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舟也在諸多的戰船護衛下毫髮無損駛離江口水域，襲擊船隊的賊寇也很快被剿滅。在事件中，襲擊御舟的賊寇船隻盡數被擊毀，現場共擒獲賊寇十餘人，打撈出屍體六十餘具。行營下令沿江州縣嚴加搜索兩岸，抓捕漏網餘孽，搜尋屍體。
當晚江上大霧所江，船隊泊於池州，由於剛剛發生了襲擊御舟事件，聖駕沒有上岸，依然留在御舟之上，池州知府請求覲見也被拒絕。爲了查明事件真相，王應麟作爲隨扈大臣受命親審被擒獲的賊寇，謝枋得也領旨從旁協助。
賊寇的此次行動，欲伏於江口之中，待船隊經過時以船隻撞開護航的戰船，直取御舟。在襲擊船隊行動受阻後，化妝成商船的賊寇立刻製造混亂，佯裝躲避靠近御舟，在受到阻攔無法登舟後，又迅速派出水鬼欲潛水襲擊御舟。
整個行動從選擇的地點和發動的時機及所用的手段來看，就可以看出這絕非是偶發事件，而是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的行刺行動。從能夠一次出動大小船隻十餘艘，動用百十個擅於水戰的死士，也可以說明行動謀劃已久，且組織者也絕非尋常人物，否則無法收買如此的的死士和動用這麼多的船隻。
只通過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是謀逆案了，現在要查實的是何方勢力組織策劃的。王應麟作爲隨扈大臣，深知自己在其中責任重大，發生此等事情自己無論如何也難逃其咎；而謝枋得同樣緊張，船隊剛出湖廣地界，就發生刺駕之事，自己又是搭乘御舟回京。若是有人多想，那麼自己的處境就會極爲不妙。
所以不論公私，兩人都要儘快察明真相。當晚他們便移至岸上，會同有司和御前相關人員連夜突審，兩人都是發了狠的，儘管捕獲的賊寇聲稱自己只是江上的水盜，看到御船高大隻認爲是官船，運載的是財物。進而鋌而走險，欲借江上大霧潛上船去，劫取財物。
但是王應麟兩人怎麼肯信，下令用刑拷問。大刑之下，又有幾個人能熬得過去，很快有人招認。他們是廣西南路靜江府齊家的莊客，本是江上的水寇，由於朝廷嚴加清剿，無法立足，便投入齊家作了莊客，這次受主家之命前來行事，再問就不知道了。
靜江乃是湖廣置司、安撫使司和廣西南路的治所，謝枋得卻是知道此人。齊家稱得上是靜州大戶，其祖做過知府，父親曾在戶部五品主事，但在江南淪陷之前已經致仕還鄉，也算是官宦世家。當下齊家主事人名叫齊賢，也過了鄉試和州試，卻因戰亂未能赴京參加科考未能入仕。
但是齊家頗有家財，在靜江府周邊州縣皆有田地，商鋪。入元后科舉無望，他便安心在鄉中當起了富家翁，教育族中子弟讀書。因爲其有功名在身，又好交遊，常與那些士紳和舊官、遺老在一起吟詩唱和，在周邊府郡有些名望。
在朝廷收復湖廣之後，因爲齊家並沒有什麼劣跡，也無勾結蒙元的罪行，並沒有受到‘鎮反’的波及。且經查證齊賢確係通過州試，承認了其功名，不過並沒有被徵辟入仕。謝枋得與其也曾有交往，參加過其組織的詩會，但並沒有什麼深交。
這名莊客指認出被俘獲中的一人乃是郝家的大管事，此行皆聽命於他。王應麟兩人不敢怠慢，立刻進行提審，初時其還咬死不認，可在被點出其身份和嚴刑之下，也不得不交待了此行的目的。而讓人意外的是，他們刺殺的目標卻不是皇帝，而是謝枋得和自己。再細問之後，才知其中原委，而這更讓兩人心情極爲沉重。
原來靜江府被蒙元佔據之時，賦稅比之大宋要輕的多，且阿里海牙爲官也算清正，對於廣南前朝士紳並沒有爲難，甚至還加以保護。因此齊家也沒有遭受刁難，而朝廷收復湖廣後，齊賢認爲朝廷徵收的賦稅要高於蒙元，因而多有不滿。
另外，前歲朝廷開科，齊家子弟也參加科舉，其中有兩人過了鄉試和州試，但是在省試時皆名落孫山。而齊賢在與其他士紳說話時，得知他們族中子弟也皆落榜，便認爲朝廷在有意打壓湖廣士子。而緊接着朝廷又頒佈法令，實施士紳一體納稅，而謝枋得作爲湖廣安撫使執行甚是嚴苛，讓他們由怨生恨。
收復荊襄之後，聖旨傳來調謝枋得回京任職。這些士紳們以爲現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們蠱惑纔會打壓湖廣士子，取消了士紳們減免稅賦的特權。而此次謝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後必然會受到重用，那麼湖廣人將更無出頭之日。
新仇舊恨之下，這些士紳們便計劃將謝枋得除掉，免除後患。於是衆士紳便推舉齊賢爲首，衆人皆出錢出力，並私下裡重金收買江湖亡命之徒，準備實施刺殺。最初，他們事先打探清楚，謝枋得在鄂州支應軍前，必然會從此離任，乘船回京。
於是商議在鄂州動手，這樣既能除掉謝枋得，又能夠震懾繼任者。但是沒想到謝枋得陰錯陽差之下上了御舟，與大軍通行，讓他們無法下手。於是跟隨船隊順江而下尋找機會，而此時他們獲知王應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計劃將其一同除掉。
而他們也明白襲擊御舟那是什麼罪過，所以一路追蹤尋找機會，他們發現船隊即便停泊補給，也沒有發現謝枋得和王應麟落單的時候。眼看船隊要駛入江東地界，他們便孤注一擲的實施了行動，而這時小皇帝也成了他們的目標，認爲只要殺了皇帝便沒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麼他們便得以翻身。
於是一幫紙上談兵的士紳和一羣要錢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霧，船行緩慢的時機，策劃了這場伏擊，而結果就如雞蛋碰石頭，一場謀劃許久的行動就如一顆小石子扔進江中，連個水花都沒有濺起來……
訊問出結果後，王應麟和謝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報，並呈上口供。趙昺看後不僅啞然，覺得十分好笑，這幫士紳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終逃不過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語。但此事性質十分嚴重，即便自己是個搭頭，刺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趙昺即刻下旨，令湖廣安撫使司會同靜江府即刻緝拿首犯齊賢及參與者，就地嚴加訊問，察明情況速報行營。而後對王、謝二人有加以安撫，讓他們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趙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覺得此事並非那麼簡單。要說‘地域歧視’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羣流動也小，主要是以仕人爲主，這種以文人爲代表的小規模地域流動，一經在朝廷中彙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視的產生，南人北人，京師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視說到底來源於經濟、政治地位，北方發展得好，就有底氣去歧視南方了。據傳，宋太祖曾立碑“後世子孫無用南士爲相、內主用兵，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成書於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話》也記載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南人補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爲相”這一方針政策倒是在宋初兩朝很好的貫徹落實了，但是在真宗時，發生了改變，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臨江軍人王欽若爲相，遭到時相大名府莘縣人王旦的反對，王旦搬出宋太祖遺言“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來震懾真宗，可實用主義的真宗哪裡是遺言約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後，王欽若登上相位。
從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摒棄北方官僚對南方士人的偏見。就連歷史上知名的文學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視，寇準在爲執政大臣期間就旗幟鮮明地提出過“尤惡南人輕巧”，就是說啊，南方人喜歡偷奸耍滑，哪裡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撫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賜予同進士出身，這時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準又覺得很不開心，他委婉地說：“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覺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這種高規格的拔擢的。晏殊還算好的，因爲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個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區劃，中央、坊間對其蜚語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氣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聽並觀，兼收博採，無南北之異”的政策，朝廷纔對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丟丟。政治家范仲淹爲蘇州人，文學家歐陽修爲廬陵人，哲學家周敦頤爲道州人，他們皆登上了政治舞臺，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的局面，可見北宋時南方也是出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