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佔軍在山東省兩次打來電話，約我到他那裡幫忙，主要負責銷售和兼法律顧問，他是某酒業集團山東省的總代理，買賣做的挺大。弟弟、妹妹和表弟、表妹及許多要好的朋友得知此事後，都不主張讓我去。我考慮再三，也放棄了這種想法，還是自己拼一拼的好，再者，家裡扔下年邁的母親和兒子，也不盡情理，這些年母親爲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做爲長子亦應盡份孝道，同時，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在沒有父愛的情況下成長的，現在母親去世了，我更應該陪伴着兒子，讓他感覺到更多的關懷和愛。
飯店開業之初，每天的營業額平均在五、六佰元之間，按百分之三十的利潤計算，純利潤每天，也就一百六、七十元錢，扣出房租、人工費、水電費用，每天也就是說我和兒子解決了吃飯，睡覺的地方。雖然沒有贏利，總算不能坐吃山空了，一切還要從長計議，問題是飯店開業一個月之內還必須要辦理營業執照，這樣加上工商管理費、稅費、對於我目前來講，就是一個不小的負擔了，記得在服刑期間，省監獄報刊登過一期92年中央八部委聯合下發的“關於兩勞人員刑滿釋放後，個體經營給予減免稅費”的優惠政策，即然有這一規定，我還是考慮準備找相關部門溝通一下。就在我準備次日去工商、稅務部門解決這一問題時，早晨突然接到蘭西縣六哥宋振民打來的電話，六哥說大女兒宋興雲的女婿，因爲他和一個親屬共同承包養殖場，而發生利益衝突，在分割資產時，將對方砍傷，讓我馬上去一趟幫助處理一下事情。接到這個消息我沒有怠慢，決定立即動身。好在飯店前臺有妹妹振波打理，但廚師找到我說：“大哥你去還是把宋興磊帶走吧，他在家每天總和飯店員工打架，姑姑也管不了他。”這種情況確實存在，這段時間，只因一些瑣事，宋興磊和所有的人都吵個遍，如果我不在，根本沒有人能管住他，所以帶他去也好，再者，從他出生值今還沒有回過老家，畢竟那裡是根啊，那裡生活着許多本家親人。算是攜子尋根吧！
見面後，六哥振民向我介紹說：“和大姑爺趙傳勇共同承包養殖廠的是他的一個叔伯姨，姨父是市辦公室主任，承包養殖廠是對方拿的錢，當時商定由大姑爺傳勇和宋興雲兩個人負責管理和飼養，產生效益兩家平均分，經過兩年多的飼養，現在規模已經很大了，傳勇的姨夫便產生了想把傳勇兩口子踢出去的想法。傳勇說，讓我退出養殖廠可以，應當把我墊付的一萬多元錢飼料款拿回來，另外，必須把現在的牲畜做價後平均分開。他姨夫不同意，這件事引發的矛盾持續了很長時間，有一天，他姨夫攆傳勇他們兩口子離開養殖廠，把傳勇逼急了，抄起菜刀，把他姨摁在坑上一頓亂砍，然後傳勇便跑了。我問六哥：“這件事情現在讓我過來，準備怎麼處理？”六哥振民說：“現在這麼一個爛攤子，傳勇他姨夫也報了案，公安機關正在找傳勇，咱們也沒經歷過這麼大的事兒，你看怎麼處理好。”
“傳勇把他姨夫砍成什麼樣子。”我問到。
侄女宋興雲說：“當時，滿身都是血，看不清傷到什麼程度。”我說：“現在要先了解一下傷害的程度，他姨目前是住院呢還是在家裡養傷呢？”
宋興雲說：“已經出院了，如果到養殖廠能找到她。”
我說：“那麼咱們去一趟養殖廠吧。”
宋興雲“正好，去了把冰箱和電視機拉回來，還有我的個人衣服。”
我說：“你們夫妻共有的東西，這件事情沒解決利索之前，她不一定能讓拉走。想拿也只能拿你個人的衣物和行李，電視機和冰箱能值多少錢。”
宋興雲說：“都是舊的，頂多值兩仟多元錢。”
我說：“先看看他姨傷害的程度，然後再說。”
六哥振民及侄女興雲，我們三人打車來到養殖廠時，正值趙傳勇的姨姨領着工人在幹活，從外表上看沒有什麼大的傷害，而且恢復的不錯。
六哥和她提到了錢的問題，主要是涉及侄女興雲這一份，應當給結出來，另外要求把冰箱和電視機等衣物取走。趙傳勇他姨說：“錢現在一分錢也拿不走，等把趙傳勇傷害她的事情處理完之後再說，自打被傷害後，住院和醫療費共計花掉2萬多錢，家用電器也暫時帶不走，除非趙傳勇露面，至於衣物行李可以先拿走。”
六哥看看我，我示意別的什麼也不用講了，讓興雲把衣物、行李先拿走再說。
我們出了養殖廠，六哥問我到哪兒去，我說到她報案的派出所走一趟，瞭解一下派出所方面的意見。
到了派出所我們以趙傳勇事出之後，找不到人爲由，到辦案單位看看是不是人被抓起來了，派出所所長告訴我們一直沒有找到趙傳勇。我問所長：“法醫給鑑定的結論是傷害到什麼程度。”
所長說：“屬於輕傷，仗着女人身體全是肉，刀砍的位置均沒有傷到骨頭，前胸和後背多處刀傷。”
我問所長：“如果這件事情，派出所處理能什麼樣個結果。”
所長說：“如果處理就得按輕傷害處理。”
我問：“您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所長是個很正真的人，他直率地說：“這件事情，是趙傳勇他姨不講理，把人給逼的，兩家說好是合夥經營，她們僅是投的錢，而管理和飼養都是趙傳勇兩口子負責的，看養殖廠經營起來了，想一腳把人給踏開。”
宋興雲說：“她家投了五萬多元錢，後期我家飼料款也投進去一萬多元錢，再說，別說合夥，退一步講，我們兩個人起早貪黑地開了兩年多，投進去的工錢也能與她的投資相抵了，這兩年最忙的時候，我爸、叔叔、嬸子等不少親屬都吃住在廠子裡，起早貪黑地忙乎，投入的人工費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她們的投入。”
我問所長說：“這件事情有沒有迴旋的餘地？”所長說：“我們也懶得管這種事兒，人家報案，不得不處理，我們也交待給他們，這件事兒也達不到通緝的程度，所裡也更沒有財力和人力去爲這麼一個輕傷害案子去下功夫，只能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時候再說了。”
走出派出所，六哥問我，如果傳勇去投案自首，能不能和她們結算養殖廠資產。
我說：“六哥，傳勇投案自首，只是在處罰上輕一點，至於分資產，好像不太可能了，這個娘們兒別說醫療費給做了二萬多錢，今天看她的架式，原來就不想給分資產，這回兒傳勇給她傷害了，想往回算錢不是要她命了嗎？”
六哥問：“那怎麼辦？”
我說：“想打經濟糾紛案，必須得傳勇出頭，而他又無法露面，而且這個案子走訴訟程序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她姨現在就是拿養殖廠資產逼傳勇露面，之後，先判傳勇，然後，再設法和你算出錢去，你想算回幾萬元錢，就得讓傳勇去服刑，傳勇在服刑期間可以委託親屬和律師打經濟糾紛官司，否則，你再逃期間，無法進行訴訟活動。今天派出所的目的也很明顯，沒把這個案子當回事，我看，只要傳勇在外面，這個分資產的事兒就不提了，以後她姨放棄追究傳勇的刑事責任，那幾萬元錢也不要了，一但，傳勇被抓或被判，隨後咱們再進行訴訟，您看怎麼樣？”
六哥說：“那隻能這樣了？”
回到老家蘭西縣宋家店，我小住了兩天便要返程了。畢竟家裡的飯店還在經營，我實在不放心，離別宋家店18年了，叔伯哥們中，大哥和三哥都相繼去世了，大哥活了80多歲，三哥活了70多歲，二哥仍健在但在省城居住，原來是火火車司機，退休後和子女們住在一起。九哥振閣設宴把四哥振太、五哥振清、六哥振民、七哥振安、八哥振龍、十哥振權，都聚到了一起，我排行十一，九哥說：“四哥、五哥、六哥、七哥和八哥他們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哥們聚一聚很不容易了。活着的除二哥和十二弟振庫沒有到場外，宋氏衆弟兄相聚，也是圍繞着家族的事情聊的很多。宋家幾百的人口，除健在的二孃和五嬸是長輩都九十多歲了，我們這一代人在宋氏家族中，算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九哥振閣提到修改家譜來，宋氏家譜原來只是男孩可入家譜，女孩是不入家譜，但現在國家只允許生一個孩，有不少家庭中只生一個女孩，所以目前的家譜怎麼往下寫?
我說：“各位哥哥，我是最小的，我談談我的想法，我認爲咱們應順應時代的潮流，第一，不能重男輕女，第二，女孩也是宋家血脈，她們不是外姓人，應該入家譜，退一步，都說男孩能光宗耀祖，其實古往今來，也有多少宋氏女子留芳千古的啊！”
四哥和五哥是年長的兩位哥哥，他們補充說：“可以是可以，但女孩再生孩子就不能入家譜了？”
我說：“那是必然的，因爲下一代就是外姓人了”。
我主張讓九哥振閣執筆修改家譜，而九哥振閣和六哥振民一再主張說讓我執筆，最後我答應把家譜副本帶走，回家後用微機排版印刷幾冊後，給寄回來。
第二天，是六哥振民在家中設的宴席，共擺了三張桌，我輩八兄弟一張桌，另兩張桌是晚一輩的，也就是“興”字輩的。在“興”字輩中，宋興磊算是最小的，因爲振庫兒子宋興巖最小，沒有到場，“興”字輩除興磊，興巖外，其餘的都娶妻生子、六哥振民把這些孩子聚到一起，也是讓下輩人有個交流，而成家的孩子，都是另立門戶，兩天的聚會，也是宋氏家族的一大盛事，實際在東、西宋家店，我輩之兄弟不下十幾位，而“興”字輩的也是有五、六十位，但其他的算是比較遠一點，而“振”字輩的，今天在場的四哥振太、六哥振民、七哥振安和我是一爺之孫，五哥振清、八哥振龍，九哥振閣、十哥振權 ，是一爺之孫，我們都是一個太爺的後人。自從宋興磊出生至今，還是第一次在衆家族裡露面，在酒桌上，宋興磊不敢動酒，衆侄子們都向我求情說：“十一叔，我老弟都18歲了，這在農村就要成家了，這麼大了，就讓他喝點酒吧。”
我笑着說：“你們哥們18年才聚到一起，是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大喜事兒，宋興磊可以喝酒，但不能喝醉。”
衆侄子們一聽我這麼說，都高興地勸宋興磊喝酒，宋興磊沒有喝過白酒，最後宋興磊選擇喝啤酒相陪，整個酒席中，看到下一代人相聚和歡樂的場面，使我感受到了“血濃於水”的那份濃濃親情；也感受到了家族興旺的感慨之情。這也是我輩八兄弟見到此情此景最欣慰的地方。
七位哥哥獲悉我明天就要返程，都再三挽留，很明顯如果再留下來；沒有五天完事不了，因爲還有五位哥哥會依次設宴，這是宋家歷來的規矩。我不能再耽誤了。自從飯店開業還沒有捋順完，便急着趕了過來，家裡一攤子事，必須要早一點回去。
最後，時間實在推不開，四哥振太是大的，因此，四哥表態，這次振嶺誰家也不去了，明天早晨上車前，早飯在他家吃，纔算把事情敲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