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回憶五四前後的思想和文化活動
郭沫若，中國新詩奠基人，繼魯迅之後公認的文化領袖。五四時期的代表作詩集《女神》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充分反映了“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開拓了新一代詩風，是當代最優秀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
轉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綿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戰告了終結，從正月起，在巴黎正開着分贓的和平會議。因而“山東問題”又鬧得甚囂且塵上來了。我的第二篇的創作《牧羊哀話》便是在這時候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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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後，五四運動的風潮便澎湃了起來。那在形式上是表示爲民族主義的自衛運動，但在實質上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的影響以來所培植成的資本主義文化對於舊有的封建社會作決死的鬥爭。自從那次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化便呈出了一個劃時期的外觀。
在那年的六月，福岡的同學，有幾位集合了起來組織過一個小團體，名叫夏社。這夏社是我所提議的名字，因爲我們都是中國人，結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會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學家裡，我們的目的是抗日，要專門把日本各種報章雜誌的侵略中國的言論和資料蒐集起來，譯成中文向國內各學校，各報館投寄。由幾個人的自由的捐獻，買了一架油印機來作爲我們的宣傳武器。但是這個團體結成以後，同學們都不會做文章，只讓我和陳君哲兩個人擔任。君哲只做了一篇東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做了油印機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發過好幾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寫蠟紙，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爲在做這種義務的通信
社工作，國內的報紙便至少不能不訂閱一份。我們訂的是上海《時事新報》。那個報紙在五四運動以後很有革新氣象，文藝附刊《學燈》特別風行一時。訂報是從九月起，第一次寄來的報紙上我才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麼人往歐洲。詩裡面有“我們叫得出來，我們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麼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嘗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岡山時做的幾首詩，《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詩投寄了去。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予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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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我的創作欲爆發了的，我應該感謝一位朋友，編輯《學燈》的宗白華。我同白華最初並不相識，就由投稿的關係纔開始通信。白華是研究哲學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論的傾向。這或許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時候，但凡我做的詩，寄去沒有不登，竟至《學燈》的半而有整個登載我的詩的時候。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裡。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着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經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當時的實感。但到一九二○年的四五月間白華到
德國去了，《學燈》的編輯換了人，我的詩潮也就從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認識田壽昌是由白華的介紹。田壽昌和宗白華都是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是五四運動後所產生出的新人。壽昌也往日本留學，在東京高等師範讀書。他那時已在介紹俄羅斯文學，又在議論着詩人和勞動問題。據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壇的影響，同時不消說也就間接地受了俄羅斯革命的影響。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國的勞工運動上和文化運動上有一個劃時期的促進。日本思想界之一角顯著地呈出了左傾色彩的，便是從那時候起頭。在當時日本比較進步的雜誌《改造》和《解放》，繼續發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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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宗白華往德國留學的時候，我自己卻是想跑回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粲》便是象徵着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於她的戀歌。《晨安》和《匪徒頌》都是對於她的頌詞。特別是《匪徒頌》，那是對日本新聞界的憤慨，日本記者稱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學生爲“學匪”，爲抗議“學匪”的誣衊，便寫出了那首頌歌。在五四以後的國內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識欲的驅迫，都爭先恐後地跑向外國去的時候，我處在國外的人卻苦於知識的桎梏想自由解脫，跑回國去投進我愛人的懷裡。我那時候想回國去，也並沒有多麼大的野心。就像泰戈爾的《園丁集》裡那個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園丁一樣，我是隻想跑回中國去，在那兒的中、小學校裡當一名國文教員。
——摘自《五四運動回憶錄·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