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1919年5月9日，清華學校全體學生於校內體育館舉行了悲壯的“國恥紀念會”，決議通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堅決拒絕簽字。年輕的學生們高舉着右手，發出了青春不悔的熱血誓言：
“口血未乾，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九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性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
會後不久，激動的學生們又在大操場上集合，燒燬了在校內搜檢出的所有日貨。
9號這一天，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離職出走。
原來，由於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又是五四遊行示威活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因此作爲校長的蔡元培理所當然地成了反動軍閥攻擊的主要目標。
早在5月4日晚間召開的內閣會議上，軍閥們就已經將北京這數千名學生所犯下的“罪行”都歸咎於北京大學，而北京大學的“罪行”當然就是蔡元培的過錯。在會議上，國務總理錢能訓曾公開責問偏袒學生的教育部長傅增湘：“你總是說蔡元培的校長地位不能動搖，那麼如果蔡元培死了又該如何呢？”見事已不可爲，傅增湘在6日便提交了辭呈。
蔡元培一方面要面對軍閥政府的興師問罪，一方面又要壓制學生們無止無休的愛國運動，不由心力交瘁。百般思量之後，蔡元培於9日向政府遞交了辭呈，於當日清晨悄悄離開了北京。
蔡元培在當時是受到廣大師生尊重的好校長。特別是他積極地營救被捕學生，直至學生安全返校後，才辭職出走，這些都贏得了師生的同情。學生們堅決要求政府尋找蔡元培回校，拒不承認軍閥另行安排的北大校長。這次離職出走事件，對於蔡元培這樣一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育家來說，或許是消極的。但是，這一消極的舉動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果。
北大的教師和學生站在一起，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等教職員代表北京教職員會，向北京政府發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師生們一起努力挽留蔡元培的時候，軍閥政府所謂的檢察廳居然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傳訊許德珩等32名同學，進行第一次“預審”，妄圖追究出五四運動的“策劃人”。
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軍閥政府的出爾反爾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憤怒，一場更加浩大的運動即將展開了。
5月10日，許德珩等同學在所謂的預審結束後，發表《聲明狀》，譴責檢察廳不檢舉曹汝霖等賣國賊的罪行，反而傳訊無辜學生的錯誤行徑。不久，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全體學生提出“自行檢舉”呈文，要求集體自首，“如愛國有罪，吾等靜候處分”。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力爭挽留蔡元培，一致提出辭職文書。同天下午，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共同向軍閥政府發出警告，要求迅速回復愛國師生的要求，否則，全體學生將再次罷課，教職員也將全體辭職。
一連串的凌厲攻勢，猶如驚濤拍岸一般，強烈震撼了北京政府。不得已之下，徐世昌終於以大總統的名義下達了挽留蔡元培的指令。然而，反動軍閥是極其狡猾的。北京政府在被迫下達挽留蔡元培命令的同時，一併發表了挽留曹汝霖等賣國賊的命令。而且就在當天晚間，北京政府又連續下達了兩道恐嚇和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的命令，指令各級行政機關切實約束學生行爲，嚴禁學生“干預政治”，嚴禁“學
生集會”，有不服彈壓者，要“遵照前令，依法逮懲”。
最爲氣憤的是，北京政府的國務會議還通過了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的決定，命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徑與日本提攜，實行中日聯盟”！
所有這些，使學生們更加認清地認識了反動軍閥的本質，不再對北京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心中的鬥志愈加旺盛。
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及外省市學生代表共5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了郭欽光追悼大會。
郭欽光是廣東文昌人，是北大文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可以說，他是五四運動中爲國捐軀的第一人，也可以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爲國捐軀的第一個烈士。郭欽光不顧自己患有肺病，堅持參加了5月4日的遊行活動。在遊行中，郭欽光因遭受軍警追擊，勞累過度，在火燒趙家樓之後又在混亂之中被軍警和曹家爪牙毆打受傷，吐血不止，最後終因傷重不治而身亡，年僅20歲。
在追悼會的現場，社會各界送來3000多幅輓聯，掛滿了禮堂四周。其中幾幅寫道：“君去矣，甘將熱血紅青島；吾來也，不許狂奴撼泰山”，“殺身成仁，豪氣橫吞滄海日；前呼後應，哭聲寒咽浦江潮”。這些輓聯充分表現了郭欽光烈士不屈不撓的鬥爭意志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在會場肅穆、沉痛的七分鐘，北大學生代表許德珩發表了追悼烈士的演說。每說到悲壯之處，大家無不傷心落淚，心中愈加痛恨反動軍閥，紛紛表示誓將鬥爭進行到底。這場追悼大會，實際上成爲5月19日總罷課的動員誓師大會。
1919年5月19日，狂風又起。北京26所大中小學宣告罷課。不久，罷課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市所有中等學校的學生加入了罷課風潮，罷課總人數達到25000人。
這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大罷課，也是一場更具威力的愛國主義風暴。罷課學生們不再困守在校園裡，而是像海潮一般涌上街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宣傳活動。
學生的罷課運動很快贏得了愛國商人的支持。5月24日，學界和商界聯合會宣佈抵制日貨，鼓勵使用國貨。商界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很快承受不住日貨滯銷的壓力，向北京政府發出警告，脅迫取締學生的“反日”活動。
唯命是從的北京政府馬上遵照日本人的旨意，再次加強了對學生的鎮壓力度。段祺瑞撤換了鎮壓學生不力的李長泰，將素有“屠夫”之稱的王懷慶推上了步兵統領的位置。由此，北京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了。
學生們無畏無懼，竟然帶着麪包和牙刷走上街頭繼續演講，做好了被逮捕的準備。反動軍警沒想到學生們居然無視他們的存在，不由得惱羞成怒。6月3日這一天，軍警、憲特輪番出動，共逮捕了學生170餘人。
然而，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學生們在第二天仍然堅定地出現在街頭，演講、散發傳單……這注定又是悲壯的一天，在衝突中又有大批學生被捕。有的學生雙手被捆縛在身後，被蠻橫的軍警推搡着前行，腳下的踉蹌毫不影響嘴裡不停地演說。圍觀的羣衆深受震動，悄悄地低下頭，不敢讓軍警看見臉上因同情而流下的眼淚。這一天，被捕的學生達到了700名。
6月5日，走上街頭的學生人數增至5000多人，他們肩背行李及日用品，一路高呼口號，輪流演講，甚至連警察局門口也聚滿了勇敢的學生。
這聲勢浩大的活動，已經不再是北京一地的學生運動，而是中國民衆
爭奪自由與尊嚴的鬥爭運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場席捲各地的風暴展開了。
在天津，從1919年5月5日開始，各校學生紛紛發起了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隨後，還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天津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等團體。這些愛國團體發動學生、教師、教徒、店員、工人開展罷課、集會、講演、撒傳單、遊行示威等活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賣國罪行，同時開展抵制日貨的運動。
5月31日，天津碼頭工人7000餘人拒絕給裝載日貨的洋輪卸船。6月5日，數千名學生集會，提出“誓保國土，誓挽國權，誓懲國賊”的誓言。6月9日，社會各界2萬餘人召開公民大會，要求北洋政府懲辦賣國賊，取消“二十一條”。6月10日，天津商界罷市，人力車伕全部罷工，其他行業工人也紛紛醞釀罷工。天津總商會急電北洋政府，要求懲辦賣國賊並保護學生，以挽救危機。天津各界的愛國運動極大地推動了五四運動的進程，同時也涌現出了周恩來、馬駿、劉清揚、郭隆真、鄧穎超等大批傑出青年。
在山東，早在1919年2月5日，山東就組織過外交後援會，致電巴黎和會代表：“青島問題務請堅持，萬勿退讓，魯民全體誓以死力待。”電文告誡中國代表，一定要堅持愛國主義民族立場，維護國家的神聖職權，不要對帝國主義妥協讓步。
4月20日，濟南舉行空前規模的國民請願大會，聲討日本帝國主義霸佔青島、山東和北洋軍閥政府出賣山東主權的罪行。大會明確提出了“外爭青島，內懲國賊”、“廢除非法的賣國條約”等口號，成爲全國五四運動的先聲，對全國的羣衆鬥爭帶來了極大的鼓舞和激勵。5月4日，北洋政府逮捕愛國學生的消息傳到山東後，山東省議會副議長張公制和王鴻一，當即會同山東外交協進會代表趕赴北京，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廢除非法的賣國條約，指責內閣在山東問題上的失敗。爲支持北京愛國學生，爲挽回山東主權，他們奔走呼號，表現了山東人民反帝愛國精神，喚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對青島、山東問題的關注，對五四愛國運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日本、法國等國的留學生以及南洋華僑學生都展開了愛國宣傳和遊行示威，響應國內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數十萬青年學生英勇地站在鬥爭的第一線，這是五四愛國運動初期的一個特點。但是，僅憑一城一隅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和英勇鬥爭是不能取得勝利的，這就使全國範圍內聯合組織的出現成爲了必然。
6月16日，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昌等全國各省市學生代表50餘人參加了會議。同時，教育界、商界、報刊界等都派有代表出席了學聯成立大會。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代表着五四運動已經發展爲全國範圍內的愛國主義運動。它不再是自發的、孤立的學潮，而是一場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一時間，北京、上海、山東、天津等地紛紛開展起各種愛國活動：召開大會、遊行示威、散發傳單、街頭演講、抵制日貨等等。
“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憤懣和仇恨在社會各階層中迅速蔓延開來，人民被激怒了。在這場轟轟烈烈地時代大潮中，中國工人很快取代了學生的位置，爲五四運動的延續注入了更爲強大的力量。由此，五四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