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不會跟自己的工程師犯彆扭，他也曾多次登艦考察，三漲機的震動對於射擊準確率有着明顯的干擾，他也就不得不在海外謀求更加先進的戰列艦發動機技術。天津和濟南的發電廠應用了蒸汽輪機，目的就是爲了讓北洋的工程師們對新型動力機構有充分的瞭解，至於能不能實現小型化將其作爲戰艦的動力系統，譚延對此和射擊指揮儀一樣並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只是作爲培養工程師的工具而已。
如果以後出現可以實用的蒸汽輪機，譚延可以忍受暫時性的購買，但絕對不會允許這麼重要的戰爭物資永遠的依賴國外進口——在三漲機的時代他是不指望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能夠有劃時代的革新創造了，但是面臨國外很可能日益高漲的技術封鎖，作爲一個上位者他必須未雨綢繆，儘可能的培養更多的專業技術人才爭取早日在技術領域取得突破。
慈禧太后目前在對維新變法的態度上還尚屬溫和，就算有光緒皇帝擺明車馬爭取權力，目前看來慈禧太后還沒有采用過激的手段來應對。像譚鍾麟和張之洞這樣的老臣甚至都有些欣慰，不過譚延對此卻沒有任何期望——就像甲午戰爭過後，李鴻章曾經試圖邀請伊藤博文來華做宰相來實現中國自強一樣，國家自強絕對不是僅憑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便可以做到的，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尤其像中國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維新變法從來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至少對發動變法者本人是如此。
李鴻章雖然邀請伊藤博文出任中國首相，心中到底怎麼想地譚延不知道。不過後來這則消息傳出來的時候，李鴻章的主張居然被很多人所相應，只是後來朝廷認真討論此事地時候。李鴻章則選擇了退卻——他致電伊藤博文說先前的邀請不過是玩笑之舉……譚延看得出來李鴻章此舉的背後也許是出於真心邀請，但更多的是點明瞭中國政治體制的弊病——就算再優秀的領導者面對這樣的環境也是白搭。
康有爲這伊藤博文相比自然是還差了八條街，從來沒有從政經歷地他根本無法應對中國複雜多變的政壇風波。而在譚延看來中國富強的前提條件便是推翻清政府，從根本上徹底掃清就制度的藩籬，重新建立一個適合當前國際環境的新制度，以中國的優勢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追趕列強。雖然這不是短期內能夠達到地，但有個十來年成爲一個二流國家不被欺負還是沒有太大問題地。中國需要做的只是穩紮穩打，相比之下日本的劍走偏鋒將整個國家的命運一次有一次的置於賭桌之上，顯然中國的優勢要強得多。僅有發達的工業還是不夠的，在這個時代中國固然需要手中握有利劍，但指揮身體的大腦若不行地話，那不過是淪爲笑柄的對象而已，富強之路是走不遠的。必然會重蹈洋務派的覆轍。沈靜這次回濟南。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辦學——這次辦學並非是招收學生廣建學院，而是專門爲地方官員辦學，除了官員之外，還有各地名望鄉紳也要進入設於山東各地地四處“民主學堂”學習。
在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向朝廷發出立憲地奏摺時候，譚氏父子也選擇了站在立憲這以新潮的派別一邊，最終促成了慈禧太后立憲地默認，並且還派出了八大臣出洋考察。儘管榮祿爲首的八大臣連同其隨員在譚延的暗殺圖謀下都做了冤死鬼，朝廷的立憲舉動似乎剛剛開頭便又縮了回去，不過譚延卻沒有最終放棄“民主”路線——這是從根本上杜絕中國出現皇帝的做法。而直隸三省大力發展教育除了要培養打量的技術人才之外，說到底也還是在爲進一步的思想啓蒙做準備。
康有爲等維新派黨人其核心便是仿效歐洲那樣，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雖然這和譚延的想法差了很多，不過他不介意搭上維新派的民主思想普及順風車。這並不算是向維新派一邊倒。而是譚延早先針對帝黨和後黨之爭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實力來保證兩邊不會發生一邊倒的狀況。更要保證自己的“獨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濟南同時成立了議事會。天津議事會一共選舉了五十人爲議員，而濟南議事會作爲省級議事會，共選舉了一百人爲議員。天津和濟南的議事會爲中國的第一個“議事會”，從成立的時間和天津與濟南的關係，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譚延一手策劃的。不過這個議事會也不是那麼好成立的，譚延也是經過了將近一年半的準備時間才走到今天這步——這些“議員”並非選舉而來，但是能夠進入議事會的人員無不都是在當地具有很大影響的人物，他們都在國內經過了爲期半年的培訓，然後再到歐洲考察半年纔回國。
對於“議員”譚延也做過相當嚴格的要求——年齡必須是三十歲至四十歲，必須具有舉人功名者纔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慮到這樣的年齡的知識分子不至於讓這個本身就已經很變味的“議會”更加變味，但是可以想象處在這個年齡層的讀書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對變法維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譚延有意無意的偏袒，就使得“議事會”這個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抹上了維新派的色彩。這樣的議事會肯定和譚延心目中的相差甚遠，不過在這個時候也算是勉勉強強湊合了，只是維新派的色彩太重了顯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願。議事會功能定位上更像是一個政府諮詢機構，手中並沒有多大的實權，這也是譚延對其能夠忍耐的根本所在，但是這只是第一屆議事會。隨着他在直隸三省大辦教育日後所顯現出來地回報，成爲議事會成員的主體的必然是以受過現代教育地人來補充。
當然從新式教育體系中走出來的人想要成爲“議員”，這中間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以現在直隸總督衙門對新式教育的巨大政策傾斜，還有更多的人提出廢除科舉制度，可以想象未來的議會主體必然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的天下。
天津和山東議事會地成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畢竟以前關於西方的政治制度都還停留在紙面上，報紙上折騰的厲害，民間士子們也都討論，雖有地方大員提出過。但是到目前爲止也沒有見誰真正幹過一些切實的努力，在發生八大臣出洋被刺事件之後，朝廷對於“立憲”也沒有任何作爲。
就在舉國還在觀望的時候，天津和山東議事會的成立無疑給已經最近一段時間處於低谷地“立憲輿論”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儘管連譚延在接受中外報紙記者採訪地時候也坦誠承認，現在的議事會並非是選舉而來，而且議事會的並沒有行政權力，但是中外報紙還是給予了譚延相當高的評價——報紙上盛讚譚延是“開明之巨手”。而以天津爲中心。這幾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也促成了一個高層資產階級，他們更是支持譚延，國內傾向立憲的人也視他爲憲政運動的中間，至於康有爲等人則被他的影響力再次排擠到了一邊。
“協辦大學士翁同，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衆情不服，屢經有人蔘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辭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罰；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加重譴，翁同着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諭！”
譚延手中拿着剛剛到手的一紙文書，他沒有想到慈禧太后還真地選在翁同七十大壽的坎上送給老翁同學這麼大一個“賀禮”。譚延無法想象翁同這個七十大壽是怎麼過來的，這並不屬於他所關心的，儘管這個昔日的政敵給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煩，但他留給譚延地更多地是經驗，說起來他心中還是挺同情翁同現在的境遇，畢竟一個七十歲地老人受此打擊並不好過。
翁同的罷免在官場上又引動了一次風波，而風波中心的翁同本人並沒有什麼動靜，詔諭內容非常嚴厲，從內容上看這也絕對不是光緒皇帝的手筆——從四歲開始，光緒皇帝接進宮便跟隨翁同，二十多年下來這份香火情不是這麼容易泯滅的一乾二淨的，就算要罷免翁同也要一步步來，不至於一下將所有的官職全部抹去。
譚延得知翁同被罷免的時候已經是當天的晚飯時間，如果沒有這檔子事的話，估計翁同的府上正是高朋滿座慶賀他七十大壽的時候，這一紙詔諭讓喜事差點變成了喪事，反差實在是太大了。慈禧太后也是挑了這個時間給翁同以及所謂的帝黨予以沉重的打擊，但在譚延看來這個老太太這麼做已經是失去理智的表現，沒有半點可取之處——這明顯就是“家天下”的表現，政治上的人事任免成爲個人泄私憤的工具，而朝中一品大員也可以擺在政治交易的秤桿上，這個國家是愛新覺羅的！
爲了羞辱翁同，罷免詔書上像對待一個犯人一樣對待他——令他轉天即刻離開京師，而且也不像其他辭官回鄉的大臣一樣享受任何待遇和榮耀，甚至令其家鄉地方官員對其監管——也就是說翁同回到家鄉之後，是不能隨意走動的，若是有事到其他地方走動，還要事先請示地方官員，得到許可後纔可以動身。
“毫無疑問，這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手筆！”譚延很快便做出了反應，這一次他並不準備迎合慈禧太后，對於這個昔日的政敵他雖然沒有好感，翁同署理戶部期間無論是李鴻章還是譚氏父子都死死的掐住財政的脖子，甚至還成爲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造成甲午慘禍的間接幫兇，不過至少有一樣他還是非常讚賞的——翁同從來沒有貪過國庫一分銀子，他是這個時代極爲罕見地清官。
翁同回老家無非是乘船或是坐火車先到漢陽再乘船沿江回老家，無論走那條路都要遇過天津。而譚延則命直隸總督府上下官員在天津火車站擺出盛大的儀式來迎送翁同。這不僅僅是爲了出於對昔日政敵的尊重，也同時表明了北洋對朝廷地態度——今日可以如此對待翁同，他日難保譚氏父子也會走上翁同的路。
翁同的火車緩緩的駛進天津火車站的時候。看到了令他非常震驚的一幕——直隸大小官員全部到達火車站，而且還有在津的儒學名士也都趕來爲他送行。在車廂中，翁文將一張精緻地灑金封籤說道：“這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譚延送來的程儀，現在他就在站臺上等候，還送來了一桌子燕菜……”
翁同拆開封籤一看，是一張五千兩的銀票，這是致送程儀。乃是官場成例，昨天在京師的時候，孫家鼐、錢應傅、廖壽恆，甚至是剛毅都送了程儀和燕菜，不過剛毅的程儀和燕菜都被翁同給退了回去。雖是官場成例，但五千兩銀票的程儀未免太多了，對應他這樣級別的官員。大多數都是一千兩上下就足夠了。沒有想到譚延居然這麼大方送出了五千兩。
“譚組安非常有誠意，他希望能夠下車見見車站上爲父親送行地天津各界名流，也希望能夠和父親面談一次……”翁文瞥了一眼銀票說道。
翁同沉默了一會說道：“下車就不必了，畢竟我現在地身份不太合適，也不能這麼招搖授人以柄……至於譚組安，還是讓他上車一會吧！”
不過當翁文剛要走出車廂，翁同還是攔住了他，畢竟譚延不因爲他們是政敵而輕待了他，反倒是擺出如此陣仗來迎送他。這本身就很難得，同時也擔了不少的風險——翁同是兩代皇帝的帝師，自從高中狀元之後一路官運亨通，作爲南派清流領袖從他手上舉薦的官員不計其數，像廖壽恆、錢應傅都是他的門生。而其他門生、小門生更是不計其數。可是真的擺開車馬爲他送行的卻很少，倒是在京的衆多舉子數百人爲他送行。
誰都能夠看得出來。詔書對翁同的態度就像是對待犯人，到了這個時候又有誰還敢“頂風作案”善待他這個昔日榮耀非常地大臣？譚氏父子可以說是現在所謂“後黨”的中堅力量，尤其是譚延手掌北洋海陸重權，更是排名天下第一的權臣，能夠拋開昔日的種種不快來迎送他，這更顯得尤爲難得，所以翁同打算親自在車門口致謝。
“組安……”面對十幾年前還在自己身前的那個有些靦腆但又才華橫溢地少年，到今天地手持中國權柄疆臣第一的譚延，翁同有些感慨萬千，想想十幾年前他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居然和老友父子對峙地如此嚴重，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譚延躬身行禮有些哽咽的說道：“老師一去，此行關山萬里，學生……”
譚延稱翁同一句老師，翁同絕對是受得起的，當年譚鍾麟在京師任禮部尚書，譚延也就十一二歲，不過作爲譚家第二代中學業最爲出衆的他寫出來的文章經常被譚鍾麟散發給昔日的翰林好友審閱，而翁同更是最早得到的人。也是因爲翁同，譚延的書法最擅長的便是顏體，時至今日譚延在顏體字書法的功力亦是和翁同並駕齊驅。
早年種種往事，現在擺在倆人中間，實在是讓人感嘆世事無常，唏噓不已。以致老少倆人在見面後，一段時間都是相顧無言。沒有人知道譚延和翁同在這最後一次見面中都談了什麼，而翁同自離開京師，三年後便在常熟老家去世，譚延也送去了輓聯和唁電。“少年才子”是從翁同嘴裡傳出來的，最後倆人政見不同走上陌路甚至是嚴重的對峙，這都是他們倆人自己的選擇，最後的談話無非是書法文章，他們留下來的只是一張在車廂中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