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最不理解的是偏偏有大批幹部擁護支持放牛娃出身的陳海松，連任弼時、王稼祥、張國燾、李卓然、、陳昌浩、張浩、陳雲、項英、李富春這些蘇聯留學幹部也陸續加入到維護他的行列，按照他不倫不類的政策、爲他的不着邊際的宏大構想忙前忙後。
就他們這麼瞎胡鬧偏偏弄得小鬼子毫無辦法，一潰千里、損兵折將、丟城失地，而敵後戰場卻是捷報頻傳，根據地一擴再擴、人口一增再增、部隊越來越多、裝備越來越好，擊斃俘虜的大中少將將近一個連，讓剛剛落選總書記的他很是不解。
他見自己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一起學習了五年的老同學只比自己早回國兩年卻完全融入到根據地領導人一邊，不僅在遵義會議上聲討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還指名要求毛澤東領導紅軍，此後擔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更是在軍隊裡配合陳海松進行所謂的新式整軍，編寫嚴重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政治教育手冊和軍隊政治工作條例。
現在又拿廣昌戰役、遠東戰役做文章，就是想說蘇聯的肅反政策不好、蘇軍的正規化戰術體系不如游擊戰、運動戰、共產國際有問題，從而爲他們政治上大搞修正主義、改良主義，經濟上實行自由主義、實用主義，軍事上執行機會主義、流寇主義路線尋找藉口。?”“
他拿出黨內理論家的派頭反駁道：“稼祥同志的觀點很成問題呀。沒有蘇聯能有中國嗎？沒有斯大林同志派出顧問、提供資金中國革命能有現在的規模和形勢嗎？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過去，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時怎麼沒有人說蘇軍的戰略戰術不好，你們總說紅軍的失敗是蘇聯革命模式的失敗，是沒有結合中國實際的生搬硬套，很不客觀，完全沒有看到五次圍剿時革命的敵人力量空前強大。
蘇聯黨和人民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時，比我們更艱苦，環境更惡劣，西方各國組成干涉軍武裝幾十萬白匪軍想把革命扼殺在搖籃裡，可是英雄的蘇聯黨和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克服了饑荒一邊鎮壓貴族、富農的破壞一邊與兇惡的國內外反動軍隊搏鬥巍然屹立。
說明什麼。說明我們的很多同志革命理想不堅定、對產生懷疑，說明我們的隊伍還不純潔、混進來大批資產階級、流氓無產者，關鍵時刻就會發生動搖，說明我們的政治宣傳遠沒有深入人心。勇於爲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獻身的觀念在軍隊中、黨的幹部中並不牢固。
正是因爲這些問題的存在才導致廣昌失利、失敗主義情緒滋生，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在中國革命遭遇重大挫折、陷入低谷時正是共產國際的英明決定拯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面臨分裂、面臨崩潰的中國。共產國際指示我們在民族矛盾大於階級矛盾的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才促成了國共的和談、紅軍的改編、根據地的發展和今天的勝利。
沒有共產國際的嚴厲命令、張國燾和他的四方面軍肯定會裹挾着二方面軍繼續在川西康北徘徊猶豫，會放棄另立的中央乖乖的北上？又哪裡會有今天團結統一的八路軍？
沒有蘇聯黨和政府的無私援助，酒泉、張掖、包頭的工業基地怎麼能迅速崛起，沒有蘇聯支援的飛機坦克汽車無線電，山溝溝裡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的八路軍怎麼會有機會接觸到先進的武器裝備、提早進行人員培訓和部隊訓練，形成今天這樣強大戰鬥力？…,
我們的每一次勝利都離不開偉大的蘇聯、偉大的斯大林同志的具體指導，蘇聯在遠東的挫折並不是戰略戰術的失敗更不是黨內整肅運動的不良影響，而是日本間諜留希科夫上將、托洛斯基分子梅赫利斯上將、什捷爾恩中將這些內部敵人的暗中破壞的結果。
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已經作出決議。加大了肅清內部敵人的行動，更多深藏在黨政機關、紅軍指揮機關裡的間諜、資產階級動搖派、托洛斯基分子被抓捕。要求各國支部吸取經驗教訓，及早肅清比外部敵人更兇殘的內部敵人，堅決杜絕改良主義、機會主義思想氾濫。
我個人認爲，中國內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相當嚴重、懷疑蘇聯革命、懷疑斯大林同志、抵制、歪曲共產國際的政策指示，在黨內宣揚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限制保衛局對內部敵人的審查抓捕，爲了一點經濟利益放棄無產階級立場跟資本主義的美國、英國眉來眼去。
長此以往，中國就要徹底放棄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蛻變成第二國際下屬的各國社會民主黨，失去無產階級的根本性質成爲資產階級政權的附屬品。那我們前面的流血犧牲還有什麼意義？那些爲了理想英勇獻身的烈士們將犧牲的毫無價值！”
王稼祥雖然是在蘇聯受到系統蘇聯理論教育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但他不同於王明、秦邦憲、張國燾、康生等人把自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有強烈的投機心理和個人私慾，站在蘇聯的立場上按照蘇聯人的喜好努力維護蘇聯的利益。
這些蘇聯培養出來的代理人受蘇聯官僚階層的影響、羨慕高度集權的組織模式，爲了掩飾自己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和工作能力不足，喜歡借重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剷除阻礙自己升遷的有威望有能力的根據地領導人。在管轄範圍內不擇手段地剷除異己、樹立個人權威。
按照蘇聯慣用的工作方式通過發文件、開會佈置工作，不屑於跟土生土長的指戰員交流。高高在上從不深入到鄉村、前線基層單位去了解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的訴求、從不認真研究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似乎只要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傳達下去勝利就能信手拈來。
隨着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國民族性格中的狂熱、執着、愚忠終於得到遏制，長征途中倖存下來失望迷惑的革命者開始審視自己的鬥爭歷程，痛苦的發現領導他們的被奉爲神明的救世主們要不是些誇誇其談的文弱書生要不就是毫無軍事常識的國際友人，唯一的特長就是會發電報，幾十萬條生命、一個古老國度渴望振興強大的夢想就這樣兒戲般地被人利用。
王稼祥跟這些人不一樣，他始終把自己定位成爲中國革命者，從不站在蘇聯或共產國際的立場上制定政策，進入蘇區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瘦瘦弱弱地經常虛心聽取、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支持機動靈活的作戰原則，經常深入前線鼓舞士氣。
四次反圍剿時被敵機炸穿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手術八個小時，忍受巨大傷痛卻沒能治癒，此後拖着病體堅持戰鬥、參加長征。過雪山草地時他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直到37年去蘇聯治療才漸漸好轉。…,
因爲立場的不同，他早早接受了毛澤東中國革命不能脫離中國實際的觀點，比較早的開始反思黨的路線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改組領導機構，支持使用被冷落了兩年的毛澤東，爲中國革命扭轉乾坤投出了關鍵的一票。
雖然他跟張聞天等人共同生活了五年，切實感受到這些知識分子有着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理論水平，但駕馭艱險複雜的中國革命缺乏實際的能力和有效的政策，所以他更願意和根據地出身的幹部們交流，尤其是在蘇聯治療期間，陳海松去看他的那一夜長談對他觸動很大。
比他小八歲的陳海松對中國社會的瞭解竟是那麼全面、那麼深入，在他看來中國的首要任務不是完成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如何生存下來，一個在本國無法立足、無法獲得廣泛支持的政黨僅僅靠着蘇聯的指令是無法存在下去的，而無法存在下去的任何政黨都將是曇花一現的匆匆過客，無法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無法改變積貧積弱的中國現實。
因此他認爲黨必須把視線從蘇聯黨和政府的立場中轉移到對中國現實社會的關注上來、從滿足共產國際的需要轉移到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上來，從發展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轉移到發展本國革命力量上來，依靠本國人民、本黨同志創造性地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
就是要有自己短期、中期、長期的奮鬥目標，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蘇聯或者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要有自己符合本國實際的、能給人民帶來實際利益的、能推動黨和軍隊事業發展的政策策略，要有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衆的工作作風。
在他看來無論是在蘇聯的還是在中國的同志理想和目標是一致的、革命的激情、戰鬥的願望、工作的態度都是一樣的，但對中國現實的瞭解存在很大差異，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分歧較大，工作作風、工作方式更是受到各自環境的影響有明顯的不同。
他從來沒有貶低蘇聯留學人員的意思，但他對留蘇幹部中許多人自以爲高人一等、瞧不起工農幹部、不瞭解實際動不動引經據典、盲目遵從共產國際、拿着雞毛當令箭、硬性推行明顯會帶來損害的上級指令，根本沒有一箇中國員的自覺很是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