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籤合約運動
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延遲了軍閥政府媚外賣國的步伐，愈演愈烈的工人運動讓反動勢力心生忌憚。
上海是東南地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的商界“無不視上海爲轉移”。上海地區“三罷鬥爭”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工人運動的士氣，各地工人無不人心浮動，伺機奮起抗爭。
據1919年6月的《申報》報道，當時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提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當時，北京近郊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已經組織過數次遊行，學生團體也躍躍欲試，準備再次發起請願活動以響應國內形勢。北京的罷學、罷工、罷市風潮一觸即發。
萬般無奈的北京政府只好下令裁撤國賊。1919年6月10日上午，軍閥政府宣佈了撤免曹汝霖職務的通告。但是，這種打折扣的處理方法再次激起衆怒。北京各校學生收拾好臥具，準備再次謁見總統發起責問。消息傳出，草木皆兵的北京政府趕緊於午後和傍晚補發了兩條通告，分別撤銷了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至此，三名賣國賊全部被罷黜，發起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終於實現其一。頓時，舉國歡騰，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集會，民衆紛紛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在賣國賊陸宗輿的家鄉浙江海寧縣，當地羣衆決定效仿秦檜鐵像的方法，爲賣國賊刻像立碑，讓他遺臭萬年。知道消息的羣衆紛紛主動捐款，工匠們連夜打造了三座石碑，分別立於北門外、海塘鎮和海塔下。在安放石碑當日，成千上萬的民衆從四面八方趕來，對着碑上所刻的“賣國賊陸宗輿”6個字唾棄不止。大人們也抓住機會教育孩子，做人要對得起天地良心，要愛國，千萬莫像陸宗輿那樣數典忘祖，丟盡了海寧人的臉。
在上海，各行各業舉行了隆重的“開市”儀式。江蘇省教育會及各商會主要負責人紛紛走上街頭，慶祝國民的勝利。
在濟南，商戶裡的店主都站在門面前，等待學生的遊行隊伍一到，便鼓掌歡呼，點燃鞭炮。同時，店主還招呼夥計撤去國旗和白條幅，開門營業。大街上“學界萬歲”、“工界萬歲”、“商界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好一副歡騰景象。
罷黜賣國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罷”鬥爭的勝利。在這次運動中，勝利的意義遠遠不止驅趕了幾名親日分子那麼簡單。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勝利中看到了廣大勞工的“神聖”，覺醒的工人階級從勝利中看到了自身蘊藏的龐大力量。這是一次破天荒的嘗試，原來每個國民都有參與政事的權利和義務。中國人民由此真正的覺醒了。
不過，山東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曹、章、陸三人被罷免，不過是反動勢力的權宜之計。在宣佈罷免通告的前後，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曾親至北海團城，對三人及其家眷百般撫慰。
距離巴黎和會簽約的時間越來越近，恐懼和期待交織着出現在每個有良知的國民心中。也許預先知道一個悲劇的結局並不痛苦，真正的痛苦在於明明知道結局是悲劇卻無法改變。
經過了“三罷”鬥爭的初期勝利，民衆仍然把希望寄託於北京政府。殊不知，掌控政府權力的軍閥卻早已經把國家的命運寄託於帝國主義列強。這是何其的可笑，又何其可悲的行爲！
在簽字與不簽字的簡單選擇上，北京政府表現得猶如哈姆雷特的經典臺詞一般：“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難題”。軍閥們百般權衡，試圖在列強的逼迫和國內民衆的抗爭中尋找到一條“兩全”之策。
五四以來民衆所爆發的翻天覆地的力量，並沒有在北京政府抉擇的天平上佔據優勢。他們最後考慮的結果，竟然是認爲簽字比不簽字好。軍閥認爲，如果中方拒絕簽字，在情理上對不起英美等國家進行調停的一番苦心。更爲嚴重的是，恐怕在拒絕簽字後，中國政府就會被隔絕於國際聯盟之外，很難再取得列強的支持。
其實，這些所謂的理由，無外乎是就是北洋軍閥想拿山東半島送禮，討帝國主義一個歡心。哀莫大於心死，辱莫大於不知恥。有國如此，民復何哀？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電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一切按帝國
主義的意旨，在合約上簽字。
電文內容泄露後，全國民衆再一次被軍閥政府的無恥行徑所激怒，掀起了新一輪拒籤合約的羣衆愛國運動。
合約的簽訂與否直接關係到山東的生死存亡，因此山東人民又一次充當了拒籤運動的急先鋒。北京政府發出敦促簽約電文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山東各界已經組成了請願團，日夜兼程趕往北京。
出發當日，濟南上千名學生和各界民衆紛紛趕至火車站，爲請願團送行。80多名請願團代表環顧殷殷期盼的父老鄉親，莊嚴立誓稱：“不達目的終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則農人亦將罷耕，以表一致。”語氣慷慨悲壯，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意味。送行學生和羣衆相顧感佩，不由得在站臺上跪倒一片，爲這些滄海橫流中的民族英雄送行。
6月19日，山東請願團代表抵達北京。這80多人組成的請願團成員囊括了來自山東省議會、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及總商會等社會團體的代表。第二天中午時分，請願團成員一齊來到新華門總統府發起請願。大總統徐世昌不僅拒絕接見請願代表，而且下令軍警上前進行百般阻撓。
軍閥統治者的避而不見更加激怒了滿腔悲憤的代表們，他們站在新華門外發出了血淚交織的呼號：“山東之存亡，即吾輩之生死關頭，今日如不得見總統要求以相當之保證，則誓死於此，亦不歸寓。”
據《國民公報》的描述，當時各代表因爲無法面見總統，完成家鄉父老的重託，想到生養自己的一方水土即將永遠淪入日寇之手，不由得悲從心生，跪倒在新華門外放聲大哭。適逢天降大雨，代表們依然跪於水污泥沼之中，哭聲不止。聞者無不傷心落淚，感佩非常。
在這種情況下，山東請願團的代表們在風雨中堅持了數個小時。直至接近傍晚時，北京政府才被迫答應接受請願團的“謁見”要求，但日期必須由政府安排。此時，代表們渾身溼透，飢寒交加，在圍觀羣衆的攙扶下才勉強站起身來，擦着眼淚一步一嘆息地走回了駐地。
6月23日，山東請願團推舉了6名代表面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徐世昌。代表們向徐世昌提出了三項條件：其一，拒絕合約簽字；其二，廢除高徐（高密至徐州）、順濟（順德至濟南）鐵路草約；其三，懲辦國賊。他們詳盡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山東的罪行，以及齊魯民衆的悲慘遭遇。最後，代表們聲淚俱下地告訴徐世昌：“啓程之初，我東民父老昆季（指兄弟）姊妹環跪於車站，泣不成聲，囑代表等，請求不遂，不得生還。”
面對山東人民的血淚控訴，徐世昌拿出了一名政客的狡猾和冷血。他言辭閃爍，避開實質問題，做了一番似有還無的表態，暫時安撫了情緒激動的請願代表們。當晚，在政府發往巴黎的電文中，徐世昌給中國代表下達了“相機辦理”的命令。可見，請願團的陳訴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軍閥政府簽約的決心。
當然，山東人民的抗爭不是孤立的，北京和各地的民衆再一次行動起來，在北京舉行了聯合請願活動。
6月27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請願團、留日學生代表、陝西學生聯合會代表及京師總商會代表等數百人，前往新華門再次提出請見總統的要求。在經歷了兩天一夜的苦苦等待後，徐世昌才被迫接見了10位聯合請願代表。
徐世昌還是老一套，避而不答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反而東拉西扯地訓起話來：“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太毛躁。有什麼事不能好好商量着解決呢，非要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這是要出亂子的……”
這些連篇廢話不是代表們要聽的。陝西學生代表屈武毫不客氣地打斷了這位總統的“金玉良言”，悲憤交加地喊道：“現在整個民族都要被滅亡了，你還在這嘮嘮叨叨地說這些廢話有什麼用。政府要是再不能有所作爲的話，我們只好以死相爭。”說完，他忍不住垂首痛哭，情緒激動之時以頭碰地，砰砰作響，鮮血順着額頭流了下來。懷仁堂內一片忙亂，徐世昌這位“文治總統”嚇得落荒而逃。
當山東、北京各界代表聯合行動的時候，上海民衆也積極參與其中，再一次以更大的氣勢行動起來。
6月21日，全國學生聯合會與上海社會各界團體召開聯合會議，一致表示反對合約簽字。在這次拒籤行動中，上海各界所表現出的鬥爭性和堅決性十分
突出。其發表的對外宣言尖銳犀利，直指當局的賣國本質：“當局者爲日人所脅誘，不惜與民意宣戰，悍然主張簽字。是北京之當局非代表民意之機關，乃代表日本侵略我土地、攫取我國權之事務所也。”
隨後，上海各團體還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拍發電報，電文不乏警告的意味：“如果各位代表違背了民意，沒有全力爭奪山東半島的國家主權，而向列強妥協簽字，那麼到時就別怪國人將你們當成曹、章、陸那樣的賣國賊來對待。”
除了山東、北京、上海外，全國各地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拒籤合約鬥爭。據1919年7月6日的《每週評論》統計，當時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曾收到7000多封社會各界拍發的電報，一致要求拒籤合約。
法國巴黎，中國代表團駐地呂特蒂旅館。
早在5月份的時候，駐地就已經被中國留法工人和學生團團包圍了。此時的中國代表團內部也出現了分歧。顧維鈞、施肇基和王正廷堅持拒絕簽字，理由很簡單。多年來日本狼子野心，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如果山東淪入倭寇之手，則有利於日本蠶食鯨吞，我國家必將後患無窮，中華民族危矣。
持反對意見的是駐意公使王廣圻、駐法公使胡唯德，兩人力主忍辱簽約。他們認爲拒籤會激怒列強，從而使中國政府無法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王、胡二人甚至“大義凜然”地表示說，如果簽字有利於國家，那麼個人的榮辱得失只有置之度外了。
由於國內局勢紛亂複雜，北京政府有關簽約事宜的電令也是朝令夕改。一會嚴令簽字，一會又說民情激憤慎重考慮。直至6月24日，電文上竟然寫着：簽字一事，請代表團及陸總長“自行斟酌”。
首席代表陸徵祥哭笑不得，如此國家大事怎可能由他“自行斟酌”。簽了，他是賣國賊；不籤，勢必獲罪於政府。久經官場的陸徵祥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裝病躺進醫院，將難題推給了代表團其他成員。
國內拒籤的電文如雪片一般飛往巴黎，其中不乏各省的督軍和省長親自拍發的電報。甚至連直係軍閥吳佩孚也表示堅決反對簽約，贏得了“愛國將軍”的稱號。中國代表團已經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在籤與不籤的決策點上左右徘徊。
陸徵祥住院後，顧維鈞這位年輕的外交家成爲了中國代表團的實際決策人物。年輕的他同樣有着一顆激情澎湃的愛國之心。巴黎和會期間，他親眼見到了中國因力單勢薄而受到的歧視。顧維鈞心裡明白，如果中國政府簽了這張喪權辱國的和約，那麼國家將再無外交可言。6月27日發生的一件事，更加堅定了他拒不簽字的決心。
這天是簽約日的前夜。顧維鈞剛剛結束和法國公使不愉快的談話，心情沉重地前往醫院，準備與陸徵祥商議最後的決定。忽然，代表團的嶽秘書長驚慌失措地跑進了病房，滿面驚恐。原來，他在前往醫院的路上被數百名留學生團團圍住。激動的學生們推推搡搡地質問他爲什麼贊成簽約。一位女學生甚至從風衣口袋裡掏出了一把手槍，直接抵着這位秘書長的腦袋警告說：“如甘當賣國賊，打死勿論！”
與此同時，幾位在法國的山東華工因爲沒能找到陸徵祥，便在代表團駐地留下了一封警告信和一把裝滿子彈的手槍。警告信上寫着這樣幾句話：“陸徵祥，你不愧是賣國專家。明天你要是敢簽字賣了俺們山東老家，俺們兄弟發誓讓你回不了中國！”
終於到了6月28日。這一天是巴黎和會那份所謂的《對德和約》正式簽字的日子。天剛剛放亮的時候，數萬名華僑、華工、留學生就已經包圍了呂特蒂旅館，阻止代表團出席簽約儀式。
據《時事新報》記載，愛國人士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每一箇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命都由3個人去抵償。不管出門簽約的代表是被誰打死的，都按照名單去償命，決不反悔。
這是多麼可敬的民衆，這是多麼凝聚的民族力量。爲了山東，爲了中國，他們不惜用熱血和生命去換取那份珍貴的尊嚴。
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現在巴黎和會簽約的會場上，簽約儀式自然不了了之。
中國拒籤《對德和約》的事實震驚了巴黎和會，也換來了世界的另眼相看。這是半個世紀來中國第一次對列強的無理要求說“不”，也是中國民衆抗擊強權政治的首次嘗試。正義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五四運動”勝利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