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質說
第一講:先秦時期對《周易》一書的性質說法
第一節:春秋時期(續)
《帛書·要》裡的那一段文章，詳細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貢的質疑，而產生師生兩人之間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辯論。從那段對話裡，看到了孔子有着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與辯論思想，體現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爲當今學界裡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癡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看到眼裡，並提出激烈的反對性的質問。“子貢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緍行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這子貢對老師提出了尖銳的反問與批評。認爲老師往日不是教導我們說“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卜筮頻繁”，這一觀念弟子們完全所接受了，爲何老師老了反而又愛好上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學生看到眼裡，認爲老師老了卻愛上卜筮之書了，並提出尖銳的批評。孔子自然要對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對意見的子貢一個說法來。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語要有規範，指責別人不要太隨便，踐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華。對《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因爲《尚書》多有疏漏之處，而《周易》能使人無過失，而且又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就是“夫子”回答子貢的質問。這確實體現孔子不同於他人之處，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的真理。對《周易》一書的認識“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對“周易”的重要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並不在於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過”）。這話說的太對了，孔子若沒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韋編三絕”。能有這樣的認識嗎？孔子看了《周易》一書，認爲“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沒有看錯，這正是《周易》一書的真正內容，那裡是卜筮之書。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過，就否定《周易》一書哲學性質，這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而《周易》一書在子貢的眼裡就因爲史巫用其筮卜，就認爲《周易》是筮卜之書，就不再認真的去分析研究，去僞存真了。
子貢又接着質疑老師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樂其辭，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過”。總之在子貢眼裡已把《周易》看成邪惡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師樂其辭與史巫占筮雖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態度。孔子聽到子貢對《周易》一書如此簡單的否定態度，給予了嚴厲的訓斥與批評。孔子在教育子貢時又進一步闡述《周易》一書的理論道理。
“子曰：校（謬）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佔]，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這段的“子曰”裡有幾個缺失的文字，是學者推猜而補出來的，這幾個字，可又是很關鍵的幾個字。“良”後面是什麼，才說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佔]，若是，也與“[非]《易》也”符合邏輯關係。這就說明了孔子認爲《易》之道，非講筮卜的。百姓的好筮卜與《易》是根本不同的。這在孔子看來“筮”與《易》並非是一回事。孔子認爲《周易》是講辯證思維道理的。《周易》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的作用。《周易》一書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臘哲人認爲“智慧”之書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哲學”書了。這裡的“不妄”是什麼意思呢？《周易》一書裡本有一篇文章其題目就是《無妄》。這“妄”的含義是指不端不法之事。“無妄”就是指不幹、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這“愚人爲而不妄”就是“不聰明的或無知識的人學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會幹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學了《周易》就會去掉狡詐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講義理的書，那裡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樣當作卜筮之書在用，“非《易》也”。哪些用於筮卜的，是跟《周易》是兩碼子事。這可說孔子從根源上說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來。孔子強調百姓卜筮，不是《周易》裡的東西，《周易》是講辯證道理的，這是兩回事。這可是先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發出最理性的聲音。孔子發出與衆不同的聲音來，這是震古鑠今的聲音。可這理性的聲音，最終被帝王社會的黑幕遮掩了，沒有留傳給後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後，人們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這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雖是對其弟子的教導，無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書是義理之書，是與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是如此的對子貢講《周易》是如何的一部書，爲了證明《周易》有“古之遺言”，就與文王掛起勾來。這是史料第一次認爲《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的說法。通行本《繫辭》裡雖然也認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今本《繫辭》裡的這種說法是《易傳》佚文《衷》裡的說法，因《帛書》“繫辭”裡還沒有這些說法。顯然，通行本《繫辭》是把佚文《衷》裡的說法移了過來。但沒有說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是《要》文裡明確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這是最早的說法了。孔子說《周易》一書是“文王作”。唯此孔子這說法，先秦沒見第二人說過。後來司馬遷也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認爲《周易》一書是講德義的，但歷史上並沒有留下誰作《周易》的說法，雖然在孔子還是孩童時期時，韓宣子出使魯國，見到《易象》，也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嘆。韓宣子也只是認爲《周易》與周公之德有關，沒有說誰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見到《周易》裡是講德義，就無形的聯想到了周文王，這在常理之中。對於《周易》成書的年代，我們已在前面已講過。《周易》一書是產生在西周後期，顯然孔子認爲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德義之說無疑是正確的，是與卜筮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爲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裡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貢終於忍耐不着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麼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筮卜嗎？在子貢的眼裡，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稱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裡認爲《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子貢也只記着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裡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只是子貢眼裡認爲《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癡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爲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
這段話裡的“吾百佔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
這一段話裡有一句子內容不好理解。但並不表明孔子自已是個信占筮者，並且還是個占筮高手，那就誤解了。那是講述爲何信從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裡出現“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這句話卻被當今學界裡認爲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筮卜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裡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爲：“我一百次佔，有七十次佔對（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佔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佔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筮卜。就出現在帛書《要》文裡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顯然靠《易傳》佚文《要》裡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
至於《要》文裡出現的“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爲與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第一層“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佔……)是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子曰”纔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才用“我”字，而不同於前一句裡的“吾”字。
如《論語》裡引用“不恆其德，或承之着”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佔而已矣”，纔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同理《要》裡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纔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爲是孔子自己的行爲做法。那樣認爲就錯了。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特別對“周梁山之佔”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只是一種假說。在學術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佔”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爲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爲是不能成立的，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爲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那句話是當今學界裡沒有正確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佔而七十當”，解釋爲“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當”，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爲的“中”。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裡的“而”應當作“連詞”裡的如果講。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佔”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佔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當”行爲。
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關鍵語是“謹止於此罷”。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爲何信筮的問題。現在的人們是斷章取義，而不連繫後面句子內容綜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
反而認爲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
“《易》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學界裡認爲“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理解認爲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豈不與《要》文裡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爲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麼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裡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政治王國。孔子認爲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贊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爲。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這裡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與《論語》裡“不佔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筮卜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啓蒙。這種思想與《論語》裡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這是先秦儒者與後封建社會裡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孔子並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內容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面光輝的旗幟。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衆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如“竹書《周易》的發現，被研究竹書《周易》的權威學者所下的一個結論：“在《易學》研究中有所謂“九六”的爭論。有的人認爲“九六”之名是漢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時《周易》沒有“九六”。楚竹書《周易》的問世，真相大白，爲這場爭論畫上了句號。……楚竹書《周易》的問世，證明了“九六”這個名稱，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見“楚竹書《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 2006年版）
我們認爲這種結論下的還過早。以“竹書《周易》”的發現，就認爲“九·六”爭論畫上了句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並且竹書《周易》資料鑑定時間的下限並未排除漢初。竹書《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場購回的，沒有考古出處。且不說其僞。就算竹書《周易》是戰國未期的傳本。竹書《周易》只能證明戰國末期《周易》已經有“九·六”之說了。而“九·六”之說也正是戰國末期的產物。那麼，竹書《周易》自然不能證明《周易》原創時就有“九·六”的稱法，故不能說先秦時期《周易》已經有這些“九·六”之稱。我們認爲“九·六”之爭畫上句號，正說明不是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九·六”之稱，而是秦漢之際添加進《周易》文本的，說是先秦就存在的，顯然是錯誤的說法。
又如《清華簡》的發現（清華入藏戰國竹簡），已有研究者通過對《保訓》篇的發佈，而從其中的“侌（陰陽）之勿（物），鹹川（順）不（逆）”。這一句裡理解認爲，《周易》在周文王時期已經產生。把“川”理解爲“坤”卦解釋。這本是在傳播中，連竹簡上的文字都沒有統一規範及公認的說法時，以及竹簡的真僞還在爭論中(因竹簡是從海外古玩市場上購回的，並沒有出處)，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論證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訛傳訛的說法而已。
也正如我們前邊說的從一句“吾百佔而七十當……”，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愛占筮的人。這不能認爲是學問與學術上的自由，而是做學問與學術上的悲哀。
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爲戰國百家爭鳴，開啓了理性之門，也爲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筮卜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啓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後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裡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多年裡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闢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只能帶到墳墓裡去了。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這纔是帛書《易傳》裡《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裡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歷史重任。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裡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歷史之門關閉了。這剛剛開啓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後封建時代。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簡的價值和意義》中說：“……這次大批簡書的繽紛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勢必對中華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影響。”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舉行的“傳統文化與21世紀”學術會上饒宗頤先生的話：“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引起的新文藝運動。”（《部分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饒先生的預見是可能的。有可能從考古發現的簡帛書上的研究，對傳統文化思想的新發現與對古典文化的再認識。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東西而被黑暗的後封建社會裡所庶蔽。但願出現饒先生的那種願望的預見，而不是像學界裡從帛書《易傳·要》文裡錯誤的研究認爲，把孔子變成一個非理性的人了。說孔子常常占筮，還是占筮高手，這恐怕不但不能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是帶來了一場“封建”迷信上的復興，那可是很悲哀的結果了。
我們講了春秋時期《周易》一書的出現，在《左傳》一書裡記載是被史巫用於筮卜，其後也有上層人士把《周易》一書做義理之書看待，而直接引用《周易》裡的內容來說理。在春秋時期《周易》一書形成了兩種用法，史巫手裡用作筮卜，上層貴族學者手裡看作義理之書。而到春秋後期，產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老而好《易》，才所見《周易》一書的真理，旗幟鮮明的表述《周易》是講“德義”的書。“吾與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我們說了《左傳》與孔子，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孔子之後的戰國時期對《周易》一書是如何的看法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