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五四生活
五四運動是一次廣泛的羣衆性革命運動，它的參與者不僅僅是學生和工人，還包括社會各階層的人羣。五四運動中，民衆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激情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說，不論是男女老少還是三教九流，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其中。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農民階級一直是逆來順受的龐大羣體。他們大多沒受過任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國家或民族的興衰存亡是漠視的。然而，在五四運動期間，廣大的農民卻成爲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之一，爲民主主義革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19年5月4日，當北京愛國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山東、江西、河南、湖南、江蘇等省的農會組織，紛紛向北京政府發出電文，要求釋放愛國學生，爭奪山東主權。
5月11日，爲躲避反動當局的阻撓，吉林省農會團體秘密在深夜召開會議，有數千名農民參與其中。會後，農民手舉寫有“還我青島”字樣的小旗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愛國遊行。
5月24日，山東省地方農會準備在法慶寺召開國民大會。在大會召開前一日，組織者曾收到反動政府的警告信，威脅說如不取消會議，即通知附近日本駐軍前來破壞。農會羣衆十分氣憤。身爲地方政府，不爲民解憂不說，反而阻止正義的愛國行動，助紂爲虐，這是何其的無恥！第二天，上萬名農民不懼生死，從四面八方趕到法慶寺，紛紛在大會上慷慨陳詞。農會副會長石仁生在大會上代表廣大農民，向北京政府發出電文：“據理力爭，萬毋簽字，……倘有決裂，公民等誓死捐軀，爲國後援。”
6月3日，北京政府在實行戒嚴令後，抓捕了大批學生，激起了全國民衆的憤怒。上海市民在開始“三罷”鬥爭後，近郊的農民也積極參與進來。他們團結起來，不向城裡出售蔬菜和農副產品，致使上海蔬菜奇缺。菜農們言稱，政府不釋放學生、不懲辦國賊、不挽回外交失利，決不售菜。
許多地方的農民聽了學生的愛國宣傳，發誓不再購買和使用日貨。有的農民將家中的洋火柴全部燒掉，表示抵制日貨的決心。
五四時期，很多愛
國商人也積極參與到愛國運動中來。他們配合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相應地展開了罷市行動，極大地推動了運動的發展。這裡所提到的商人，主要是指民族資本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資產階級大致分爲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類。在反侵略、爭主權的愛國運動中，只有少數買辦資本家站在了反動當局的立場上，與人民爲敵。而大部分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積極地進行抵制日貨和罷市行動，並參與其他的一些愛國活動。
有人回憶說，曾在理髮店門口看見這樣的對聯，上聯是“國事如此”，下聯是“無心整容”，橫批寫着“諸君不必光顧”。
北京政府“六三”逮捕愛國學生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商會聯合各團體或單獨用集會、演講等形式，來聲援學生遭受當局迫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罪行的鬥爭。6月27日，京師總商會代表和山東請願團等共近千人，夜以繼日地守在新華門外向總統府發起請願抗爭。
抵制日貨，是五四運動中最平常的活動。一般來說，商人往往視利益爲生命。但是，爲了救亡圖存，愛國商人不惜承受經濟上的損失。1920年的上海《新聞報》曾刊載商人劉運生說的一句話，“商人應該把救國救民當成責任，而不是隻注重利益”。
據《大公報》記載，五四時期山東商界曾做出約定，青島商家務必在一週內斷絕與日本商人的往來關係，所有錢莊及貨站不得使用日本貨幣，並安排有專門人員進行巡查監督。一旦發現有錢莊繼續使用日幣，則嚴懲不貸：收存日幣1元，則罰大洋100元，依次疊加，概不寬恕。後來，甚至發展至日資控制的華人錢莊也參與進來，拒絕使用日本貨幣結算。一時間，日幣匯率大幅下跌，日貨進口幾近停滯，在華日本商店紛紛倒閉。日本駐濟南領事曾經發出哀嘆，評論抵制日貨“足以毀壞敝國人民之生活，動搖帝國之基礎”。
當時，一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像乞丐、小偷、風塵女子等這些所謂“下九流”的人士，他們都以自己的形式參與到愛國鬥爭中來。
在濟南進行“三罷”鬥爭的時候，最辛苦的是那些夜以繼日宣傳呼籲的學生們。社會各界紛
紛準備了許多瓜果點心送往學校，慰勞學生。濟南城的乞丐將學生們的辛苦看在眼中，異常感佩。他們沒有錢買高級的蛋糕點心，便召集數百名乞丐，將乞討得來的錢湊在一起，買了好幾擔燒餅和油條，送往學校。
學生們知道乞丐生活不易，哪能忍心收下他們東西呢！乞丐代表大聲說道：“我們雖然是乞丐，但也是炎黃子孫。國家要是滅亡了，別說我們會被餓死，到時恐怕連葬身的地方都沒有了。但凡有一點血性和良心，我們就得感謝諸位的辛苦。這些東西雖然不算什麼，卻是我們一番心意。如果各位不嫌棄的話，就請賞臉吧！”
學生們不由肅然起敬，鄭重接受了這份“珍貴”的禮物。乞丐們完成了任務，歡呼着回去了。
一向被稱爲“商女不知亡國恨”的青樓女子，也在五四運動中參與愛國活動。例如上海名妓鑑冰、金書玉、妙蓮等人，於1919年6月10日組織了“青樓救國團”。她們拿出積蓄，印發了數千張宣傳愛國運動的傳單。
這些飽受世人白眼的風塵女子，在大街上設立了學生飲茶休息處，支持學生的愛國遊行和宣傳活動。她們在休息處的門上寫着：“山東半島爲日賊所佔據，全國上下一致進行罷歇鬥爭。我們恬爲國人，不忍看學生爲國奔波不止，所以準備了茶水飲食爲學生們充飢解渴。這樣做是因爲我們身爲中國人的良心尚存，並非沽名釣譽。青樓界泣首。”
舊社會時期的上海，小偷、扒手等都屬於“青洪幫”的管轄之內。當上海的罷學、罷工、罷市鬥爭開始後，“青洪幫”的首領很快召集起下屬召開堂會。首領在會上下令，既然都是中國人，那麼就應該同心協力。不論上海的罷市進行多少天，所有的小偷小摸行爲必須停止，以免妨礙國人救國行動，被外國人所恥笑。在此期間的所有吃穿用度，都有首領負責發放。如果有私自偷竊違反命令者，必依照幫規嚴懲不貸。
五四運動的大潮，以翻江倒海之勢，衝潰了中國千年思想禁錮的大堤，讓越來越多的民衆走出迷霧，擺脫困惑。它在人們衣食住行、言談舉止方面所帶來的影響真正改變了當時每個普通人，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