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奮與沮喪交織的趙昺在次日還是召見了刑部尚書鄧文原與大理寺卿龔行卿，詳細詢問了大宋的司法系統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並聽取了他們對於重建司法系統的意見。而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在於國亂之後，有過律法和敕書或喪失或被蒙元擄走，使得判案沒有依據，裁判標準不一；另一方面，則是缺乏合格的執法官員，現在後繼無人，尤其是地方更是稀缺，導致司法機構不健全。
趙昺讓他們將所言成文，準備在廷議上進行商討。同時加強收集散落民間的相關典籍和文獻，儘快重新編撰成冊，並結合近些年的判例，編撰成冊，作爲執法的依據。而律政人才的培養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現在只能通過從在職官員中選拔、培訓，徵辟在野的精通法務的舊官吏；同時在科舉中向經法科傾斜，提高錄取率，在太學中增加律政科生額。多措並舉，爭取在三年內完成司法系統的組建。
鄧文原和龔行卿兩人聽罷極爲興奮，有了皇帝的支持，事情推進中的阻力就會少了很多。而受命重新組建司法系統，這不僅是皇帝的信任，也是他們的榮耀，必將在大宋的史書中留下濃重的一筆。兩人保證會在近期內上書請旨，並着手編寫詳細的方案，得到廷議批准後即刻開始實施。
兩人告退後，趙昺想着自己一直以來想改變‘以儒治國’爲‘以儒法治國’就又進了一步，心中難免有些竊喜，畢竟儒是以道德來約束人的行爲，缺乏強制性，而只有以法治國才能確保國家制度的確立，保證政令的推行，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使得即便趙家後世子孫出現個昏君，也不至於一朝亡國。
但歡樂總是短暫的，尤其是身居高位的皇帝，稍後又有急報送入宮中，昨日大雪導致京畿數縣成災，倒塌房屋千間，近萬人流離失所，有百人凍斃於街衢和途中，地方上奏請撥錢糧賑濟災民，修復房屋。而周邊被雪災波及的地方有多少尚無消息送入京中，估計尚在途中。
趙昺馬上傳旨召集在京宰執及戶部尚書入宮議事，大家都清楚賑災的關鍵是要快，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減少傷亡和財物的損失。因此會議的節奏很快，救災的措施也很快確定下來，着令地方先行開放倉廩放糧，並儘可能的安置災民。着戶部遣官根據先期的報告撥付錢糧和被服送往災區，並報告後續情況，再行撥付第二批糧款。
與此同時向降雪地方發出公文，詢問情況，並授權地方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先行開放倉廩，調動州軍救災，力求將損失降到最低點。並命兵部加強驛道站所的管理，與地方配合迅速清理驛道，修復被毀的路橋，保證救災物資的調運。
退朝之後，趙昺的心情不免沉重，這只是一場大雪就造成京畿地區上萬人受災，這雖然過去江南冬季少有大雪，因而準備不足有關，但也說明朝廷的救災制度性的缺失。而以他所知，歷史上的元朝就是因爲災害頻發，每每三兩年就會有大的水災及蝗災發生，而元廷救災無力導致民變不斷，嚴重的削弱了其的統治，最終一場黃河大水引爆了元末的農民大起義。
趙昺之所以在北伐形勢大好的情況下斷然結束戰爭，其實也是有這方面的考慮。當前朝廷的財政一直吃緊，一旦有大的災害亦無力救災，從而引起民亂，那時天災人禍同時發生，弄不好就走向亡國。因而他結束北伐，就是欲與民有休養生息，緩解兩者間的對立，也爲朝廷積蓄力量贏得時間。
同時將災害最爲嚴重的黃淮地區甩給蒙元，那裡就如一顆不定時炸彈，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爆炸。元廷但有天災發生，元廷要維持穩定，就必須賑災，就會逐漸耗盡其老本，無力再威脅江南；若是不救，就是天災人禍齊至，民心盡喪，也就是再次北伐的時機……
“王德將園中的雪清理了吧！”趙昺回返內廷，對眼前的雪景已然興致索然，對王德道。
“官家，天氣寒冷，這雪還能保留兩天，不若日後再……”王德見陛下今日心情沉重，想着留着這雪也能讓小皇帝能借此放鬆下心情。
“不必了，一場大雪僅京畿地區就有上萬人受災，上百人凍死街頭，朕身爲一國之君十分慚愧，若還有閒心逸緻賞雪，豈不是與昏君無異了。”趙昺嘆口氣道。
“官家宅心仁厚，心繫天下衆生，實是大宋億萬百姓之福！”王德聽了讚道，揮手讓人吩咐宮中雜役清理積雪。
回到淡泊閣已經是午時過，趙昺心中有事胡亂吃了幾口飯，便開始批閱今日的奏章。而想到國家初定，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可自己又分身乏術，不免有些焦躁，又覺身心俱疲。連喝了幾杯熱茶才逐漸平復了心情，儘管國事千頭萬緒總要一件件處理，急也是急不來的。但是受此影響，他還是一時難以擺脫沉重的心境，不免分神想着賑災之事。
趙昺知道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建立“國家福利體系”的自覺，《周禮》中記錄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春秋時管仲在齊國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大約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記載。
不過，國家福利成爲系統性的制度，則完成於兩宋時期。宋朝福利制度之發達，不但遠超前代，而且之後的王朝也遠遠不及，是一套覆蓋了“從搖籃到墳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濟體系。當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濟的對象只是貧民階層。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財產多寡，將全國人口劃分爲不同戶等，戶等既是確定人戶稅額的依據，也是國家劃定救濟對象的參考標準，比如南宋時規定，鄉村五等戶、城市七等戶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嬰兒出生，又無力贍養，政府即給予四千文錢的補助。
實際上宋代社會福利體系的完善卻是在崇寧年間，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歷史上著名昏君徽宗趙佶及奸相蔡京兩人搞起來的。徽宗爲宋朝民衆提供的“慈善福利事業”，主要是爲窮人、殘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後創辦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機構。具體來說：
（1）居養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向那些無法維持自身生計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處，尤其是沒有成年子女的寡婦和鰥夫，以及孤兒和棄兒”。按當時的規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領取升米，兒童減半，每天還有十錢的小額現金，冬天每天有五錢的取暖費。
（2）安濟坊提供的是基本醫療保障。該機構相當於一種爲窮人設置的治病醫院，安濟坊的管理條例“要求醫師記錄他們收治病人的數量，以及死亡人數，並基於這些記錄信息獎賞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員，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於兩成的官員，每年可以獲得五十貫的獎勵。”同時，該機構收容隔離病人，也有防範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澤園旨在爲城市貧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安葬對象包括：死後無錢、無葬地、無親人的貧窮百姓；暴露野外的枯骨；客死他鄉者的靈柩；死亡多年且無親屬者；不知姓名的死者；死亡的乞丐等。政府安排人員免費收集屍體和遺骸進行統一安葬，目的是爲了不出現疾病瘟疫、拋屍荒野，同時體現政府恤民和皇帝“憫”。所以，漏澤園是國家的殯葬福利制度，也是國家和地方政府一種仁政。
趙昺記的徽宗和蔡京這些仁政在後世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提起來也會有意隱去二人的功績，好像是忌諱莫深。他以爲是人們如此是爲了凸顯他們的昏與奸，有了這些‘豐功偉績’就讓大家難以再恨他們。不過卻有外國學者給了宋徽宗極高的評價。
其在文章中並不否認宋徽宗存在“虛榮”、“過分自信”這類缺點，但依然認爲宋徽宗仍是一個很偉大的皇帝，理由是：“作爲皇帝，徽宗應該爲他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爲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這顯然與多數國人對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趙昺在入主江南後，也曾想恢復這三大‘仁政’，但是羣臣應和者不少，落實起來確是不大上心，至今也只在京師各處建起了幾間醫藥院，用以救助貧困的百姓，其它兩項一直停滯不前，仍然停留在紙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