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文化的碰撞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羣衆愛國運動，更是一次文化領域的大革命。在五四運動中，反對傳統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在這場徹底清算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中，革命的鋒芒必然指向作爲傳統道德和迂腐思想的載體，也就是舊文學及文言文。
自從1917年以後，北京大學逐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爲代表人物的新派領袖，在校長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反對舊禮教和舊道德。雖然起到了引領新時代風氣的作用，受到了廣大青年學生和有識之士的歡迎，響應者極多，卻也遭到辜鴻銘、劉師培等北大舊派人物的抵制，並引起一些對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對儒家傳統仍深懷依戀的新派人士的反思。
1917年2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首《蝴蝶》。據說它是我國第一首白話詩，其詩爲：“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爲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首詩意象清新，詩意淺露，在古詩、今詩的交界處是一次大膽的嘗試。所以，後來胡適乾脆把他的白話新詩集命名爲《嘗試集》，打響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文化解放第一槍”。
隨後不久，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措辭強烈的《文學革命論》，從形式到內容對封建舊文學吹響了戰鬥的號角。
李大釗、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人都是提倡白話文的代表人物。李大釗曾經創作了一首白話短詩《山中即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絕無人跡處，空山響清泉。雲在青山外，人在白雲內。雲飛人自還，尚有青山在。”他用明快簡潔的語言描繪了家鄉的美麗景色，確有一股新詩的清麗與自然之氣撲面而來。
魯迅所創作的《狂人日記》，可稱得上是反封建思想和白話文內容結合的代表作品。《狂人日記》的發表，指明瞭文學革命的成果和前進方向，成爲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
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軌跡一樣，文學革命領域的革命也是在五四運動爆發後才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林紓是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鼻祖和翻譯界的泰斗。在五四運動中，思想保守且深愛中國傳統文學的林紓，從保守派逐漸發展爲反對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
1919年3月間，不滿新文化運動的林紓在《公言報》上發表一篇名爲《致蔡鶴卿太史書》的文章。蔡鶴卿，即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
林紓在文章中斥責蔡元培所保護下的新文化運動“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是“人頭畜鳴”。文章一出，立時激怒了新文學派系的代表們。
隨後，蔡元培寫了封回敬函，即著名的《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在這封回函中，蔡元培強調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的主導思想，以維護新文化運動。回函中還舉例提到張勳復辟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全國民衆的反對。而在北大的教師中，還有人拖着長長的辮子宣揚復辟思想。但是因爲這位老師傳授的課程是英國文化，與思想和政治並無任何瓜葛，所以學校也任由存在，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進行干涉。
瞭解內情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蔡元培所提到的“拖着辮子講復辟”的教師，必定是辜鴻銘。
辜鴻銘是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他學貫中西，號稱“清末怪傑”，是清朝末年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學兼東方儒學的中國第一人。20世紀初，西方世界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曾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成就非凡；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等9國語言，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
別看辜鴻銘爲人狂放不羈，其實是在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心。他曾經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沒文化；他也曾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宣講孔學；還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有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更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爲“最尊貴的中國人”。
作爲一名東方文化的衛道者，辜鴻銘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新文學運動的對立面上。他本人也毫不掩飾這一點。在北京大學任教時，他梳着小辮走進課堂。面對學生們的鬨堂大笑，辜鴻銘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終於理解了這個一直很清高的老師。
1919年5月初，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向北大校方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請求罷免英國文學教師辜鴻銘。
羅家倫是北大學生中熱衷新文化運動的代表。在1918年底至1919年初，羅家倫即與傅斯年等發起成立“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一時意氣風發，聲名大著，成爲當時文學革命論在青年學生中的大力弘揚者和白話詩文的突出實踐者。既然有了這麼多思想上的分歧，那麼羅家倫對辜鴻銘及其英文課的反感情緒就不足爲怪了。這封申請罷免辜鴻銘的信從此拉開了北大內
部，新、舊兩派鬥爭的序幕。
新舊文化派別的鬥爭主要集中在辜鴻銘和胡適之間展開。對於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適，在五四之前，辜鴻銘也僅僅是在課堂上對其所提出的“文學革命論”加以批評。經過五四學生運動的種種醞釀和刺激後，兩人之間終於展開了正面交鋒。
1919年7月12日，辜鴻銘應英國《密勒氏評論》報的邀請，對此前胡適在該報發表的“文學革命論”的相關文章，進行探討批評。辜鴻銘爲此撰寫了《反對中國文學革命》一文，提出了自己反對新文學的主張。不久，辜鴻銘又於同年8月16日再次發表《歸國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加強了對“文學革命論”的批判力度。
辜鴻銘在這兩篇以英文寫就的文章中，指責胡適“以音樂般美妙的聲音”談論所謂“活文學”或“重估一切價值”，其實質不過是混淆視聽、想矇蔽大衆的耳目罷了，即“套鳥的圈套”而已。辜鴻銘在文章中指出，中國的古文學可與莎士比亞的高雅英文不分高下，絕非“死文學”。況且，讀書識字與接受教育也並非一回事，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嘲笑胡適以粗鄙的“留學生英語”鼓吹的所謂“活文學”，最終的結果只會導致大量“外表漂亮的道德上的矮子”出現。
隨後，胡適開始了反擊。他分別於1919年8月3日和8月27日，以“天風”署名，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題爲《辜鴻銘》的“隨感錄”，對辜鴻銘展開攻擊。
胡適在文章中說辜鴻銘善於“標新立異”，喜歡譁衆取寵與潮流唱反調，並提到辜鴻銘年輕時曾經率先剪掉辮子，現在卻又堅持留辮子，都只不過是“出風頭”的心理在作怪。
巧的是，胡適在發表此“隨感錄”的當天，還曾在校園裡碰見辜鴻銘。當時，辜鴻銘曾指出文章中一些不準確的說法，並當面加以糾正。最後，辜鴻銘還揚言胡適在報上“毀謗”了自己的名譽，要到法庭去控告他。但後來，此事卻不了了之。
對於學生舉行的愛國遊行示威，辜鴻銘一直持反對態度。他曾經在日本人所辦的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遊行的這幫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不過，很多北大學生依然非常尊敬這位學識淵博的老師。從羅家倫後來所著的《回憶辜鴻銘先生》一書中，始終稱其爲“辜鴻銘先生”，就足見一斑。
當年的爭論都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孰對孰錯，都已經不再重要。就是因爲這些可敬的人的思想碰撞所迸發的火星，才引燃了中國現代文明之光。他們在迷霧中摸索前進，以傑出的作品、繁多的流派以及輝煌的成就，復興了民族文化，展示了新文學革命時代的勃勃生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