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回來，很多同犯都問新肇監獄好不好，我說大體上都差不多，也正在建設中，政策方面，對假釋掌握的很好，比這面好一些。咱們監獄目前還沒有放開，對假釋要求挺嚴，剩餘刑期要求在一年左右；而新肇，我們去那天有一個剩四、五年的都假釋了，每次減刑時，假釋百分之二的指標一個也不瞎。那的改造獄長，犯人都管他叫“乾爹”對犯人好，他說：“你們犯罪了都揹着重刑，只要好好改造的，我都爭取讓你們早點回去，人生只有一次不能把時間都扔到這裡面，假釋的指標一般都留給在改造中曾經違紀耽誤一次或兩次減刑的犯人。比如和你一起入監的犯人減刑已經釋放了，剩下這樣的犯人，還有幾年的刑期，他用假釋的方式，儘量讓你早點出去。”許多犯人都說那裡的條件比較好。其實，哪兒的監獄都一樣，有優越的一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畢竟目前監獄系統的建設還沒有完全地達到規範化，統一化，特別在各監獄在掌握小政策上，肯定有出入。法律是全國統一規定的條文，但在執行上參差不齊，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次演出結束後，根據獄領導的意圖，文藝隊沒有解散，要求繼續排練，具王科長講，張政委正與監獄方面爭取成立專職文藝隊，監獄搞創建工作，犯人文化生活是一大塊，另外，文藝宣傳也歷來是黨和**的重要宣傳工具。獄領導重視，加之監獄建設發展的需要，組建文藝宣傳隊也是早晚的事兒。借這個機會，我找王科長談一下自己的想法。我準備和家裡聯繫，讓振庫與地方機關司法局和教委溝通，以進行社會幫教和法制宣傳教育形式，出面邀請監獄文藝隊到我的家鄉搞演出活動。雖然上面政策規定監獄文藝團體禁止到社會上進行搞商業性活動，但這個事兒可以變通，文藝隊出去演出必然要發生一定的經費，吃、住、行只要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好辦。司法局能批下活動經費，而教委組織給學校法制宣傳教育，按每張門票收5元錢，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這個標準並非是以營利爲目的，只是爲維持發生一般的基本費用而已。到地方後可酌情而定，山高皇帝遠，可以白天兩場包給學校，每天晚上面向社會演一場，門票30元、20元、10元即可。幾天時間，只要不是長期外演，在收入上還是有點出入的，那麼這筆費用除進行必須的運作開支外，餘下部分可交由監獄，特別是文藝隊一但成立，音響、燈光，演出服等需要一大筆費用，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王科長把想法和張政委談了，張政委表示支持，於是文藝隊開始緊鑼密鼓地排練起外演的節目來，我便打電話和振庫聯繫。
家裡方面很快就有了反應，出面解決這些事情的是朱佩金和一審律師陳榮國，而且地方**很快就給司法局撥了兩萬元活動經費。我的目的並不是想通過這次活動個人想得多少，主要是藉機能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逗留幾天，也能回家看一看，對於監獄方面能爲組建文藝隊解決部分費用。家裡那面聯繫妥當後，即邀請監獄方面過去人和司法局、教育局籤協議並研究具體演出事宜。張政委也急忙和省局有關領導請示。上面答覆是研究一下，近幾天給信兒。
聽說出去演出犯人排練的熱情非常的高，節日很快就排練成型了，由於這種事是我出頭辦的，到我的家鄉演出，文藝隊的隗佔軍讓我必須創作兩首歌曲，我寫詞他譜曲，由文藝隊最好的歌手陳光輝演唱。每天文藝隊的犯人圍着我，都要求說到家鄉後，幫他解決這個兒，幫他解決點那個兒的。我都點頭並答應儘量幫忙。
一切要準備就序了，振庫一天兩遍電話要求獄方去人，結果忙忙乎乎一個月，等來的是潑向犯人滿頭一盤涼水。監獄局領導考慮大興安嶺離監獄路途太遠，警戒是一方面，主要是怕跑人，文藝隊的人聽到這個消息心都涼透了。
好在沒幾天，又一個消息多少寬慰了大家的心，文藝隊經監獄長會議通過，成立了專職樂隊，起名爲“晨曦藝術團”。就是說脫產排練，主要改造任務就是文藝演出，成立那天，王義科長也說了，藝術團成立，如果僅侷限於監內演出還是遠遠不夠的。通過這層意思現解，以後應該有一些外出演出任務，在監內有各大節日，活動纔能有演出任務，平時只是排練，似乎任務少一些，內容也饋乏一些。文藝隊的人都高興的不得了，因爲這些人有許多在改造單位沒有好的改造崗位，也沒法安排好的改造崗位。都是有文藝特長的人，監獄一有活動就給抽上來了，如果監獄給好崗位，這期間畢然會出現空位，給監區的正常秩序帶來一定的影響。監區只有年低搞聯歡文藝匯演才能用上這些人，也就是監獄用人的時候多，監區用的時候少，兩頭拽着，挺難受的，監獄成立專職藝術團，一是可以讓他們專心改造，發揮自己的特長；二則是滿足了愛好的慾望。
而做爲我多少對監區的改造環境有些放不下，自己在積委會，有教研室，從改造環境和條件來說都不錯，而在文藝隊裡。即使我是創作組成員，暫時的條件也未必能給我分個屋。這樣會影響到我的學習。
文藝隊臨時安排在小排練室，裡屋是寢室，外屋搞排練。我搞文藝創作，只能和配器組擠在一個屋裡。我的任務很少，無非是開場詞，串場詞之類的，有時寫個詩朗誦，在被窩裡來靈感了，都能完成。但只有演出任務時，提前幾天，我便可以完成，所以，他們排練，練功時，我一般的情況下是閒着的，只有監獄有什麼詩歌朗會，歌誦比賽等活動，由我去主持。其餘時間，我就站在牆下，用背靠着牆，直自己的脊背，由於我的個子高，駝背特別明顯。成立了專職藝術團，對演員，主持人等要求都會很高的，所以，我必須要解決形體問題。這個期間，我完成了函授課程的論文寫作。由於是法律專業，我的論文是《淺談正當防衛的認定》內容主要以我案情的主要事實爲論點。從四個方面進行了正當防衛性質的闡述。後來經指導老師的批閱，給予了肯定和很好的評價。但值得回味的是，我的原一審律師陳榮國，代我寫了一份申訴狀，申訴到省高院，省高院委託大興安嶺中院受理。原法院再審給我的迴文卻是原審事實認定準確，量刑適當。“駁回申訴，維持原判。”這是我入監七、八年中不停申訴，唯一回復的一次法律文書。
藝術團成立三個多月，一直沒有演出任務，就像一個還沒有長成的孩子，突然夭折了。這一天文藝隊正在進行練功和排練。主抓文藝隊賈世傑幹事，宣佈監獄決定，文藝隊解散，突如其來的消息，文藝隊的人沒來得及問爲什麼，就都各自送回到原改造監區服刑去了。後來聽說某幹事在管理文藝隊中搞專權，控制文藝隊的人接近王科長的領導，王科長請示獄領導把藝術團解散了。這個消息準不準確，只有王科長知情，犯人改造安排到哪兒你就得在哪兒，沒有商量，只是文藝隊的人心涼得透透的。
我回到了四監區，被分到後勤監區，這時，熊幹事已從教育幹事，調到這個分監區擔任指導員，主抓分監區的全面工作。由於後勤監區沒有太多的勞動任務，熊指導員沒有給我分配什麼勞動崗位，在監舍一直呆着有一個多月。突然有一天熊指導員在辦公室叫我，我摸不清頭腦地進了辦公室。
熊指導員說：“你的功，獎又夠減刑的了。這批已經給你做捲了。另外，你從文藝隊回來也沒有給你安排位置。前兩天，監獄到各個監區來摸底，現在生產科缺人。要幾個能寫會算的，你願不願意到那個單位去。現在咱們教研室陳平當教研組長，他刑期長，無期還沒有改判，而且剛當上不久，你就別去爭這個位置了，像你在大院裡風風火火七、八年，到哪兒都能行兒，我看還是去生產科吧。”
我聽後說：“也行，生產科就十幾個犯人，各把一攤兒，挺好的。”
熊指導員說：“我今天找你就這事兒，爭求一下你的意見，別尋思跟我改造這些年，回到我手下了，再把你踹出去。”
“那不能，我在哪兒都一樣，換個地方過的還快一點。”我說。
熊指導說：“這教改科也是，組建文藝隊，剛組建幾天就黃了，把人從改造崗位上給抽下來，監區安排完人了，結果又黃了。”
沒過幾天，生產科來接人了，從各監區一共調去四個人。生產科一共才十一個人，但畢竟是一個單位，我們面對的都是生產調度，犯人都是保管員，每個人分管幾個監區的半成品和成品件，生產科每個月給各個生產單位下發生產計劃，組織生產和協調工作，下放零部件等等，每個人都有辦公桌，保管室與調度室一牆之隔，設有正科長一名，副科長一名，幾個調度，管理犯人方面設一名指導員和一名幹事。
我分到生產科的第三天，科裡決定由我擔任犯人教研組長，很明顯幹部和犯人都比較瞭解我。是大院裡的老教研組長了。不過，生產科的教學和監區不一樣。做爲犯人教研組長只是正常備課寫教案和添寫了些本本冊冊，都是一些基礎建設，文化課變成了形勢，十一個人，給我配了一名教師以外，剩9個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高中以上文化，三、兩個初中生。白天都得出工，都是保管員，教研這塊把我備課寫教案的活兒交給了教師劉廣新，我負責添寫本冊，上報材料，單位人少，處的都不錯，劉廣新和我是一起調來的，處的也比較好。有時這方面活兒也不分彼此，什麼長不長的，誰有時間誰就幹了。難得一個月輕閒，出工後沒有活的時候，就在一起打打撲克，琢磨點吃的做，每天打撲克贏雪糕的，都打出勁兒來了，有時牽扯哪個監區的生產，調度會帶着管這個車間零件的保管員下車間。因此，打撲克人手不夠的時候，劉廣新就練習鋼筆字，這個期間，我法律函授班已經畢業，我決定寫本書，《人生與理想》，寫這本書的目的是送給我的兒子宋興磊，從孩子出生至值今，身爲人父沒有做到教育孩子的責任，寫這本書也是對孩子在成員過程中，能起到輔導作用，同時，從另一個方面，讓孩子認識，瞭解自己的父親。
全書一共3萬餘字，從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到樹立什麼樣的人生箴言，警句。劉廣新的鋼筆字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由他幫助製作的封面，給孩子寫了字帖，供欣賞。
幾個月的閒餘時間，完成了這本書，隨後，爲了充實自己的生活，我又報學了海南省商貿學院《市場營銷》的函授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