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處置王直的人呢？說到底，都是些可悲的人呢，爲了一點蠅頭小利出賣了祖國，該死！不過好多年沒見中國同胞，不忍殺，心道首惡王直已死從犯給個機會吧，還是以教育爲主。回頭老子親自辦個學習班，告訴他們什麼叫做禮義廉恥，要學梁啓超，不要學汪精衛汪直之流的，掛着曲線救國的羊頭賣漢奸狗的肉。
以後他們就知道梁啓超先生讓人敬佩之處了。百日維新變法失敗時，梁啓超被清廷鷹爪通緝追捕殺，形勢危急，幸得日本大使館營救，後來又送到日本政治避難。小鬼子沒少給梁啓超好處，拒絕清政府將樑引渡回國的要求，可謂有再生父母之大恩於樑。樑自己也說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要報恩。可是後來袁世凱要和小日本籤《二十一條》，知道第一個跳出來在報紙上公開反對，大聲呼籲的是誰嗎？就是這個梁啓超！
很多日本人不理解，用言論抨擊梁啓超，樑說：“恩情是恩情，民族大義是民族大義，有恩報恩，然國家民族大義絕不敢忘！”
我聽說這個故事後當時拍案擊節：“梁啓超，是條漢子！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呂端大事不糊塗！對付小日本，就要吃它的喝它的，拿了它的對華援助貸款還不還！”
最關心的當然是現時中國的態勢。
已是大明嘉靖朝中後期，國有亂象。江西爆發閩粵起義；北方蒙古鐵騎的威脅依然存在，蒙古各部首領如俺答、董狐狸、土蠻、長昂的大軍時時威逼都城；倭患猖獗，波及從遼東到廣東的全部沿海地區，並瀰漫到東南內陸，海盜們往往動輒糾集數千甚至上萬人馬，深入內地數百至數千裡，圍攻州府，攻佔縣城，大肆燒殺搶掠，掠虜人口，搶劫財物而去，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盪。
當時倭寇的主要軍事力量來自當時海上走私集團。嘉靖二年，按大學士夏言建議，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對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貿易，繼而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撫朱執爲防倭，推行了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間出海貿易，甚至連出海捕魚也在禁止之列，沿海之間的交通也都被阻斷。斷了財路的海上走私集團遂由以前亦商亦盜變成純粹的強盜。由於東南沿海地區人多地少，很多平民均“資衣食於海”，或依附於海上貿易爲生，嚴厲的海禁使他們衣食無着，相當—部分人投入海盜行列或與山賊合流，倭患遂達顛峰。“真倭少，從倭衆。”“今豈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糖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和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爲盜也？”能夠自由來往於海上，並操有實際海上利益的，絕大多數是違法犯禁的武裝走私人員--海盜商人。身兼商人和海盜兩種最光榮職業的航海者。
嘉靖三十四年，戰事擴展到了江浙，倭寇不僅橫行江南，出入於長江下游。甚至圍攻蘇州、杭州、揚州、溫州、泰州等城市。地方動盪，海上豪傑衆多，官民間戰鬥亦頗爲激烈。。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徽州府許一（鬆）、許二（棟）、許三（楠）、許四（辛）、李七（光頭）引倭聚雙嶼港，後來海盜商人林剪駕船七十餘艘至浙海，徽商王直也“招千人亡命逃入海，推許二爲師”，以許二爲首的海商集團形成，成爲“海上寇最強者”。
許氏海上集團在東南沿海既從事走私活動，又攻城略地，明朝軍隊的指揮吳璋和總旗王雷齋都曾被抓獲，用一千二百金才贖回。惹怒了明朝政府，浙江巡撫朱執親率備倭大軍四路圍剿，許一被捕，許三許六李光頭喪亡，許二許四逃往西洋。
然而以王直爲首的海商集團又形成。“許二逸去，王直素有機智，人多服之，，乃領其餘衆”，後來吞併另一夥海商陳思盼後，成爲舟山羣島乃至東亞地區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海商集團，其手下鄭春庭、陳豹、施大、葉宗滿、徐維學、謝和、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頭目。王直爲擴大海上貿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領船隊，滿載貨物，揚帆世界各國，“凡五六年間，致富爲大，夷人信服，皆稱“五峰船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葉麻、陳東爲將領，勾引倭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嘯聚沿海。
千錯萬錯走錯這一步。如果他能借助自己在沿海的威望，學“宋江”之舉，與朝廷勾通招安，以達到通商互市的目的。這並非不可能，朝廷一直都在與王直交涉，更何況“殺（陳）思盼爲功，叩關獻捷求通市”，但王直千不該萬不該，勾結外倭，損我中國利益。這是大明朝所不能容忍的。
招來大明攻擊。“俞龍”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王直突圍而出，逃到日本，在平戶建立貿易基地，自稱“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盜之夷，皆受指使”，成爲中日海盜的總首領。
真是一步行差踏錯步步錯，王直在叛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多次跨海攻擊。“糾島倭及漳泉海盜，鉅艦百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裡同時告警”，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變；“比年如是，坐定海操江亭，號淨海王”；佔據浙江拓林，連營三百里，出太倉入崑山，師家濱大破明軍。
可悲的是，王直甚至仍然認爲自己是正義的。通商互市本不爲過，罪大莫過於勾結外敵。打敗明軍後，他又提出開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他對明使說：“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俞大猷）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向總督胡宗憲遞交請願書，請“胡軍門代爲疏請通商”。但千萬不該，這個笨蛋又爲日本人說話“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
浙直（徽州）總督胡宗憲拍案大罵：“這簡直是赤裸裸的威脅！狗賊，替倭人說話！”一旦牽涉到國家尊嚴，王直非死不可，乃被誘捕殺掉。王直海商集團覆滅。
說實話，明朝政府勝之不武。王直部下大將徐海、葉麻、陳東率衆出動，奪海船，攻海寧，陷崇德，襲德清，擁衆五六萬，有海船千餘艘，杭州蘇州危在旦夕。朝廷爲之震驚。但後來由於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分化打擊，平戶基地又被大倭寇頭子島津義虎吞併，徐海、陳東迫於形勢向胡宗憲求和，又蹈了大頭領覆轍被誘捕。王直集團覆滅，餘衆逃散。
現在的中國海商集團既與明朝政府對立，又認清倭寇真面目，和倭寇交惡，大都流落在南澳島（閩粵交界海域），與葡萄牙人貿易來往。如葉麻、許朝光、吳平、曾一本、謝策、洪迪珍、林國顯、徐碧溪、林道乾、楊老、魏朝義、諸良寶、莫應敷、張鏈等人，都是風頭正勁的海盜商人。這些人出身複雜，行事風格亦正亦邪，很難說好壞之分，南澳島地形險惡，海情複雜，官軍屢次出動無果，更是剿不勝剿，因爲“民”與“盜”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而且力量相當強大。這些海上武裝集團的活動範圍遍及閩粵兩岸沿海，也到達日本、呂宋、交趾、蘇門答臘、柬埔寨、暹羅、三佛齊和安南等地，在加裡曼丹、呂宋等地建立殖民據點。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貿易網點甚至到達印度洋。
海防糜爛的困局一直是大明一朝畏懼頭疼的問題，也沒少下力氣去整治。然而造成這種局面，恰恰與明朝當局施政不當有極大幹系。“夷境拓之益遠，則交使官費益貴，於國政者不得不查，”“嘯聚海外者，皆奸狡之徒，今之計維片板不準下海者，而倭禍自絕。”是上層的共識。規定“寸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以嚴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貿易活動。然而，東南沿海的粵、閩、浙諸聲百姓至遲從漢唐以來就一直進行着海上貿易，從中獲利頗豐。這種地方文化傳統與明王朝法令之間的矛盾，蘊含了由此而引發地方動亂的可能。
抗倭抗出了不少抗倭名將。福建巡撫譚綸，浙江總督胡宗憲，杭州李家商會李華梅，廣東總兵劉顯，更有被稱作“俞龍戚虎”的浙江總兵戚繼光，福建總兵俞大猷……也取得過不少大捷。然而新倭日增。終究是體制的問題。
若要新倭不增，很簡單，唯有建立藍水海軍，將近海、主幹航道統統納入巡邏範圍，保護商船隊，鼓勵合法貿易，御倭寇於海上，來自海上的威脅，就應在海上消滅。這是歐洲新興海權國家通常的做法，大明朝如果這樣做了，代表民間勢力的“從倭”就失去了違法犯禁的理由，勢單力孤的“真倭”又能蹦達幾天？休說抗倭，滅倭又有何難？標準的海洋政權解決之道：並非只要開放海禁就可以了。的確，開放海禁可以使海盜商人停止攻擊沿海的行爲，但這不是海洋政權的想法，積極進取下的海洋力量總是要開拓新的商品產地和海外市場。南宋遠洋海上貿易如此發達，在南洋卻沒有開拓出一塊殖民地產地和市場，固然是因爲中國絲綢和瓷器的緊俏，但也和南宋只把海上活動看作是賺錢有關。明朝該當如何？
首先和各個海盜商人集團接觸，開放絲綢，茶葉，瓷器的專營權，但條件是海盜集團的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服從，接下來，用“拔一地封一官”的手段開放對呂宋諸島的武裝殖民，當然，在西班牙殖民地穩固的情形下，開始可能要動用戚繼光，俞大猷等官方力量對等摧毀西班牙的國家兵力，但一旦登陸成功，以呂宋爲據點的明朝海盜商人集團絕對是東亞最據統治力的殖民力量，明官方無須一兩銀子投入，迅速可以得到包括西方香料主要來源地的香料羣島，全印度尼西亞，馬六甲海峽在內的大片殖民地，關鍵不是佔領多少土地滿足後代的虛榮心，而是一方面通過佔領關鍵要地控制東亞東南亞的商貿網，使中國和東亞從傳統的以德服人的冊封爲手段的文明中心式政治格局轉化到近代的以實力服人的以殖民地和經濟附屬國爲依託的國家中心式政治格局；一方面通過和西方不斷的文明碰撞擊垮國內日漸陳腐的官僚統治機制，刺激國內新思想和新經濟的迅速崛起，而真正開啓全新的中國自己的文藝復興之路。這一切對漸漸陷入封建制度困局的中國來說，顯然比僅僅東南幾省百姓們安逸的生活和幾個民族英雄的出現要重要的多。
可惜，嘉靖皇帝老兒決不會聽到這些觀點，即使聽到，恐怕他也無法接受，即使這些進攻性的思想觀點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已經成爲主流思想。那麼，只有我替他來做了。
本來我就是海盜王，那些海盜商人，理所應當聽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