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局的北邊是澡堂，名字叫“逸仙堂”。在服裝店北邊——和“逸仙堂”隔街相對的是一個劇院，名字叫“洪流劇院”，在門市部的東邊是一個飯店——這是水漣縣最大的飯店，名字叫“客再來飯店”，飯店的東邊是一家旅社，名字叫“青春旅社”。
聶經理先後找來了案發當晚值班的四個人。
下面是鄭峰和四個人的談話記錄。
案發之後，童子強和蒲森林已經找着四個值班人談過話。
鄭峰找四個人瞭解情況，是有考慮的，在“72。3。16”案和“72。3。27”案的規程中，同志們和曹德民、劉茂才、楊樹理、夏老師、謝木匠的談話就有若干次，每次的談話內容都不盡相同，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和楊樹理的數次談話，楊樹理就不可能想起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號下午遇到趙一儒的事情；如果沒有和曹德民的多次接觸，曹德民和薛秀蘭就不會想到謝迎華。由於談話的時間，條件和背景不同，當事人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一定的侷限性。有前後兩份談話記錄，信息可能會全面一些。
當然，鄭峰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這個案子有三種可能，一時內部作案，二是外部作案，三是內外勾結，犯罪分子對內部的情況似乎非常熟悉，不能排除內部作案和內外勾結作案的可能性。所以，凡是和案子有關聯——包括有可能和案子有關聯的人，都要納入警方的視線和偵察範圍。
也許有人會說，不就是一起價值一萬多塊錢的失竊案嗎？用得着這麼興師動衆嗎？
錯，在現在來看，一萬多塊錢不算什麼，也許就是一件高檔皮裝的價格。在一九七二年——在文革期間，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只有二十幾塊錢，一個工人幹五十年才能賺到一萬多塊錢，在改革開放初期，有“萬元戶”的說法，這也就是說，一個家庭，能有一萬塊錢的存款，就算是有錢人了。
談話在聶經理的辦公室進行；
第一個走進辦公室的是唐文君，此人22歲，是一個插隊知青——一九六六八年，唐文君隨父母從南京下方到水漣縣，一九七二年初，國家落實政策，讓唐文君頂母親的職分在了縣百貨公司南門市部當營業員。
童子強說，此人曾作爲“73。12。8”案的重點懷疑對象，理由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此人性格內向怪癖，他平時和別人的交流很少，在路上遇見別人，都是被人打招呼，他哼一聲——或者點一下頭，如果別人不跟他打招呼，他就笑笑，擦肩而過。這種怪異的個性使他在大家面前顯得晃眼突兀；第二，此人和門市部的同志接觸不多，但社會接觸面卻比較廣，平時到門市部來找他的人比較多，大部分是隨父母下放到水漣縣的插隊知青，由於這個原因，唐文君更加引人注目——並被視爲另類；第三，唐文君就是大百貨櫃臺的營業員，他對大百貨櫃臺的很多情況都非常瞭解——尤其是四十八隻進口表的情況非常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