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得到馬尾開戰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僅憑李鴻章一電，語焉不詳，情況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師失利，固在意中，但法軍是否大舉登陸，船廠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這些疑問得不到一個確實的解答，便有無從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電沿海各省，見有法國兵艦進口，立即轟擊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總理衙門分頭詢問馬尾之戰的詳細情況。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說法不一，有的說我軍大敗，有的說先敗後勝，有的說互有勝負，有的說孤拔陣亡。當然，最應該重視的是張佩綸“自請逮治”的電報。總理衙門一接到，立刻轉送醇王，頭一起召見，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臉色，在憔悴之中顯得堅毅悲憤，靜靜地看完電報，輕輕地說了句：“非決戰不可了！”
“法國欺我太甚，決無坐視他們**之理。”醇王說道：“水師不敵，陸路實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劉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趕快進京，足可牽制法軍。爲今之計，先要請懿旨，下一個明發，振作士氣民心。以我中國之大，土地之廣，人口之衆，如果激於義憤，同仇敵愾，上下一心，決沒有不能打敗法國人的道理。”
“我中國壞的就是人心不齊。不過也不能怪大家，朝廷雖早已拿定了大主意，辦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處處顯得情屈理虧，不敢跟法國決裂似的。這一來，外面當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難免遲疑退縮。”慈禧太后冷笑着說，“總理衙門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個主意，自己沒有定見，人家當然得寸進尺，步步逼了過來。咱們的洋務實在沒有辦好！”
“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總理衙門以來，就沒有振過國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擊恭王，“其實，洋務如果責成李鴻章辦理，倒還省事。”
“這話，眼前先不必去說它。如今既然決戰，籌兵籌餉，該有個打算。”
“是！”這一層，醇王當然有過打算，“與法開仗，重在陸路，福建軍務，仍舊非起用老成宿將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覺得不妨讓他到那裡去督師。”
“左宗棠年紀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嗎？”
“這無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鎮。另外當然要派人幫他，漕運總督楊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舊部，可以派他幫辦福建軍務，督勇援閩。”
“當然。”慈禧太后點點頭，“要派左宗棠到福建，當然得派楊昌濬去幫他。此外，鮑超、楊嶽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開戰，兵餉兩事，頭緒很多，請皇太后飭下軍機，與臣會商詳奏。”
戰守大計可以憑慈禧太后一言而決，如何戰、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籌劃。親貴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鴻章，自會向他們請教諮詢，斟酌盡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話卻不能不說。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臺也修了不少，何以這麼不經打？張佩綸也很能幹，何以一開仗就敗成這個樣子？雖說輪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謹慎小心，也不見就能讓法國人佔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還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時候，不便查辦。不過，喪師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紀綱，更不能不顧。該怎麼辦才合適，你們也得拿個辦法出來。”
“是！”醇王答道，“大敵當前，自然以收攬民心，合力禦侮爲頂要緊的事。至於疆臣守土，責有攸歸，等馬尾開仗的情形，有了詳細奏報，必得要論是非、定功罪。朝廷紀綱所繫，臣斷斷不敢徇私，不過眼前務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暫置不問。”
“我原是這個意思，只要你記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說，“你下去趕緊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遞牌子。”
醇王退出養心殿，立刻派侍衛分頭通知，到適園聚會。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個人：禮王、奕劻、孫毓汶、許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問道，“他不來怎麼行？”
“左侯兩天未到軍機了。”孫毓汶答道：“我派蘇拉去請，左侯說是‘在家聽參’。”
“聽參！”醇王詫異，“誰參他？爲什麼？”
“延樹南上了個摺子。萬壽節那天，左侯沒有隨班行禮，延樹南上折糾參，奉旨：左宗棠交部議處。”
“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國事糟到如此，還講這些虛文小節？書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爲此小事鬧脾氣，落個不識大體的批評，何必？”
“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說話不象孫毓汶那樣暗含着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腰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說他驕蹇，甚至斥之爲‘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體。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說他‘蔑禮不臣’，不就說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說，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麼辦嗎？不能這麼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說來說去，他這個摺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爲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託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摺子很難。因爲……。”
因爲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爲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摺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爲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爲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爲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藉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爲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爲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爲措詞得體，深爲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爲我用，着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爲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臺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爲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裡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佔福州，“據地爲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爲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爲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爲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儘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徵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爲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纔有交代。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爲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爲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迴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爲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衆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爲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爲泄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復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爲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爲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爲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臺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爲指授方略的根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佔芝罘，再佔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爲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並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勝的把握。
於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對象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於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爲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機處自然早有消息，爲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
“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着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着交部嚴加議處。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着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議。
嗣後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
這道上諭是連張佩綸的原奏，一起明發的。福建京官，一看大譁，因爲張佩綸所奏報的情形，與各人家信中所說的情形，大不相符。
於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給事中萬培因，單銜上奏，案由是“爲閩省諸臣，諱敗捏奏，濫保徇私，仰懇收回成命，並請迅派大員，馳往查辦，按照軍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戰，以臣所聞，何如璋有隱匿戰事之事，張佩綸有不發軍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緩師期之事，堵在照會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陸各營之師，以臣所聞，輪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戰屬實。藝新船小逸去，伏波自鑿，揚武並未開炮，餘船縱火。陸軍則方勳所部潮勇先潰，而黃超羣一軍，乘亂入學堂、廣儲所、機器房等處，搶掠殆盡。其可疑二也。
敵船被毀之數，以臣所聞，敵以八船入馬江，僅用三船來攻，開巨炮七，我船已相繼沉。惟福星曾擊壞其魚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勳、黃超羣拒敵之事，以臣所聞，敵攻馬尾後，次日復擊船廠，轟壞鐵廠，煙筒半折，船槽微損，即下船出攻長門。是時，方勳不知何往？黃超羣已於初三日退入後山，但竄而未潰耳！其可疑四也。
閩安、館頭等處之戰，以臣所聞，炮臺各軍，聞炮即鳥獸散，敵遂上岸，用鏹水裂炮，擲火藥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聞，何如璋預僱輿夫爲逃計。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輿，衆白爲空炮乃返。初三，聞炮即從後山遁，是夜奔快安，復奔南臺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頂帽坐竹兜中，所到衆噪逐之，乃四出狂竄。
其可疑六也。
張佩綸之駐廠，以臣所聞，初三日，張佩綸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葦薦席地坐。遲明奔出後彭田鄉，遣弁向城內巨紳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敵攻廠時，張佩綸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廠之有？其可疑七也。”
這“七可疑”雖然傳聞異辭，但與潘炳年領銜的公呈合看，可信之處就多了。此外，萬培因也談到“洋人之論”：
“臣聞洋人之論，謂法兵之闖馬江，駛入絕地，有必敗之道三，地本內港，只須以船摧船，法艦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號炮船，護以夾岸陸軍，法兵盡爲炮的，敵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盡驅兵船以駐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裝置火藥等物，順流蔽江而下，加以陸軍火罐火藥，夾岸拋射，法當大窘，此下策也。”
這些紙上談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說張佩綸“陽主戰以排和，陰實望和而怯戰”，卻是一針見血之論。
不過參得雖然厲害，幫張佩綸講話的人也很多，這完全是二李——李鴻章和李鴻藻的關係。有人說，張佩綸屢有“先發”的建議，朝廷爲保全和局，又恐誤傷他國兵船，引起意外糾紛，所以不曾允許。說起來，此人還是有才具的，人才難得，不妨責以後效。
又有人說，張佩綸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佈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辯解，直接來自李鴻章，他說：“福建的炮臺，兵輪不足以抵禦法軍，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臺，不知如何做法，聽說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艦，可以由內而攻，這是“失勢’”。炮臺不能轉動，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經營”，李鴻章早就知道，故意說是“不知如何做法”，無非爲了庇護張佩綸，只好“嫁禍”老同年。
他又說：“中國兵輪開辦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堅，操練不如人家的純熟，斷難抵敵是中外盡人皆知的事。”這段話既爲張佩綸卸責，亦爲他自己解釋，何以必須委屈求知？
談到醇王所一直主張並希望的“誘敵登岸，設伏出奇”，他認爲必須有後膛槍、後膛炮才談到此。而各省都沒有後膛槍，“後膛輕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難有把握。而置備後膛槍炮，甚費財力，北洋累年經營，勉強算有了規模。這意思是不可深責閩軍守廠不力。
以下又論南洋的戰備，說長江水寬而深，是用水師之地，吳淞、江陰等處炮臺，亦堅固可用，但是“敵船雖或受炮擊損，其機器皆在水線下，仍可駛行。”接着他引用前兩年由北洋衙門翻譯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論》，其中所敘美國南北戰爭的戰例，證明他不是欺騙沒有見過兵艦的人。
至於談到佈設水雷，確爲“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馬江寬至十餘里，甚至數十里，何能遍設。總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馬江戰敗，不是張佩綸的責任。而就此刻來說，什麼地方也不能阻止外艦侵入，更不能與外艦對敵。
就爲了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長嘆以外，無話可說。當然，張佩綸的責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辦。
議和的事，倒象有轉機了。楊約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鴻章，說接到美國京城來的電令，法國已要求美國出面調停。美國的意思，中國如果肯讓步，法國亦必採取同樣的步驟，在相互讓步之中，總可以想出一個顧全彼此體面的辦法。楊約翰又表示，他是專誠爲此事而到天津來的。言外之意，中國須看調人的面子。
中國如果讓步，自然多少要賠兵費，而煌煌上諭，已經剴切告誡，凡有主張賠償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鴻章的電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費二字。
總理衙門當然不敢轉奏。同時對法國求和的誠意，亦很懷疑，因爲據上海、香港、福州等地來的電報，孤拔可能顧慮馬江沉船塞口，歸路斷絕，不敢在福州登陸，卻有窺取基隆的模樣，增援的船隻之中，有一艘載有挖煤機器，更爲意在基隆煤礦的明證。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擊基隆。
第一次是在馬尾之戰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領戰艦六艘，載陸軍三千，直到基隆，分艦三艘，窺臺灣四大港之一的滬尾——淡水港。
臺灣的防務，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蘇澳爲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領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調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領所部三營，專責防守臺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軍，楊金龍的湘軍，章、楊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劉銘傳一共是五顆紅頂子守臺北到基隆這一線。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開炮轟擊，一面派兵一千登陸，曹志忠、章高元力戰卻敵，陣斬法軍中隊長一員，士兵一百多，奪獲聯隊旗兩面。法國陸軍後退登艦時，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於是孤拔請稅務司出面，邀請劉銘傳登艦相會，劉銘傳峻然拒絕，第一次攻臺之戰，不了了之。奏報到京，特發內帑三千兩犒賞。
劉銘傳幕府中有個專管海關，兼與洋人打交道的洋務委員，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幹，認爲淡水港水道寬闊，“紅毛城”上的五尊舊炮，毫不管用，等於無險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張。
駐淡水的英國領事，得到消息，提出堅決的反對，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經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隻無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響英國的商務。
李彤恩不是輕易能讓洋人嚇倒的人，當反覆爭辯，不得要領時，李彤恩要求英國領事擔保，法艦不會從淡水港入口。這下算是難倒了對方，照原定的計劃，沉下幾條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爲這明智的一着，孤拔捲土重來，就不容易佔到便宜了。
法國兵艦十一艘，由原駐馬祖澳的孤拔，親自率領，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兩點鐘，法軍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與曹志忠的重慶中營相遇，展開激戰。章高元接到報告，率領兩百多人赴援，法軍不敵，因爲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這時的劉銘傳，正在基隆炮臺督戰。相持不下之際，諜探來報，法國兵艦五艘將到淡水。劉銘傳下令收兵，回救離臺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帥，”曹志忠疑惑地問：“這不就是把基隆丟掉了嗎？”
“不要緊！”劉銘傳說，“我自有道理。你那裡抽三百人，跟林朝棟一起守獅球嶺。”
林朝棟是彰化巨族，名將之後，他的父親就是林文察，咸豐八年，捐餉助軍，授職遊擊，留福建補用。以後領軍轉戰浙東各地，積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陣亡，諡剛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專祠。
林朝棟以騎都尉的世職，捐了個郎中，在原籍做紳士，平日急公好義，深得地方愛戴。中法交涉破裂，戰火將起，林朝棟招募了五百人，自備兩個月的糧餉，去見劉銘傳，願意防守一方。劉銘傳自然嘉許，立刻撥給軍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爲他的防區。此時又負起扼守獅球嶺，嚴防基隆棄守以後的法軍南侵的重任。
當然，劉銘傳棄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沒有兵艦，炮臺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艦炮轟，徒然捱打，兵打光了，基隆還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後，法艦不能深入，炮轟的威脅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軍登陸，則正好迎頭痛擊。第三、是因爲南北洋對援臺一事，或者不甚起勁，或者口中喊得起勁，並無實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嚴旨督飭，後援方始會來。這最後一層用意，孫開華等人，自然是無法瞭解的。
回到滬尾，重新部署防務。以孫開華專守淡水炮臺，章高元和劉銘傳的侄孫劉朝枯分佈沿海一帶，此外還有士勇一營計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間，這一營士勇是李彤恩招募來的。劉銘傳奉旨防颱，朝命准許自行募勇，增強防務，劉銘傳便委派候補道充任洋務委員的李彤恩，專司其事。
李彤恩辦事很實在，貼出佈告以後，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鎮，只見應募的小夥子，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便也下手幫忙。百忙中一眼瞥見一個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膚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間帶着點娘娘腔。定睛細望，想起來了，是唱歌仔戲的小旦張阿火。
“阿火！”李彤恩問道：“你來幹什麼？”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來投軍。”
“投軍！你開什麼玩笑？”李彤恩說，“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裝，自然就會跟他們拚命。”
李彤恩大爲驚異，想不到演慣佳期密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訴不盡閨中哀怨的張阿火，能說出這麼一番話來！
“再跟李大人說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鬧着好玩的。說到打仗，我是頭一回。不過，我想法國人也不會比野豬再兇吧！”
“喔！我懂了，你喜歡打獵？”
“是！”阿火手一指，“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見十來個精壯少年，口嚼檳榔，嘻開一張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發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從咸豐初年以來，招募鄉勇，都遵循曾國藩的成法，而曾國藩又師戚繼光的遺規，務取一雙泥巴腿的鄉農。此輩假以時日，可以練成一支經得起敗仗的勁旅，但誠樸有餘，機變不足，訓練起來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們救急。這些獵戶，年輕力壯，又會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陣，豈不大妙？
於是李彤恩欣然問道：“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從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張阿火答道，“他們聽說我要來投軍，都願意跟我一起來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卻又正色告誡：“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這麼說。不過他們還是願意來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條命。”
“肯玩命還怕什麼？”李彤恩察言觀色，對張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張阿火必是講義氣，重然諾，爲一方的俠少，因而便又問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來？”
“千把人總喊得到。”
“都是獵戶？”
“也有打漁的；也有種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聽你的話？”
“都是我的弟兄。沒有什麼事講不通的。”
他雖是不矜不伐的神態，李彤恩卻到底還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說：“你去招五百人來。要個個管用，這五百人就歸你統帶，我先給你請一張‘五品軍功’的獎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張阿火問，“招五百人容易，從山上下來，得有住的地方……。”
“這你放心。我點了人數，馬上發號衣、發餉，自然也要撥地方給你安頓。”
張阿火欣然應諾，當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諾，來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獵戶，帶着土槍下山，直奔臺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們進城。張阿火倒也很講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單身去見李彤恩覆命。
李彤恩細問究竟，聽說都來自基隆、淡水之間的山中，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爲勝人一籌。等到出城親自編點，益發覺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銳之師，所以逐一撫慰，異常殷勤。張阿火和他的弟兄們便益發起勁了。
“阿火！”李彤恩說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象你這樣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將來報到朝廷，不大好聽。”
“那就請李大人給我改一個。”
李彤恩想了一下說：“改名李成好了。姓張就是張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這個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張阿火由於李彤恩的識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成全。總之張阿火是非常珍惜這個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覺得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張李成約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餘，喜孜孜地去報告劉銘傳。
劉銘傳正在苦惱。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見到李彤恩，正好發一發牢騷。這也難怪他，駐紮臺南的臺灣道劉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與李鴻章的關係，盡人皆知，左李不和，勢如水火，因而劉璈對巡撫銜的長官劉銘傳，並不買帳，四十營防軍倒有三十一營擺在彰化以南，自加節制，對北面的糧餉接濟，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臺北府岌岌可危，長官向部屬求援，而劉璈居然置之不理，劉銘傳如何能不氣惱？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過六百人，連以前調到的，總計亦只一千三百人，章營只有兩百餘人。怎麼得了？”
當然，還有孫開華、曹志忠兩軍，不過孫曹是湘軍，而且出身霆軍，尹漋河之役，鮑超與劉銘傳失和，因而霆軍與銘軍一向是死對頭。現在劉銘傳對待孫、曹二人，雖然刻意**，但內疚於心，總覺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這兩個人。
李彤恩當然知道他的心病，實實在在是心病，孫、曹二人對於當年的嫌怨，已經淡忘，曾經在李彤恩面面有過表示，此時正好用來勸慰劉銘傳。
“省帥怎麼不提孫曹兩位？”李彤恩故意這樣問說。
“老兄不是明知故問？”劉銘傳苦笑着答說，“他們兩位總算捧我的場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談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禍福相共，省帥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氣了。”
“那裡？老兄這番責備，我可不認。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適得其反。孫曹兩位，都以爲省帥原是推誠相與，但太客氣了，反讓他們有見外之感。”李彤恩說，“我看省帥還是脫略虛文，該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劉銘傳驚喜地問，“他們真的有過這樣的話？”
“自然。我何敢在省帥面面瞎說？”
劉銘傳決定接納李彤恩的建議，喚一名親兵，去請孫開華、曹志忠來議事。相見攜手，特致親切，加以李彤恩從中穿針引線，極力拉攏，十幾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渙然冰釋。
然後商定了誘敵之計，各自返回防區，準備迎敵。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國兵艦開炮大轟，不下數百發之多，然後法國陸戰隊八百人，在炮火硝煙掩護之下，分乘小艇，強行登陸，目的是想佔領炮臺。
首當其衝的是孫開華的三營，中右兩營在前，後營接應，短兵相接，各盡全力。孫開華所部吃虧的是槍械不如法軍精良，看看有抵擋不住之勢，而午潮初漲，卻又有後援的法軍，繼續涌到。
於是埋伏在後山的張李成一營出動了。五百人分成兩隊，第一隊兩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發赤身，口噴大嚼檳榔而生的紅沫，到達炮臺前面臨水的斜坡上，一字排開，臥倒在長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擱在右膝蓋上，揸開腳趾，槍管就擱在當中，靜靜等待。
後援的法軍，乘潮上坡，端着槍直往上衝。張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離夠了，朝天放了一槍，這是“號炮”，二百五十支槍應聲而發，法軍立刻就倒了幾十。未倒的不知彈從何發？相顧錯愕之間，草叢間又來了一排槍，打死了好幾十。
這一下，法軍不能不後退了。然而還有伏兵，張李成的另外一隊，兩翼包抄，直逼面前。法軍搶艇退去，其時正當落潮，小艇膠着在沙灘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孫開華的部下，見此光景，士氣大振，奮勇肉搏，衝動了法軍的陣腳。孫開華身先士卒，陣斬法官一名，奪旗踏陣，終於將法國兵驅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軍大佐東鄉平八郎率領兵艦在觀戰，在山上，有英國商民用望遠鏡在瞭望。這一仗打得不壞，法軍傷亡慘重，還被俘了十四人，英國人大爲喝采。
但是十四名戰俘爲孫開華下令梟首，亦爲英國商民所親眼目睹，認爲中隊違反萬國公法，提出抗議。劉銘傳當然置之不理，飛章奏捷，盛道孫開華的戰功，請求破格獎賞。
提到張李成，只有一句話：“領隊襲之”，但保獎卻不沒其功：“五品軍功張李成，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並加都司銜”。
十二天以後，孤拔佈告封港，北起蘇澳，南至鵝鑾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隻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這一來，商貨斷絕，文報不通，臺灣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無一不缺。當然，各國的商務亦大受影響，尤其是英商的貿易停頓，損失最重。
朝廷得報，大爲焦急，但亦只有以嚴旨命令南北洋選派鐵甲快船，多帶兵勇器械，星夜馳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鐵甲船五隻，何敢闖關？就算敢闖，這些小船上也載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鴻章決定趁此機會，逼一逼朝廷，回心轉意，重新談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設他法，解此危困”之類的話，旁敲側擊。
因此，劉銘傳由廈門轉發的電報，到達北洋，轉給總理衙門時，李鴻章往往加以增刪，張大其詞。臺灣海口不過封鎖了兩天，他就這樣電報：
“頃劉提督初三由廈門轉電，初二日法又到船六隻，在臺北者不下二十隻。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擾臺南、澎湖，存亡無信，富紳多舉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餘，無器械不受約束，不能禦敵，徒索餉鬧事。土匪四起，疫癘不止，日有死亡，能戰者不足三千人。敵勢甚大，日內必有惡戰，如十日外無電到，北不保。傳同將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現在洋火藥已缺，食鹽無來，百姓擾亂，餉路亦阻，臺局不堪設想，可爲痛哭，請轉電總署。”
李鴻章轉發了這個電報，自道亦爲“痛哭流涕”。其實電文中他加上了許多顯而易見的假話，既然法國封鎖，“富紳多舉家逃走”又往那裡去逃？劉銘傳自己說過，在官紳中“有可用者，無不廣致禮羅”，所以除林朝棟自成一軍，扼守獅球嶺以外，臺北板橋的林維源捐餉二十萬兩；新竹紳士林汝梅招募練勇二百人，自籌兩個月的糧餉，協守海口；基隆與臺北接壤之處，由武舉人王廷理、周玉謙捐款募勇三百人，據險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餉的也很多，絕少舉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過由前線逃到後方，由法國所佔據的基隆逃到臺北。
當然，希望談和的，不止於李鴻章，在臺灣有貿易利害關係的各國，亦希望中法罷兵議和。特別是英國，因爲臺茶不能出口，約會駐英公使曾紀澤，打算出面調解。
英國調處的條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國履行天津條約，勸請法國不索賠償，撤出臺灣海口。這些條款，對中國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總理大臣都不敢答應。結果提出對案八條，要修改天津條約；要在鎮南關外設官；要法國不用保護越南的名義；要法軍退出基隆，……最後一條是：“中國不索賠款，如法有不允之條，應先賠償中國損失。”
這是南轅北轍，自然談不攏。同時法國又向作調人的英國提出條件：中國完全履行天津條約，法軍佔據臺北，直到中國允賠兵費，方始退出。這當然更談不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