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的最後一個學期，是在極其艱難而困苦的條件下度過的。整個的8月，他與京城的七所國立中學的校長，幾乎什麼都沒幹，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錢。
這個時候的他，如果有人問他，對於一個校長，最需要的是什麼，他會毫不猶疑的回答是錢。所謂，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
這個時候，常掛在他嘴上的話是，“解決經費困難，實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開學在即，到處都需要錢，但學校卻“不明一文，教育費積欠在5個月以上”。
這時候，北京的傀儡總統已經換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經說了，他面臨是怎樣的財政狀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黎元洪第二次下臺的直接原因就是窮。
從政府那裡要不來錢，學總是要開的。但老師馬上要開始新學期講課了，印講義的錢都沒有。本來就欠着老師們的工資，總不能讓他們拿自己的錢印講義吧！
大事辦不了就解決小事吧，能幹點啥就乾點啥，沒有辦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後，決定和學生收點講義費，沒想到竟鬧出一場“北大講義費的風波”。
有文章這樣記載“北大講義費的風波”：
蔡先生何等溫文爾雅的人物，怎麼會打人？你這不是造謠嗎？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記錄的，並非捏造。
蔣夢麟先生在《西潮》裡面寫到：“‘你們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捲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要不是蔣先生明確寫了，實不敢相信這是溫文爾雅的蔡先生幹出來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說“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多文雅啊。
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經五十四歲了，幹嗎要跟學生拼老命呢？竟然是爲了收講義費。
上學收書本費，或者教材費，這天經地義的事情，蔡先生至於如此憤怒嗎？
把老實人逼到這份兒上，說起來是北大的學生太過分了。
原來，五四運動之後，挾愛國勝利之餘威，北大的學生組織力量十分強大，學生的許多事情學校不能干涉。這本來是學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發活躍。然而，物極必反，既然無人管束，學生中毛猴子傾向的傢伙也逐漸翹起了尾巴。
於是，人們形容當時的北大：“你愛上課，可以，你不愛上課，也可以，你愛上你愛上的課而不上你不愛上的課，更是天經地義的可以！總之，一切隨意”。
到了後來，學生們越發放肆起來，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裡親眷，學校也不能過問。
這就有點兒說不過去了。
再後來，學生代替學校決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員。
如果某位教員主張考試嚴格，學生馬上罷課教訓之。
這樣的學校恐怕誰都辦不下去了，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講義費風波。
所謂講義費風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學生拒絕繳納講義費引發的風波。按說，學校這費用收得毫無問題。印講義的錢不是白來的，收學生的也只是工本費，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數學生認爲，應該是既不交錢，還要給講義。
要講課不能沒有講義，沒有錢如何能印講義，蔡元培只能硬着頭皮堅持。
而學生就此鬧起事來，對代總務長沈士遠進行圍攻。學校裡到處貼滿謾罵沈士遠的條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遠！”
沈士遠嚇跑了，學生們接着去校長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講了一天，總算讓學生們暫時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進校長室沒多久，校長室外又圍了好幾百號人，領頭的是山東好漢馮省三。
只聽見他不斷地大喊：“我們打進(校長室)去，把他們圍起來，把這事解決了！”
有人進一步起鬨：“到會計科把講義券燒了！”
羣情激奮，喊聲如雷，危機一觸即發。
北大學生可是能文能武，當年曾建有學生軍。
孫中山到北京的時候，就是北大學生軍擔任警衛。人稱“戎裝整齊，軍旗招展，帽徽上鑲‘北大’二字，陣營煞是威風”。
中山先生曾對汪精衛說:“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卻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師啊！”
問題是現在學生可不是在打軍閥或者打帝國主義，而是打校長來了啊！這個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長終於被激怒了——爲了從北洋軍閥政府那裡爭取辦學經費，北大的教授們已經奔波得筋疲力盡了。
於是，蔡先生乾脆走出了校長室，對學生們喊出了“決鬥”。
學生們對蔡校長還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衝出來，不由得大吃一驚，紛紛作鳥獸散。
蔡元培對這場風潮深感惱火和痛心，他當天就寫下辭呈離開北大。總務長蔣夢麟，代總務長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分別刊登啓事，宣佈“隨同蔡校長辭職，即日離校”。接下來，北大全體職員也發佈《暫時停止職務宣言》，《北京大學日刊》也於當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與蔡校長共進退，你們能罷課我們就不能罷工嗎？
最終，通過胡適做工作，學生們認錯了，派了代表去請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氣，終於回校繼續任事。
只有馮省三被開除。他想回來當旁聽生，找胡適幫忙，胡適無奈地搖頭，說我勸你好漢做到底……
學生也沒白鬧事，最後的結果是講義費緩收。總要有人爲鬧事付出代價，馮省三終究還是被開除了。
魯迅對青年學生最是關愛，他與北大的學生馮省三關係很好。
有一次，馮省三拎着一雙破皮鞋來到魯迅的辦公室，說：“喂，我的鞋壞了，你幫我拿到鞋匠鋪去補一下吧！”
魯迅真的就拿着這雙鞋去幫他補好了，回來後微笑着將鞋子還給他。馮省三也不客氣，穿上補好的鞋子，大搖大擺地走出門去。
對，就是這個馮省三。
據說，馮省三隻是個“替罪羊”，他是風潮發生後臨時參加的。當時正值第一、二時上下課之間，同學們看見校長室門口擁擠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來看熱鬧。馮省三也是在下課時來看熱鬧，從人堆裡不由自主地擠到校長辦公室的門前，這時他才知道是“反對講義收費”的事。也就是說，雖然他現場喊得很兇，其實並非真正的主持者。
對把馮省三開除之事，魯迅很氣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經爲馮省三寫過一篇很短的、只有幾百字的文章《即小見大》一文。他說，“這事很奇特，一回風潮的起滅，竟只關於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無呢……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
關於馮省三，有記載的東西不多，應該是山東平原人，家庭比較貧窮。在北京讀書，難免會遇到囊中羞澀的情況。魯迅經常在經濟上幫助馮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開除的馮省三離開北京，前往廣州到中山大學講授世界語。馮省三缺少路費，還找魯迅借了5元錢。
借魯迅的錢一般是要還的，這也沒毛病，所謂借債還錢天經地義。
但這件事魯迅在日記中寫道：“省三將出京，以五元贈行。”
看樣子，魯迅已經做好了馮省三不會還錢的準備了。
此馮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換上別人，恐怕不會幹出讓魯迅給修鞋這樣的事。
如果是換了一個人，魯迅恐怕會將馮省三的鞋子扔得遠遠的，可不知爲什麼，魯迅這一次脾氣極好
後來，魯迅偶爾提及此事，會說：“山東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魯迅還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件中提到這件事：“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他是鬧講義風潮之一人，後來講義費撤去了，卻沒有一個同學提起他。我那時曾在《晨報副刊》上做過一則雜感，意思是犧牲爲羣衆祈福，祀了神道之後，羣衆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錢玄同有悼馮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報》,忽見周啓明君所登廣告,驚悉馮省三君竟於16日在廣東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從廣東寄給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聽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後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這是哪一年的事，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會上對這場講義費風波議論紛紛，而箇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諸君心裡最清楚和無奈。
在政治、經濟狀況不足以維持公益事業的大環境下，求學難，辦學更難，誰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