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在中國的幻滅
1920年初，五四運動的風暴漸漸止息，生活似乎又要回到往日的軌道上。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五四運動領導者們的面前，那就是鬥爭目標的確認。
衆所周知，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就是罷免曹、章、陸和拒籤合約，這些已經取得了勝利。但這不是徹底的勝利，只要中國仍處於軍閥的統治下，賣國賊還會出現，拳拳愛國心的學生仍會無辜被捕。
早在五四期間，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求社會之根本改造”。隨之，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提出推翻軍閥政府，圖謀根本改造社會的設想。
但是，究竟該如何改造，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社會？現實再次將難題擺在世人面前。一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當時，除資本主義學說外，人們將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伯恩斯坦的議會主義等思想學說，通通歸爲社會主義流派。在衆多學說中，空想社會主義以其描繪的美妙前景，吸引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尚未成熟時期的一種社會主義學說，也是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空想社會主義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識形態社會，併爲之不懈努力奮鬥。這種學說最早見於16世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盛行於19世紀初期的
西歐。
19世紀早期，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著名代表人物，他們是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他們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對未來的理想社會提出許多美妙的天才設想，企圖建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這些思想對啓發和提高工人的覺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只是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反映了正在成長中的無產階級最初的、還不明確的願望。他們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發展規律，不懂得階級鬥爭，不認識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所以他們的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空想。當無產階級成長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革命理論來代替它。
1824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家歐文，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建立了“新和諧公社”，進行空想社會主義實踐。公社實行生產資料公共佔有、權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則。但“和諧公社”最終以歐文耗光積蓄而宣告失敗，“烏托邦”理想也隨之破滅。
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報》發表了一篇名爲《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倡議實行一種“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命名爲工讀互助團。這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空想社會主義的嘗試。
工讀互助團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其中教育界人士居多，包括李大釗、蔡元培、陳獨
秀、胡適、羅家倫、周作人等人。近百人向工讀互助團發起捐款。王光祈很快籌集到足夠的啓動資本。不久，工讀互助團正式開張了。
工讀互助團的《簡章》中規定，務必貫徹3個原則：公有制，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
北京建立工讀互助團的消息傳出後，使廣大青年感到好奇的同時，不由心生嚮往。很多外地青年專程趕往北京參觀，其中就包括第二次來京的毛澤東。
作爲當時的青年先鋒，毛澤東對這種社會主義形式非常感興趣。他在1920年3月寫給周世釗的信中提到：“我想我們在長沙創造一種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大學裡實行共產生活……”
但是，這種如水中幻影的社會主義藍圖註定是脫離現實生活的空中樓閣。好景不長，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很快就在經濟危機和人心渙散的雙重難題下失敗了。
中國的“烏托邦”之夢，不過是一批知識分子在尋求救國道路的過程中，在頭腦中形成的一種工讀互助的社會理想。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說的那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爲空想，它愈是詳細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地幻想。”
從社會進步的意義上來看，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是一件好事。它使青年們不再沉迷於“烏托邦”所編織的美麗幻想之中，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追求者們大步向前，進一步觸摸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大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