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人”憶“五四”
九十三年風雨如磐，一個世紀的滄海桑田。
那曾經激情如火的歲月，那曾經叱吒風雲的少年。時光湮沒了過往的一切，卻無法抹除深入靈魂的記憶……
瞿秋白：五四前後中國社會思想的變動
瞿秋白，時爲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學生，曾加入李大釗等人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五四運動期間，他參加了學生遊行活動，並領導參與了請願活動。
1922年，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1927年8月至1931年1月間，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1934年2月，瞿秋白被任命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中央紅軍長征後，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被俘，於1935年6月18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二十世紀的開始，是我誕生的時候，正是中國史上的新紀元。中國香甜安逸的春夢漸漸驚醒過來，一看已是日上三竿，還懶懶的朦朧雙眼欠伸着不肯起來呢。從我七八歲時，中國社會已經大大的震顛動搖之後，那疾然翻覆變更的傾向，已是猛不可當，非常之明顯了。幼年的社會生活受這影響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國文化的產物，更加以經濟生活的揉挪，萬千變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過此中一份而已。
……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裡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着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爲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爲佛教人間化的願心。
……
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捲入漩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會服務會的同志：我叔叔瞿菊農，溫州鄭振鐸，上海耿濟之，湖州張昭德（後兩位是我俄文館的同學），都和我一樣，抱着不可思議的“熱烈”參與
學生運動。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還只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麼樣醫治，——學生運動的意義是如此，——單由自己的體驗，那不安的感覺再也藏不住了。有“變”的要求，就突然爆發，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刺激，——克魯普德金說：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同時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着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盪全中國。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復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
我和菊農、振鐸、濟之等同志組織《新社會》旬刊。於是我的思想第一次與社會生活接觸。而且學生運動中所受的一番社會的教訓，使我更明白“社會”的意義。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着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學的積習，根本疑及當時社會思想的“思想方法”。……
此後北京青年思想漸漸的轉移，趨重於哲學方面、人生觀方面。也像俄國新思想運動中的煩悶時代似的，“煩悶究竟是什麼？不知道。”於時我們組織一月刊《人道》（Humauite）。《人道》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不大相同。——要求社會問題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
不足爲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產生不久，我就離中國，入餓鄉，秉着刻苦的人生觀，求滿足我“內的要求”去了。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爲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羣流並進，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想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
我和諸同志當時也是漂流震盪於這種狂濤駭浪之中。
……
“思想不能盡是這樣紊亂下去的。我們對社會雖無責任可負，對我們自己心靈的要求，是負絕對的責任的。唯實的理論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幾千萬年的基礎。——用不着我和你們辯論。我們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適應自己心靈的要求，破棄一切去着手進行。……清管異之稱伯夷叔齊的首陽山爲餓鄉，——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吃‘周粟’的經濟慾望。——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餓，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我暫且不問手段如何，——不能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去，雖沒有能力，還要勉強，不可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竟承受新聞記者的責任，雖在不能確定的思潮中（《晨報》），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極了，——而認定‘思想之無私有’，我已經決定走的了。……現在一切都已預備妥帖，明天就動身，……諸位同志各自勉勵努力前進呵！”
這是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我剛從北京飯店優林(Urin，遠東共和國代表)處簽了護照回來，和當日送我的幾位同志說的話——耿濟之，瞿菊農，鄭振鐸，郭紹虞，郭夢良，郭叔奇。
——摘自《瞿秋白選集》中的《餓鄉紀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