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灘頭的怒吼
五四運動前夕，上海市民已多次發起愛國運動。他們對內反對北洋政府發動內戰及其所奉行的賣國政策，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奪中國主權的無恥行徑。
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秘密談判消息傳出後，上海市民立即奮起抗爭，成立了國民對日同志會等組織，大批留日歸國學生與上海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反對中日交涉的傳單。商界各同業公會、各地旅滬商幫均紛紛發起抵制日貨的活動；日商在上海的工廠也遭到中國工人的罷工抵制。“連日城廂內外街巷各處牆上及電杆木樁上均貼有抵制日貨傳單”，圍觀者甚衆，“無不發豎眥裂，怒憤填膺”。
1915年3月18日，上海各界民衆三萬多人在張園集會，要求北洋政府中止對日談判。5月9日，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承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當天下午，上海國民對日同志會、中華國民請願會、外交後援會、女子救亡儲金會等再次舉行國民大會，到會的四五萬人一致表示：誓死反對二十一條。
儘管軍閥政府一再禁阻，上海民衆的抗議行動未曾稍減。同年5月24日，國民對日同志會等團體在九畝地召開國民大會，遭到軍警鎮壓，大會代表被拘，與會者“被槍擊踏踐受傷之人甚衆”。然而第二天，大量頭纏繃帶的民衆依然出現在九畝地集會。當時在上海的中華革命黨人周應時稱“滬上人心，恨日恨袁，已達極點”，真實地表了上海民衆救亡圖存的高昂情緒。
1919年初，巴黎和會召開。上海各界同全國民衆一樣，對此抱有很大希望，認爲中國可以借“公理戰勝強權”的機會，從而“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與英美法並駕齊驅”。上海工商界還因此組織起“中華工商保守國際和平研究會”、“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等機構，聯合各省商會，致電巴黎和會與中國出席和會代表，以期爭回主權。然而，這種希望很快破滅了。
5月1日，上海《大陸報》率先向國內透露：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索還膠州租界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上海民衆聞訊後，“人情憤激洶洶，大有赴湯蹈火，甘死不辭之慨”，與北京學生髮起的愛國遊行運動形成了南北呼應之勢。
５月14日，來自京津地區的北京大學、北京國立法專、高等師範、天津南開大學、高等工業大學的首批學生代表方豪、王秉乾、袁祥和等10餘人到上海，向市學聯各校代表大會報告了北京、天津地區五四運動的發展情況。京津兩地的學生南下，進一步密切了上海與北京學生的聯繫，也促使上海學生聯合會決定發起上海地區學生罷課的運動。大部分學校均組織起宣講團、調查隊、編輯印刷部等，罷課學生有組織地走上街頭，利用圖畫展示、話劇表演、喊口號等各種形式宣傳演講、分發傳單、檢查日貨。上海學生的活動大大擴大了五四運動的影響，使更多的勞動羣衆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匯入反帝運動中來。
然而，僅憑青年學生的熱血和激情，顯然是無法撼動反動勢力的龐大根基的。上海學聯決定爭取到商界的支持，發動罷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的民族工商業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進而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上海民族資本傢俱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徵：革命性和軟弱性。一方面，他們痛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對剛剛起步的民族經濟的蠶食鯨吞。所以，這些民族資本家積極地響應抵制日貨的鬥爭，同情並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也反對北京軍閥政府的軟弱可欺以及鎮壓學生的倒行逆施。
但是，事情的發展往往還存在另外一個方向。當運動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需要這些民族資本家拋頭露面成爲“領頭羊”的時候，他們卻又顧慮重重，畏而不前，既害怕引火燒身，受到政府的攻擊，又擔心失去眼前的利益，從而影響到身家財產。
6月1日下午，上海總商會門前像前些天一樣，擠滿了勸說罷市的愛國學生。學生代表們慷慨陳詞，指出學生罷課的種種情形，希望能激起商會的愛國熱情，以實際行動來響應國內鬥爭形勢。然而，總商會依然躊躇不定，既擔心商業罷市後經濟利益受損，又顧慮會造成地方秩序的混亂，對於學生們的要求，只能以內部意見分歧、無法表決爲理由而百般推託。
連日來上海學生的活動，早已引起了上海軍警的注意。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樑擔心商會遲早會答應學生的罷市要求，每天如坐鍼氈，暗中佈置了大批軍警，打算用武力威脅和鎮壓來穩定風起雲涌的上海局面。
6月4日，一份來自天津學生聯合會的電報震驚了上海學聯，也震驚了整個上海灘。
原來，這份突如其來的電報，是關於北京學生遭遇“六三”大逮捕的緊急通知，並向全國民衆發起呼籲，希望社會各界迅速聯合起來營救被捕學生。這其中，由於北京軍閥政府的消息封鎖，這份消息在事件發生一天後，才得以讓外界知曉。
上海市學生聯合會毫不耽擱，立即將電文內容轉送至上海各大報社，同時配合天津學聯向全國發出了一封悲壯慘烈的呼籲通電，電文疾呼道：“軍閥政府如此罔顧民心民意，竟然以刀槍斧鉞強加於手無寸鐵的學生身上，這是何等的悲哀？如今愛國學子的性命堪憂，身爲炎黃一脈子孫的我們，不應該站出來救援嗎？”
這天下午，學生們高喊着口號出現在街頭，陰雲密佈的天空恰如反動軍警那張陰森冰冷的臉。赤手空拳的學生們勇敢地衝破了軍警爲阻攔而設的防線，不顧在混亂中被打傷的疼痛，挨家挨戶地散發着宣傳罷市的傳單。
幾乎每一家商戶的門前都有學生在勸說。關門罷市的要求讓很多商戶都難以接受，畢竟對於一些小商戶來說，這是全家人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學生們並不氣餒，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講述着救亡圖存的道理，甚至不惜沿街下跪，苦苦哀求，直至商戶答應參
與罷市。
在這場席捲全國的風潮中，誰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學生們的愛國激情感染了很多有良心的商人。上海一家古玩店的老闆堅決支持學生倡導的罷市行動，被阻止的軍警打得頭破血流。可是第二天，這位老闆仍然緊閉大門，堅拒開市。這樣的情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不停地上演着，很多商戶都因拒絕警察的強迫開市而被打、被逮捕。
此時的上海，乃至於此時的中國，具有改天換日力量的人並不是這些熱血的學生和商戶，而是那些數量龐大、鬥爭性堅決的工人。上海，這個集中了50多萬工人的工商業城市，所蘊藏的工人力量足以翻天覆地。然而，1919年之前的工人羣體尚未形成“階級”概念。雖然中國的工人階級從誕生起就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鬥爭，但那只是沒有指導思想和組織領導的自發性反抗。直至五四運動的爆發，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
商人罷市，需要承受經濟上的損失，所以商界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難免比較軟弱和被動。可是對於上海廣大的工人羣體來說，他們沒有任何喪失私有財產的顧慮。因此，當罷市消息傳來，許多外籍工廠的工人沒有任何猶豫便自動選擇了罷工，投身於這場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中。
上海三友實業的工人，效仿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典故，在工廠車間掛起了警鐘。每天早上都安排工人敲擊59響，以紀念“五九國恥日”。清脆的鐘聲往往伴着工長的一聲大喝：“你們忘了五月九日的恥辱嗎？”工人們齊聲回答：“不敢忘！”
6月5日，原本應該機器轟鳴的上海日資棉紗廠內一片沉寂。數千名工人毅然離開了工廠，拉開了上海工人大罷工的序幕。從此，上海的工人鬥爭如奔騰不息的黃浦江水一般，一發而不可收。
同一天，日華紗廠、上海紗廠、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的全體工人以及滬寧鐵路的部分工人，也加入到罷工的行列中。隨着時間的推移，罷工的聲勢越來越壯大，參加罷工運動的工人數量也如滾雪球一樣逐漸增多。至6月10日，已經有近10萬各行業工人蔘與了罷工。上海市內一片狼藉，幾近癱瘓。
至此，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三罷鬥爭”進入了**階段。“三罷鬥爭”的實現，標誌着五四運動的中心已經由北京轉移至上海，運動主力也由學生演變爲工人。由於上海工人罷工運動的實現，才引發了天津、南京、濟南、武漢等城市一系列的罷工浪潮。
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軍閥政府不得不斟酌利弊，最終選擇了“丟卒保帥”，於6月10日下發命令，宣佈撤銷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至此，轟轟烈烈的民衆運動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從此，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換了主角，工人階級以磅礴的氣勢、開天闢地的力量出現在世人面前。它的出現，既從根本上奠定了五四運動的勝利基礎，在中國現代史的篇章上添加了劃時代的一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