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 打
在我的記憶中，我的幼年時代捱過三次打：第一次是被鄰家的小女孩用宰豬草的刀在我的眼眉上刻下一個永久的痕跡；第二次是帶着弟弟跟隨正在上小學的姐姐時，被學校鄰居的一對姐妹打了一頓，激起我對知識的渴望；第三次是因爲想看電影而從家裡逃走，被父親揪回來用趕牛的鞭子抽得滿身傷痕，卻讓我看到父母的簡單的愛。
1971年立秋之日，我哇哇地來到這個世界上，取名“秋姑”。父親重男輕女，並不喜歡我這個女兒，所以，我弱小的生命並不能喚起衆人對弱勢羣體的同情。我也許是冥冥中知道這個緣故，因此，我顯得很安靜，很守本分。不是餓了，尿了，我不會吵大人們的。可這安分守紀的性格，致使我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年半的時間裡，都是由祖母留下來的一張老式牀陪我度過的。後來聽母親說，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差點兒落進牀縫裡被卡死，差點兒被老鼠咬死……命運還真有意思，在這危險重重的環境裡，我濛濛憧憧地活下來了，而且沒有一點傷痕。等到我能自由活動的時候，大家才發現，由於我長期與牀爲伴，看人的時候，必須側到一邊才能看清楚，於是，大家給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偏花兒”。
後來，我有了一個小弟弟，我三四歲就得和大我三歲多的姐姐一起擔起照看弟弟的責任。一次，姐姐在做飯的時候不小心把弟弟的一雙烘在竈火門口的新布鞋一起掀進竈裡燒了，父親給弟弟找鞋時才發現，姐姐被父親用掃帚追着打着，幸好被割牛草回家的母親看見，從父親手裡奪下掃帚，姐姐才免除了更糟糕的後果。經過這件事後，母親對我和姐姐呵護有加，只要父親對我們說話的語氣重了點，她都會和父親據理力爭。在父母不忙的時候，姐姐也會帶着我到鄰家去串門。那年夏天，姐姐帶着我到鄰家去玩，姐姐和她的小夥伴玩得很開心，我在一旁和一個差不多大小的女孩玩。不知道什麼時候，鄰家的一個和弟弟年紀一般的小女孩舉着一把宰豬草的刀向我砍來，我受傷了，血哇地一下冒了出來，嚇的大家驚叫起來，正好被一個下放回家的幹部聽見了，他因爲在部隊學了點包紮，家裡又有點藥，趕緊就給我敷上了藥。這次受傷，我因禍得福，正好糾正了的斜視的毛病。
我快五歲的時候，姐姐上學了，學校在離家約五里的天宮場，那裡緊挨着花溪河，每每夏季汛期到來，學校爲學生的安全着想，就把教室搬到離學校約200米的一個農家上課。因爲哥哥上初中，不能帶我們進教室，我和弟弟能跟的人就只有姐姐了，但姐姐儘量不讓我們離教室近了，怕影響上課。那年夏天，姐姐上學去了，父親和母親到生產隊裡去掙工分去了，左右鄰居的孩子又太霸道，我和弟弟沒有去處，就決定去找姐姐。走了老半天，終於找到姐姐上學的地方——洪雅縣天宮公社紅陽十三隊（後改叫天宮鄉八面十三組）一牟姓農家，按照**慣，我和弟弟在竹林下面等姐姐下課。等人的滋味是很無聊的，於是，我對上學是怎麼一回事產生了興趣，想偷偷地挨近教室去看個究竟。不料，半路殺出對“程咬金”，一對比我還小的姐妹神氣地站在我和弟弟的面前，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使勁把我們往外拉。由於我們的反抗，遭到這對姐妹的鎮壓，在拳頭和腳掌中，我和弟弟都憤怒了，勇敢迎敵，打得對方鬼哭狼嚎。哭聲驚動了正在上課的老師，把我和弟弟逮到一間屋子裡，裡面有幾張桌子，有幾個大人正爬在上面幹什麼（後來聽姐姐說，那叫辦公室，那幾個人就是老師，他們那是在批改作業）。姐姐的老師知道我們的意圖後，哈哈大笑起來，接着，把我和弟弟安排到教室的後面坐下，放學時還問我，知道上學是怎麼一回事沒有。我問老師：“這就是上學啊？”
父親是生產隊的隊長，生產隊訂了許多報紙，每到晚上，父親就會帶着報紙到公房去組織開會。父親坐在大家中間給大家讀報紙，我奇怪，大家從一張紙上就知道外面的事情，纏着姐姐問爲什麼，姐姐說，上面的字就是告訴我們外面發生了什麼。姐姐這一句，讓我對大人們的一切都產生了興趣。一日，和隊裡的幾個小夥伴上山割豬草回來的路上，我們遇見了一個人，夥伴說是電影隊的。我們問：“今天晚上要放電影嗎？”那人回答：“是啊，你們來嗎？”於是，我和夥伴商量，吃過晚飯就去看電影。農家的一頓晚飯，那簡直是鴨子下蛋的時間，我等不及了，回家把豬草放下，就偷偷地溜到夥伴的家裡，卻被夥伴的父母攔下了，說是要放電影的話，等喇叭響了去也不遲。等了老半天，沒有聽到喇叭響，卻聽見父母打着火把四處喊我的聲音，我坐不住了，悄悄地溜回家，卻又害怕捱打，就躲到風斗後面，卻還是被父親看見揪了出來。父親氣壞了，抓起趕牛的鞭子就往我身上抽，一邊打一邊罵：“看你還跑不跑，要是落下巖去，不搭（摔）死你，也會把搭個半死。”第二天，我履起袖子一看，滿身的傷痕。正好被剛到我家做客的外婆看見，姐姐嘲諷地說：“那就是想得看電影，又不給家裡打招呼的下場。”外婆一臉嚴肅地對我說：“其實，你爹媽老漢是爲你好，以後記住，有啥子事有給大人打招呼。”
捱了三次打後，我幾乎就沒再捱打了，以後的日子裡，父親的教育多半是用眼神，母親的教育多半是說教。也因爲我一天天地長大，反應也快了，捱打就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