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徐先生，你說話行走、禮儀舉止無一不是他人教你的，若是你剛剛生下來被遺棄於獸羣之中，即便你能夠活下來，恐怕也只能像野獸一樣，豈能稱之爲人？”
“說的好，說得好！這個泰西哲人果然是大智大慧，不過你和我說這個與我先前說的那些又有什麼關係？”
“你方纔說正統之後風氣敗壞，是以士人皆汲汲於利，爭置產業，操守大壞。卻不想士人也是人，他們也是有父有子，有座師有同年，若是這些都沒有了，他們就不再是士人了，你怪他們操守大壞，可若是他們謹守節操，不要說當官，恐怕連士人都算不上了吧？”
徐渭知道周可成說的不假，他自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混到連要靠給孩子開蒙學混飯吃，每天只能靠吃粥度日，秀才的身份，神童的名聲不但不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反而成爲旁人的笑柄。而那些富家子弟，哪怕未曾入學，旁人也如同衆星捧月一般，他長嘆了一聲：“風氣敗壞如斯，非人力所能抗衡！”
“應該是說風氣變化，非人力所能抗衡！”
“變化？”徐渭敏感的注意到了周可成用詞的細微差別：“難道東翁還以爲這是好事？”
“不敢說好事，但至少不全是壞事，應該一分爲二的看問題嘛！”
徐渭看了看周可成，冷笑道：“我倒是忘了東翁是個商人，不過俗尚奢華、浮華日盛、父子兄弟亦爲金帛屋舍而壞了情誼總不是好事吧？”
“自然是好事！”周可成笑道：“正統之前莫非就沒有奢華之人？兩京勳貴、天子宗室何嘗不是錦衣玉食，彼等百事不做而窮奢極欲，憑的不過自己的身份；今日商人士人奢華，憑的是錢財。錢財是自己掙來的，身份卻是投胎來的，難道辛辛苦苦掙來的奢華叫奢華，憑投胎來的奢華就不叫奢華？”
“這個——，這個！”徐渭被周可成這番話說的張口結舌，腦子裡一片混亂。中國古代雖然常將富貴二字並稱，但在實踐中卻是“貴富”，即貴者必富，但不可因爲富而貴。司馬遷雖然在《貨殖列傳》裡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但那不過是這些“素封”（沒有官爵的富家）在古代中國最後的一點餘暉了。在漢武帝的鹽鐵、算緡、告緡、平準、均輸等法令之下，他們紛紛破家，在接下來的兩千多年裡再也沒有恢復到太史公在貨殖列傳中描繪的那種可與王者分庭抗禮的地位。
而發生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國富》之中提出“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即全社會如果只有“農戰”這一條出路獲得富貴的，那這個國家的戰鬥力最強；如果有兩條出路獲得利益則軍隊就會衰弱；更多就等而下之，甚至國家會因此滅亡。其後商鞅更是把管仲“利出一孔”的思想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反對詩書，反對言談，反對私教，禁除遊學，以對民衆進行思想控制，《商君書說民篇》中說“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農戰篇》雲：“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則國力搏。國力搏者強，國好言談者削。”
戰國殘酷的競爭也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施行了這一制度的秦國國力強盛，消滅了人口更多、文明程度更高、人才更多的東方六國，完成了統一大業。雖然後世虎狼之秦被視爲反面典型，但其“利出一孔”的思想始終被統治者視爲建立維持大一統帝國的不二法門。像徐渭這樣的士人不管多麼藐視禮法，放蕩自行，但在還是認爲國家，或者說皇權（當時的人無法區分這兩者的）擁有對社會財富的最高分配權，任何觸動這一法則的行爲和思想都被視爲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是最爲大逆不道的惡行。徐渭本能的覺得兩京勳貴和天子宗室錦衣玉食乃是天經地義，但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百姓享受奢侈的生活便是社會風氣的敗壞，因爲前者與國家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或者說就是國家的一部分，而後者則不過是民間罷了。
“徐先生！”周可成的聲音雖然不大，但聽在徐渭的耳中卻如同重錘一般：“本朝太祖皇帝建國之後，便分封諸子，無不是良田美宅，厚祿重寶，宮室之盛，自唐宋以來未曾有也。這是爲何？還不是父憐其子，望其世代富貴罷了。天子宗室是人，兩京勳貴是人，我島上幹活的這些工匠也是人，他們何嘗不想讓子孫後代衣食無憂，席豐履厚？爲何工匠百姓這麼做就是敗壞風俗，天子這麼做卻是親親尊尊？”
“東翁，我太祖皇帝驅逐元寇，建我大明江山，功高百代，如何是那些工匠可以比的？”徐渭再也按奈不住，厲聲喝道：“你方纔說的這些話都是大逆不道的，要誅滅九族的！”
“哈哈哈哈！”周可成突然大笑起來：“你說那些工匠不可比，可是當初太祖皇帝在鳳陽時，不過是個乞兒，只怕還及不上這些工匠呢？你說誅滅九族，當初元朝皇帝也要誅他的九族，爲何反倒被他趕到草原上去了？”
徐渭看着周可成的雙眼，他驚訝的發現對方的目光平靜而又充滿自信，全無半點對於皇權的敬畏。須知明清兩代乃是我國古代**皇權登峰造極的階段，民間的聖人崇拜與世俗的統治結合了起來，皇權不僅僅是政治上，即便是在思想上也形成了對全社會的絕對壓制。其表現就是即便是被壓迫者和社會的邊緣人羣，雖然在行動上反抗皇權，但頭腦裡卻依然承認皇權的合法性。比如明末李自成麾下數十萬大軍，都快打到北京城了，但還說“君非甚暗”，不敢攻擊明朝皇權本身的合法性，只是說官員貪鄙，而漢末的黃巾軍可是說“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直接否定了皇權的存在基礎。像周可成這樣行動上謹慎小心循規蹈矩，思想上卻完全無視皇權的他還從是平生第一次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