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傅斯年
1919年5月4日，數千名學生掀起的遊行風暴席捲了全國各地。作爲當天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被稱爲“五四之子”，可謂當之無愧。
傅斯年出生于山東聊城，其所在的傅氏家族是典型的書香門第、官宦世家。自古文化氣息濃厚的聊城被稱爲魯西“八股文化中心”，這種氛圍對傅家影響極大。詩書傳家的祖訓奠定了傅氏成就名門望族的基礎。百年間，傅家獲取功名，中舉人、進士者不下百人，在朝爲官出任封疆大吏者更是幾代不絕，甚至在順治年間出現了一位宰相。
傅斯年就是生長於這樣的家庭之中。傅家人才華橫溢的世代積累，傅氏先輩的孤高傲物，這些通通在傅斯年身上得到體現。三四歲時，他便被祖父教授《三字經》、《千字文》等啓蒙讀物，5歲入私塾學習。在祖父的督導之下，傅斯年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底，這讓他一生受益無窮。傅斯年曾回憶說：“祖父生前所教的，淨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思想。我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
1901年，祖父順應潮流，支持傅斯年進入開明人士開辦的中小學，接受現代教育。1913年夏，傅斯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風雲際會的北京大學。據當時同學回憶說，傅斯年在北大預科期間，雖然常常生病，但成績仍是第一，似乎全校再也找不出比他天資更好的人。
這並非誇張。年輕的傅斯年，以其滿腹經綸，在北大不僅贏得了劉師培、黃侃等舊派人物的賞識，把其當做衣鉢傳人；更因爲他對西學的敏銳與見識的通達，使得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陳獨秀、胡適諸人對其青眼有加。
學識的淵博，使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威望極高，甚至達到影響教員去留的地
步。1917年進入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的胡適，便是一個例子。
26歲的胡適留美歸國後便進入北大，學生們並不欣賞這位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教授，甚至一度想將他趕走。傅斯年在聽了幾次胡適的課以後，告訴同學們，胡適講課的方法和思路是正確的，“這個人雖然書讀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就這樣，傅斯年用自己的威信，平息了一場風波，讓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站穩了腳跟。
若干年後，胡適才知道傅斯年不知不覺做了自己的“保護傘”。每當他回憶起這段歷史時，總是百感交集。對於傅斯年這位亦徒亦友，一向心高氣傲的胡適滿口讚譽：“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傅斯年）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這樣一位學業優秀、威望極高的青年成爲五四遊行的總指揮，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那一天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是傅斯年想看到的。火燒趙家樓事件的發生，讓傅斯年感到失望，但那時他已經無法約束情緒失控的學生，所以他憤然退出了學生組織。之所以失望，是因爲傅斯年是傳統文化土壤所孕育的新派知識分子，是活在20世紀的“士”。他遍讀歷史，認爲野蠻的暴力對抗是歷史的後退，只有精神上的革新纔是最終的進步之道。
傅斯年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不僅明確提出了對傳統文化
的改造意見，而且鼓勵青年人通過向西方學習，從而承擔起改造中國的歷史使命。1919年6月，傅斯年考取了山東省官費留學，從此開始了長達7年的英、德遊學。期間，他廣泛涉獵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乃至物理、化學、數學和地質學等各門學科，最後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教育等多個領域都有建樹。
且不談政治觀點上的取捨，傅斯年的風骨中秉承了傳統文人的真性情。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給國民黨政府。雖然彼此的政治信仰不同，但這並不妨礙傅斯年立即站出來爲這位曾任教於北大的老師說話。他在《獨立評論》發表《陳獨秀案》一文，熱情地讚頌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稱他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期間，他屢次撰文痛罵“倭寇”的無恥，甚至嚴厲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妥協、綏靖政策。他曾在抗日戰爭後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堅決不聘請在淪陷區出任過僞職的文人和教員。在傅斯年看來，道理很簡單，如果出任僞職的人不受到譴責，他就對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學生。對那些當過漢奸的，哪怕學問再好，他也絕對不寬恕。
1945年7月，當傅斯年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和他有過一席長談，並當面讚揚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貢獻。傅斯年卻回答：“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纔是項羽、劉邦。”臨行時，毛澤東曾手書北宋詩人錢惟演的詩句相贈：“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
1950年，傅斯年因突發腦出血，卒於臺灣大學校長之任。不論生前信仰之爭，不論諸多耀眼的頭銜，也許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才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