鈞這位臨時總理大臣喝白茶，茶盞邊有一碟新疆的開心果，他剝開幾粒，邊吃邊琢磨心裡的話語。
等了片刻，他才和顧維鈞提醒道：“你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但我還是建議你等到國會競選結束，正式擔任總理大臣之後再考慮此事，以免萬一吧。”
歷史總是存在着很多人無法控制的問題，比如說宋彪一直以來希望扶持的下一任總理是陳其美，或者是由總參謀長蔣方震、國防大臣陳其採中的一位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以便於更好的應對戰爭時代的到來。
結果，顧維鈞就以這樣意外的方式成爲了帝國總理。
帝國在政治上一貫有種穩守慣性，每一位總理只要是合格之選，基本都能幹滿兩屆，甚至是三屆，顧維鈞肯定是最佳的幾位人選之一，他一旦搶先一步成爲臨時總理，那隻要不犯錯，基本就意味着能幹滿兩屆。
顧維鈞也畢竟是第一位內廷總長出身的帝國內閣總理，身份特殊，和皇帝的關係也是特別的。
皇帝怎麼可能不支持他呢？
顧維鈞沉思良久，答道：“皇上，臣下以爲凡事都要應該見機行事，自從美德等國效法我國內政。擴大政府開支復甦經濟，世界經濟形勢相對前幾年已經明顯好轉，各國都有意圖重新推動自由貿易，目前最大的阻礙就是我國在一戰後同各國補籤的通商貿易條約。這些條約大多還有五到十年的有效期，如果各國取締在大蕭條時期設立的各種緊急關稅保護政策，重新恢復爲大蕭條之前的情況，各國勢必難以抵擋我國工業出口的壓力，對我國而言，一旦出口大規模增長，短期內確實有利於國家經濟和民生。但從長遠來看，我們的增長對其他各國就是一種工業削弱，長此以往，還是會繼續導致各國經濟下滑，世界重新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中。平衡是世界運行的一個基本規則，只有平衡才能讓世界在平穩之中前進的更爲長久。今年的情況相對來說都比較好，各國急於推動自由貿易的復甦，形勢對我國有利，易於我國爭取更大的權益。若是推遲到明年，或者後年。屆時就會和《華盛頓海軍條約》的續約談判糾葛在一起，即便我們不再簽署這一條約，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情況也將更加負責。所以，從長遠的利益考量，今年底，明年初進行自由貿易復甦談判是最佳的時機。”
稍加停頓，他又補充道：“匯率提高固然短期內不利於出口，但卻有利於我國進口物資，擴大在外投資和國內的內需。而此都是帝國之根本。綜合利弊，內閣可能爲此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臣下有這個責任力推此事。”
既然他心意已決，宋彪也就不再勸說。
只要大方向上是正確的，宋彪身爲君主立憲制的皇帝，本身也不願意干預內閣的正常政務。
帝國政治的穩定性要遠勝於日本，相比於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的長壽和中央政策的穩定性。日本內閣首相基本都是短命鬼，中央政策也經常性的波動。
這裡面的一個重要差別就在皇帝同樣擁有最高權威的情況下，宋皇帝對於維持內閣穩定具有定海神針一般的功效，只要內閣總體是完善和正確的。哪怕國內有比較多的反對力量，皇帝的支持也能讓內閣穩定的推行新政。
既然顧維鈞心意已決，宋彪能做的就只能是支持了。
皇帝啊，也要有甘願爲鮮花做綠葉的覺悟。
就在臨池閣的湖畔邊，宋彪同顧維鈞這位帝國臨時內閣總理大臣商談組織上海會議之事，大部分的時間裡，宋皇帝只是靜靜的聽着，並沒有提出太多的設想和倡議，大體而言，顧維鈞的考慮還是很全面的。
在顧維鈞將自己的想法都闡述一番後，宋彪沒有急於表態，而是讓他回內閣召開大臣例會共同商議細節，具體的事情，他這位當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說。
言多必失。
……
顧維鈞畢竟是外相出身，對於國際政治環境的每一點微妙變化都能敏銳的把握到，在國際環境有了明顯的變化後，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便迫不及待的試圖組織上海自由貿易會議，各國對此的反應也都很積極。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國的共同倡議下，總計42個國際和地區齊聚上海黃浦國際特區，就重新恢復世界自由貿易展開會談。
關於中圓匯率的問題，顧維鈞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中圓在1935年直接提高匯率15%左右，二是中圓在未來五年內，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達成這兩個方案中的任何一個，中國就必須增加黃金儲備和外匯，以維持貨幣儲備率，而英美法三國必須保證匯率穩定。
隨着中國在工業出口上的競爭力過強，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來恢復世界自由貿易，一是徹底否決中國在一戰後同各國簽署的通商協約，重新洽談新的協約，二是中國提高匯率。
當年同各國簽署協約之時，中國是受扶持的一方，條約整體都對中國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國洽談新約，一是週期太長，二是未必就能爭取到過去的條款，所以，中國寧可適當提高中圓的含金量，用提高匯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決中國與歐美各國的貿易順差問題。
英美各國對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決現階段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是英美都認爲中圓匯率至少應該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圓匯率提高70%。
問題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圓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間的經濟總量差距就會擴大到難以追趕的程度，而且，中圓匯率增加到這種程度，中圓對外輸出的力量就會更強，英法也受不了。
各國從1934年的12月一直討論到1月中旬，最後才各讓一步。中圓承諾將名義含金量增加23.25%，這個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國對華轉入一部分黃金儲備，承諾中國國家銀行在未來五年擁有更高的黃金儲備優先權，三國還要增持超過20億的中圓作爲外匯儲備，減少中圓在外的淨流動資本比例。
這和廣場協議不同，中國不是英法美三國能夠壓制的對手，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上擁有絕對的地區霸主地位。三國也無法聯合起來對付中國，要想讓中國同意將中圓含金量從每圓0.7505克黃金提升到0.925克黃金。英美是必須要付出同等巨大的代價。
如果英美不願意退讓，中國寧可就保持現在這種情況，因爲現在的情況整體上對中國更有利，中國畢竟有亞盟和中法同盟兩個固定市場，國內市場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讓中國提高匯率，各國就必須在上海自由貿易會議中同中國簽署一攬子的協約，保障中國在黃金儲備吸收上的優先權，確保中國能有效維持中圓的新匯率和貨幣儲備率。歐美和其他各國市場對中國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國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國貿易待遇。
其實在中圓匯率提高23.25%以後，中國的工業產品仍然擁有一定程度的成本優勢，通過政府內部合理的減稅政策，也能進一步彌補成本優勢上的損失，關鍵是將整個市場擴大。
在中圓匯率的問題解決之後，各國想要在上海會議上籤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貿易公約就比較容易了。作爲會議的主要召開國和主席國，中國也優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國和美國的方案，各國表決和修訂之後。最終採取了中美聯合的方案。
按照這個方案，世界自由貿易公約將各國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對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發展國家、低發展國家，主要評斷標準就是各國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貿易協會，就首先要簽署《世界自由貿易公約》，國內必須通過一系列的勞動保護法案，限制最低工資，根據這一原則劃定四等國家，確定各國的勞動成本，世貿協會的各成員國在關稅制定上必須對其他成員國給予對應待遇。
整體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國家，在世貿組織的其他成員國享受的關稅優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國家，享受關稅優惠就越少，總體保持三級關稅優惠標準，發展國家和低發展國家持有共同的第三級關稅優惠權，以扶持低發展國家。
各國在世貿公約的基礎上，有權制定本國關稅，但不得高於世貿公約規定的三級上限，發展水平越低的國家，可制定的關稅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發達的國家，關稅上限就越低。
同時，各國在雙邊國際貿易和區域國際貿易中，也可以另外製定不同於《世貿公約》的規則。
經過各國之間的博弈，《上海世貿公約》最終在1935年3月通過各國投票表決，因爲這一公約和日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日本在最後時刻退出公約談判，拒絕加入世界自由貿易協會。
因爲《上海世貿公約》背後有一系列的通商條例和法規限制，只有在本國制定並執行這些法律的國家，才能成爲世貿組織的成員國。
日本的主要問題就是它的關稅太高，此外，日本自認爲是發達國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發展國家，日本內閣和國民普遍認爲有失國體，不願意按照第三等國家的標準加入世貿組織。
世界自由貿易協會是在上海談判籌備，中國又是會議的組織和主席國，日本國內就避開英法美等國不談，刻意認爲是中國在打壓日本，日本國內甚至爆發了規模空前的**遊行。
日本自以爲是世界頂級列強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對整個世貿組織沒有太多影響。
中國在匯率增加23.25%，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當於美國的40%，所以還是繼續以中等發達國家的身份參與世貿協會。
此時的《上海國際自由貿易公約》、世界自由貿易協會和後來的世貿組織還是不能比的，但在這個公約中，發達國家和發展國家都有比較多的空間保護自身經濟，整體規則實際上相對更有利於工業強國。
所以說，世界上第一流的國家是制定規則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特殊國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對要低一些，但在技術和工業規模上是真正的列強國家，由中國主導制定規則，這個規則在總體上也就必然更利於中國，對英美等國來說則是各得所需。
隨着中國和英美等國關於中圓匯率提高及補償的一攬子協議，以及《上海世貿公約》簽署之後，世界經濟重新恢復到大蕭條之前的國際自由貿易局面已是大勢所趨，中圓匯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國在海外投資的力度可以繼續增加，而《上海世貿公約》也極有力的保護了各成員國相互投資的平等權利和義務。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仍然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業輸出國，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資和消費市場，在《上海世貿公約》簽署之後，可以預期，中國對外的資本輸出會明顯增強，而歐美各國對中國的投資也會增加。
爲了抵消匯率提高對國民經濟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顧維鈞臨時內閣也緊急通過多份新法案和修訂條例，進一步減免農業稅收，增強工農業出口退稅機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貸調整政策，擴大國內的內需投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