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的軍警與強勢的學生
民衆在五四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激情前所未有，而運動中所引發的全民參與性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可以說在這場運動中，不分東西南北，男女老幼，每個人都以極大的熱情扮演着時代賦予自己的角色。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北京政府所掌握的軍人和警察。
無論是保家衛國的軍人，還是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服從命令都是他們恪守的天職。“五四運動”中，遊行示威的學生提出的反日主張，已經觸動了北洋軍閥的根本利益，所以鎮壓是必然的措施。而作爲實施鎮壓行動的主體，北洋軍閥政府所管轄的軍隊和警察則首當其衝。
但是，軍警畢竟不是單純的暴力機器，他們也存在着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學生們的愛國激情和獻身精神深深地觸動着這些曾經一樣滿腔熱血的軍警。雖然他們不敢違背上司的如山軍令，但是打着折扣執行命令還是可以的。於是，在五四運動期間，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軍警的妥協和遊行學生的強勢對峙。
依常理推斷，軍警和“造反”學生是對立的。然而歷史上的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並沒有血流成河的記載。反而在一些參與者的回憶中，可以看到軍警對於學生運動的同情和縱容。
天安門集會開始後，步兵統領李長泰曾經率領軍警出現在現場，試圖阻止學生的示威活動。李長泰奉總統府指令而來，他走近集會的學生，低聲勸說大家解散回校，不要鬧事。
學生們簇擁至李長泰周圍，申明大家只是一心爲國，今日之事無非是鼓舞天下人士氣，讓帝國主義知道中華民族之心未死，激勵政府早日做出決斷。
李長泰聽到學生們的解釋後，以一種長輩教訓後生的口吻說：“你們有愛國心，我們做官的就沒有嗎？要是想見總統，我可以帶着你們去，這麼胡鬧怎麼成呢？”
當然，學生們也並沒有表現出激憤，反而溫言勸說：“我們不過是想到公使館表達出學生愛國的意思，再說大家赤手空拳，哪能做出野蠻的事呢，老前輩您放心吧！”
李長泰拿着學生散發的傳單仔細地看了一會，說道：“這樣的話你們就隨意走吧，務必小心謹慎，要是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糾紛就麻煩了。”說完，這位統領竟然轉身回去了。
從這段對話中不難看出學生和這位統領之間的關係還算融
洽。學生對於李長泰的稱呼既不是“長官”也不是“老爺”，而是親切地稱之爲“老前輩”，這真是耐人尋味。
5月4日當天，軍警方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在一些目擊者的回憶中，吳炳湘也並非窮兇極惡之輩。他來到集會現場時，勸說學生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說：“快中午了，天氣越來越熱了，大家還是回宿舍睡午覺去吧。”而學生們的回答更加富有調侃的意味：“大人年事已高，也得注意保養身體啊！”吳炳湘與學生客套了幾句，便放心地打道回府了。
作爲當事人之一，文學家王統照先生在《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一文中記述：
在大隊左右，縱長約計隔開十來個人的距離，就有穿了黑灰軍服的軍警持槍隨行。他們在路上並沒橫衝遊行的大隊，對大家的高喊口號明知不能禁止倒也沒怎麼幹涉。他們在以前未曾見過有這許多學生的列隊遊行，更沒聽見過這些口號，這種情形在他們的印象和感覺上當然是新鮮而強烈的。雖是受了軍閥們的命令與學生們採取敵對態度並且可以隨時拘捕，但這樣充滿熱情，汗淚融合的共同表現使他們也有多少感染。有的並不怎麼緊張，只是拖了槍支，像漫無目的地隨衆前行；有的卻十分注意聽着學生們喊叫的口號，若有所思，不顧擦抹臉上的汗滴。同時，也有些學生邊走邊談，向他們宣講愛國的道理和爲什麼舉行這一次的遊行。
可見，當時學生與軍警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緊張到劍拔弩張的地步，而是處於通情達理、互相理解的狀態。
即使在火燒趙家樓的過程中，警察也並未與學生髮生過多衝突。據畢業於北大中文系且參與過五四運動的楊亮功先生回憶，當時奉命來保護曹家大宅的警察頭目曾對曹汝霖說：“上頭命令文明對待學生”。既然長官有命，軍警們自然不願意阻止這些一腔熱血的學生。
國際著名紅學家和歷史學家周策縱先生在《五四運動史》中提到：
在騷亂過程中，警察和學生也在院子裡發生了一些衝突。但是警察在那種情況下的態度是很溫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實際上是持一種‘寬容中立’的態度，只是在接到上司幾次緊急命令後才被迫進行干涉。而當維護秩序時卻不維護，警察沒去積極阻止暴力事件的發生，這即使在當時也是一個引人注意的話題。
無獨有偶。在五四運動的風
波擴散至各地的過程中，這種軍警的“非暴力不合作”態度也在頻繁上演着。據1919年5月18日的上海《時報》記載，當時吉林的國民大會因憲兵和警察的干涉沒能開成，各社會團體無不義憤填膺，並於5月12日凌晨再次召開數千人大會。警察廳派遣幾十名憲警前往破壞會議。當會議進行到**階段時，現場警察中亦有人隨羣衆高呼口號，同聲表示願意參與愛國遊行。
同樣，1919年6月10日，當濟南開始發起罷市運動後，政府當局命令地方警察局配合軍隊督查街市，勒令商戶開門營業。然而，當督查長官轉身離去後，士兵們卻對商家說：“不用聽他嚇唬，大家抱成一團，都不開門營業，看他能怎麼辦？”
後來，看到軍警的武裝暴力行動收效甚微，並沒有嚇退參與罷市的商家，當局又下令採取懷柔的策略，即令軍警分爲十幾人不等的小分隊，在軍官的帶領下走街串戶，勸說商人開市。這時，數百名學生環繞着軍警隊伍跪在地上放聲痛哭，抽泣着哀求軍警們放棄行動。帶隊的軍官難以承受這樣感人的場面，不由得掩面而泣，身後的士兵們也無不淚流滿面、抽泣不止。同樣是中國人，誰的心裡沒有過這樣赤誠的愛國理想呢？於是，“軍警遂停止勸說而去”。
山東第五師，是當時中國陸軍部隊中武器裝備最精良的軍隊。1915年5月中旬，當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後，該師上萬名軍人無不義憤填膺。他們揹着長官派遣代表前往全國各地參加羣衆活動，申明愛國立場。5月20日的上海《新聞報》上刊載了這些忠誠士兵草擬的3條決議：
“（一）通告全國同胞，以表示軍人之熱忱：（二）將來國家對外，無論如何，均抱鐵血爲目的：（三）全體士兵誓不用日貨，遇有購日貨者，隨時勸阻。”
身爲現職軍人竟然發出這樣的倡議，其後果必然是難以想象的。如果此事爲軍閥政府得知，定然是要被嚴懲甚至殺頭的。然而，山東第五師軍人義無反顧的愛國精神實在是令人敬佩。
這樣看來，五四期間所出現的軍警妥協與學生強勢的現象並不奇怪。表面上，廣大軍警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險參與到愛國運動中來，但是在適當的條件下，他們內心的愛國熱情也會展現出來。可以說，北洋軍閥管轄下的軍警，在其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以特殊的方式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