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回憶五四前後我的思想轉變
吳玉章，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始人。五四運動時期，吳玉章逐漸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組織馬克思主義團體。
一、流亡法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
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止，這是一段艱難困苦的鬥爭歲月。當時，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革命黨的組織陷於土崩瓦解，中國天空上滿布着黑暗的陰雲。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着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爲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制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
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廣東、四川等地的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反袁起義。我們深悔從前未能堅持建立革命政權，而把政權輕易地讓給袁世凱，現在不得不在力量懸殊的情形下起來作鬥爭。我們還想憑着勇氣和熱情來挽救流產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義各軍準備不足，心志不齊，又未及時號召民衆起來反對袁氏違法亂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軍事行動上，結果，在袁世凱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起義好像曇花一現而失敗。僅存在南方几省內的一點革命軍事力量也被摧折殆盡。
起義失敗後我還留在上海。我並不認爲革命從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凱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想隱蔽在上海，繼續爲革命做一點工作。但是袁世凱並沒有放過我，指名說我是四川重慶熊克武反袁起義的策動人，對我下了通緝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腳，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亡命法國。
我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兩年多，思想上非常苦悶。“中華民國”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國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樣糟糕，革命愛國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軍閥攆到了外國，革命失敗得真是再慘痛不過了。我時時刻刻惦念着中國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會再一次迅速地燃燒起來，把醜惡的軍閥統治燒個乾乾淨淨。一九一四年春季我沒有入學，癡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個回國參加鬥爭的時機。但是過了半年，國內沒有一點革命發動的跡象，而且袁世凱還修改了民元約法，解散了國民黨以及國會，擔任了終身大總統，許多北洋派爪牙也紛紛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來袁世凱氣焰囂張，不可一世，我的歸國希望暫時也不能實現，於是決心先埋頭讀書。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三年我初到日本時，決心要學一門科學，選的是電氣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學畢業，考入第六高等學校，邊學習邊作革命工作，一九一一年畢業，未入大學即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我原來學的是工程技術，但由於國事日非，只得經常從事革命活動，深深感到“所學非所用”，於是進了巴黎法科大學，改學政治經濟學。
亡命巴黎的兩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觸了不少人物，長了不少見識。這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爆發的時候，交戰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彼此瘋狂地屠殺，整個歐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個大屠宰場。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已暴露無遺。同時，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涌，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流派，盛行一時。一九○三年我在日本東京曾經讀過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感到這種學說很新鮮，不過那時候一面在學校緊張地學習，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實際活動，對這種學說也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放過去了。這時，又重新看到這種學說，感到格外親切。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裡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這個遠景雖然是美麗的，但是如何能夠實現它？我們當前應該做些什麼？我仍舊是茫然的。我曾經和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談起這些問題，李石曾認爲：“我們只要搞教育，宣傳互助、合作，傳播這種美麗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別人就好了。至於總統、皇帝及其他官職和議員，讓人家去當沒有關係。”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說：“教育、宣傳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組織工作也要做，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團結和培養人才，是幹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總統，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我從以往的革命實踐中感到這種不要組織革命團體的主張根本是行不通的。僅僅有一個美麗的理想，而沒有一套實現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麼用呢？因此，我在法國雖然接觸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流派，但是它們並沒有給我指明一條拯救中國的光明大道。
……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剛發生的時候，一九一八年我在廣州，由於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封鎖消息，我們還不知道俄國已發生了一個開闢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偉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長期被封鎖住的，後來我就讀到了約翰·裡德寫的《震動寰球的十日》，這本書對十月革命的過程描寫得很生動。通過這本書，我瞭解到我們北方鄰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個勞農政府，偉大的俄國人民已經擺脫了剝削制度，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從前我在法國接觸了社會主義各種思想流派，深深爲社會主義理想所吸引。今天這個理想居然在一個大國內開始實現了，心中感到無限興奮和鼓舞。一九一九年，我資助幾個學生到蘇聯去學習，希望他們能爲中國帶來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後來聯繫中斷了。直到一九二○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維舟同志，他本來在四川軍隊中工作，由於四川軍內部要打仗，他不願意參與，便交出了所率領的軍隊，到蘇聯會工作和學習了一年。一九二○年八月間，他回到北京，對我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蘇聯的狀況，使我對這個新起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有了更全面的瞭解和更深厚的感情。當時蘇聯正處在國內革命戰爭的困難時期，物資
非常缺乏。王維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東安市場召集許多青年學生，開了一個俄災救援會，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幾萬元錢，買了許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後來王維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幾萬元。那時候中國人民對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來支持蘇聯，所以我們的募捐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一九一九年發生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的時候，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參加和會。大家希望可以通過巴黎和會，收回日本在山東所佔奪的權利。美國總統威爾遜也發表了花言巧語的“十四條”，其中也有主張民族自決的詞句，僞裝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慘遭遇。當時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會上帝國主義的弱肉強食、毫無公理和陰謀欺詐等等再一次地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日本帝國主義蠻橫地堅持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和我賣國賊訂定的一切條件，僞善的美帝國主義不僅幫着日本說話，反怪中國何以在山東問題上有“欣然同意”的簽字，以逃避他的責任。結果，和會決議：德國在山東權利一概讓與日本。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卻得到“戰敗國”的待遇。
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消息傳來，全國憤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首先發生了愛國示威運動，懲罰了賣國賊，各地紛起響應。雄偉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走上了街頭，全國範圍內激揚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浪潮。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羣衆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捲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羣衆運動的衝擊震盪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甦了，開始散發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動腐朽的惡勢力，都顯得那樣猥瑣渺小，搖搖欲墜。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總是看着上層的軍官、政客、議員，以爲這些人掌握着權力，千方百計運動這些人來贊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羣衆運動的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羣衆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特別是一向被人輕視的工人羣衆也發出了怒吼，像上海那樣的大都市，六月五日開始一聲罷工、罷市令下，整個城市的繁華綺麗頓時變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於九日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官職。工人階級的奮起，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動派於死命的偉大生力軍。這時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革命的性質完全不同了。
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一種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
——摘自《五四運動回憶錄·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