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二章

就爲的閻敬銘整頓積弊,戶部的許多黑幕,逐漸被掀了起來,最駭人聽聞的是以戶部侍郎署理尚書的王文韶和另一名軍機大臣,牽涉在一樁報銷案內,傳聞納了巨賄。

這樁報銷案,屬於邊遠省分的雲南。向來軍費報銷,是戶部司官與書辦的生財大道。雲南的報銷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經發動,派出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軍,攜帶巨資,來京打點。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軍機章京,爲他向王文韶、景廉遊說。時機甚巧,“董太師”爲張佩綸一道彈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來,王文韶署理部務,大權在握,足可了事。但戶部書辦要十三萬銀子,講價講不下來的當兒,閻敬銘快將到京,怕他不受賂遺,公事公辦,所以戶部書辦讓步,以八萬兩銀子了結。

凡是軍費報銷案子,雖由戶部主管司承辦,但一定要知會兵部和工部,牽涉既廣,難包內幕不會泄露,倘或說了無用,則徒然結怨,不過私下誹薄嘆息而已。如今閻敬銘大刀闊斧在整頓,便有熱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傳到御史陳啓泰耳中,多方打聽,人言鑿鑿,便上了一道奏摺,指參周瑞清,而且說明存銀處所,語氣中也關連到戶部堂官,自然不能不辦。

但是,查辦的諭旨,十分簡單,只說:

“御史陳啓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雲南報銷,經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匯兌銀兩,賄託關說等語,着派麟書、潘祖蔭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時只指派刑部滿漢兩尚書查辦,知道內幕的人心裡有數,王文韶和景廉是軍機大臣,當然要先作迴護之計,所以只當作通常弊案,輕描淡寫。清流中人,雖然寶廷和陳寶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鄉試考官,去掉了兩枝健筆,但張佩綸、鄧承修,以及後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內,大爲不滿,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辦,就連麟書和潘祖蔭一起參。

麟書聽得這話,大起恐慌,潘祖蔭卻相當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辦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聽雲南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這要找吏部,因爲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進京引見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裡到京的,引見過後,十月中旬“驗放”,過了兩個月領到“部照”,應該早就回雲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來是個補道,分發雲南,派充“善後局總辦”,也就是雲南軍務的後路糧臺,軍費報銷正該由他主辦。他是這年春天放的糧道,進京引見以後,六月初十“驗放”,十二天以後就領到了“部照”,卻不回雲南到任,請假回安徽原籍掃墓。

“這就有毛病了。”麟書對潘祖蔭說,“閻丹翁是五月裡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報銷案的傳聞。崔尊彝是案內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請假回籍,這明明是聽得風聲不妙,有意避開。”

“這話不錯。不過,我們該按規矩辦,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裡要傳他,儘可行文該管省分辦理,這不必擔心,現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動手要緊。”

於是即時知會步車統領衙門,去抓兩個人,一個順天祥匯兌莊的掌櫃王敬臣,一個是乾盛亨匯兌局的掌櫃閻時燦,因爲陳啓泰的原折中說:崔尊彝和潘英章“匯兌銀兩”,就是由雲南匯到這兩處地方,而且存貯備用的。

王敬臣和閻時燦已經得到消息,雖感驚慌,卻並未逃走,因爲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辯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隨而去。

帶到刑部衙門,由秋審處的司官審問,因爲是傳訊證人,所以便衣談話。先帶王敬臣,供稱是雲南彌勒縣人,到京已經五年,在打磨廠開設順天祥匯兌莊,專做京城與雲貴兩省的匯兌生意。

“雲南善後局崔總辦,有沒有從昆明匯款到你那裡?”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號向來照同行的規矩,認票不認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裡兌過銀子沒有?”

“有的。”

“什麼時候?”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陸續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幾次,總數多少?”

“總數大概六萬多銀子,一共幾次記不得,小號有帳好查的。”

“你開個單子來。”

王敬臣退了下去開單子。趁這空隙提閻時燦,他是山西票號發源地的平遙縣人,在巾帽衚衕開設乾盛亨匯兌局。

問他的話跟問王敬臣的相同,一樣也開了單子,由昆明匯來的銀子,每處都是六萬七千兩,但崔尊彝另外在順天祥借用了兩萬八千兩。

“這樣看起來,你跟崔總辦是有交情的。”秋審處司官抓住這一點追問。

“崔總辦在雲南多年,署理過藩臺,雖沒有交情,名氣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說,“他借銀自然有保人,小號不怕他少。”

“保人是誰?”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麼,你怎麼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爺的話。”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現任知府,‘放京債’的當然相信。”

“好,我再問你,崔總辦、潘知府在你鋪子裡取了銀子,作什麼用?”

“那就不知道了。”

問到閻時燦,也是這樣回答。京裡的匯兌莊及票號,都結交官場,凡有外官來京打點,都由他們牽線過付,崔、潘二人的銀子作何用途,決無不知之理,只是他們要推諉,無奈其何。唯有交保飭回。

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見不同,有的主張正本清源,先傳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說,有的卻以爲不妨請旨令飭周瑞清先遞“親供”。

商量結果,讓周瑞清先遞“親供”,有許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詞,礙難憑信;第二,周瑞清是軍機章京,案情未明瞭以前,不宜將軍機處的人牽涉在內。因此決定奏請飭下雲南及安徽的督撫,飭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來京,赴部聽候質訊。”

上諭照準,而且對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處置:“着聽候查辦,毋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軍機,“聽候查辦”,而且用的是明發上諭,可見得慈禧太后對這一案的態度,是要秉公辦理,不問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頗有人爲王文韶擔心。

於是關於京朝大老明爭暗鬥的流言,傳說甚盛,有人說,這是李鴻藻所領導的北派,對繼承沈桂芬衣鉢,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擊;有人說,董恂丟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奪他的戶部尚書,所以指使他的會試門生陳啓泰報復。說法不一,而都對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見於西北的掃帚星,中秋前後再度見於東南,照例下詔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論述時事,箭頭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個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陳啓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個奏摺,引敘史實,說星變皆出於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災異,往往罷免宰輔,因爲燮理陰陽,咎不容辭。現在皇太后垂簾聽政,皇帝沖齡典學,國事所賴,全在軍機大臣,接下來就提到雲南報銷案:

“臣續有風聞,爲陳啓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問哄傳,雲南報銷,戶部索賄銀十三萬兩;嗣因閻敬銘將到,恐其持正駁詰,始以八萬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賂遺鉅萬,餘皆按股朋分,物議沸騰,衆口一詞,不獨臣一人聞之,通國皆知之。蓋事經敗露,衆目難掩,遂致傳說紛紜。臣竊思奏銷關度支大計,數十年積弊相仍,全賴主計之臣整頓,以挽積習。景廉久經軍務,王文韶歷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無所染,何難秉公稽覈,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賄賂,爲之掩飾彌縫。以主持國計之人,先爲罔利營私之舉,何以責夫貪吏之藉勢侵漁;蠢胥之乘機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請旨立賜罷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軍機,一併聽候查辦。”最後還發了一段議論:“夫天道無常,人事有憑,前日之樞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難可平,今日之樞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災眚屢見,感應之機,捷如影響。”

這道奏摺,雖只攻的是景廉與王文韶,但恭王、寶鋆和李鴻藻看了,心裡都很難過。從前大難之平歸功於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應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彷彿其餘的軍機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無功無過之可言,豈非渺視。

這使得景廉與王文韶更爲不安,唯有表示請求解職聽勘。官樣文章照例要這樣做,其實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駁掉洪良品的奏摺,來個“應毋庸議”,無奈這話說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見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難過,“重臣名節所關,想來洪良品也不敢隨便冤枉人!”

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爲慈禧太后所聽信。景廉的顏色就有些變了,不過王文韶有練就的一套功夫,能夠聽如不聞,毫無表情。

恭王也覺得話鋒不妙,更不敢爲景、王二人剖白,只順着她的話答道:“皇太后聖明,重臣名節甚重,象這類事件,總要有確實證據。御史雖可以聞風言事,亦得有個分寸,得着風就是雨,隨意侮蔑大臣,這個風氣決不可長。”

“當然,凡事要憑證據。你們找洪良品來問一問,問清楚了再說。”

“是!”恭王略一躊躇,決定爲整個軍機處避嫌疑,“臣請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飭傳洪良品詢問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說:“翁同和爲人也還公正,讓他在一起問。”

於是即時擬旨明發,說是“事爲朝廷體制,重臣名節所關,諒洪良品不敢以無據之詞,率行入奏。着派惇親王、翁同和飭傳該御史詳加詢問,務得確實憑據,即行復奏。”

這是個令人震動的消息。參劾軍機大臣的事,不是沒有,但無非失職、徇情之類,象這樣公然指控“受賄鉅萬”,而且請求“立賜罷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預感着將會發生政潮。

在翁同和,當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鎮,如果他垮下來,應補的軍機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蔭,論慈眷,潘祖蔭不及他,但論資望人緣,他未見得勝過潘祖蔭,所以將來鹿死誰手還很難說。既然如此,一動不如一靜,能夠保住王文韶,賣給他一個大大的人情,最爲上策。

打定了這個主意,先託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靜等惇王發動。惇王到第二天早晨纔來跟他接頭,約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傳洪良品問話。本來應該遵旨立刻辦理的,翁同和有意以書房功課爲推託,將時間延後,好讓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計。

事實上行文也得費一番工夫,因爲是奉旨傳訊,等於慈禧太后親自詰問,所以由侍衛處辦公事,通知都察院,轉知洪良品應訊。

洪良品早就有準備了,寫好一個“說帖”,到時候赴宗人府報到。惇王和翁同和相當客氣,首先作揖,延請落座。

“想來已經看見明發了?”惇王首先開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懷,取出說帖遞了過去。

惇王接了過來,只見說帖上寫:“江西道監察御史洪良品謹呈”。翻開裡頁,匆匆看了一遍,隨手交給翁同和。

翁同和從頭細看,與折底無甚區別,覺得都是空泛的指責,並無確實證據,不由得就說:“未免太空了。”

“御史聞風言事,既有所聞,不敢不奏。”洪良品凜然回答。

“大臣受賄,不會親自跟行賄的人打交道。”翁同和問道:

“什麼人過付,在什麼地方交納?足下總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搖其頭,帶着些不以此一問爲然的神情,“這樣的事,豈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當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見。”

“既然外人無法得見,又何從辨其真假?”

“物議如此。也許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來的。”

“所謂的物議,究竟是那些人在傳說,你亦不妨指幾個人,作爲證據。”

洪良品又大搖其頭:“萬口同聲,無從確指。”

“我倒要請教,”惇王問道,“此外還有什麼證據?”

“沒有。”

“就是聽人所說?”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話都在說帖裡面,請王爺垂察。”

再問也無用了,送客出門。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議復奏,自然是據實而言,同時將洪良品原送的說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鬆筠庵集會,預備支援陳啓泰和洪良品。座間傳閱洪良品的說帖,無不盛讚,只爲想先睹爲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後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奮勇,高聲誦讀:

“竊維賄賂之事,蹤跡詭秘,良品不在事中,自無從得其底蘊。但此案戶部索賄累累,現經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順祥帳簿確據,前御史陳啓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賄託關說,外間喧傳,賄託者,即賄託景廉、王文韶也;關說者,即向景廉、王文韶關說也。巷議街談,萬口如一,是賄託之實據,當問之崔尊彝、潘英章;關說之實據,當問之周瑞清。然則景廉、王文韶受賄非無據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據;良品非無據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據。以樞臣而大招物議,是謂負恩;聞人言而不以奏聞,是謂溺職,且御史例以風聞言事,使天變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屍素御史爲耶?良品與景廉、王文韶素無往來,亦無嫌怨,使非因物議沸騰,何敢無端誣衊?實見時事艱難,天象如此示變,人言如此確鑿,故不能不據實以奏。”

讀到這裡,只見有人奔了進來,手裡高揚一張紙,大聲說道:“上諭下來了!”

此人是國子監的一個博士,姓劉,亦算是一條“清流腿”,他排闥直入,徑自去到鄧承修面前,將邸抄遞了給他。

“‘此案必須崔尊彝、潘英章到案,與周瑞清及戶部承辦司員,並書吏、號商等當面質對,庶案情虛實,不難立見。’”鄧承修唸到這裡,以手加額閉着眼說了兩個字:“痛快!”

“這還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遺憾。”張佩綸大聲說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並論?”

“公意云何?”盛昱問說。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萬不可再容。”

這兩句話,出於清流之口,特別是出於張佩綸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評,也註定了他們的官運。鄧承修瞿然而起,帶些歉意地說:“我又要出手了。”

於是就在鬆筠庵中,專有陳設筆硯,供清流草諫章搏擊的餘屋,鄧承修文不加點地擬好折底,邀了張佩綸和盛昱來商量。

奏摺的第一段是懷疑刑部未必能遵諭旨,徹底根究,因爲象這樣的曖昧營私之舉,不是經手過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確實證據,即令有確實證據,亦非嚴刑逼供,不肯吐實。何況被參的王文韶,仍在軍機,仍是戶部的堂官,縱使刑部堂官公事公辦,無所迴護,而司官爲了將來的禍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潛通聲氣,預爲消弭。再說,崔尊彝、潘英章雖奉嚴旨催傳到案,但輾轉費時,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驪得珠了!”張佩綸表示滿意,關鍵就在“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這一句上。換句話說,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軍機,消除刑部司官的顧慮不可。

“你看第二段!”鄧承修矜持地微笑着,顯見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筆。

看不到幾行,張佩綸脫口讚了一聲“好”,接着,搖頭擺尾地念出聲來:

“臣竊謂進退大臣與胥吏有別,胥吏必贓證俱確,始可按治,大臣當以素行而定其品評,朝廷即當以賢否而嚴其黜陟。”

“這是有所本的。”鄧承修笑道,“記不記得曾侯論何桂清的話。”

這一說,張佩綸和盛昱都想起來了。當初兩江總督何桂清失陷蘇常,革職拿問,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撫,交章論救,爲他脫罪的一個藉口是,何桂清棄地出於僚屬的請求。朝廷左右爲難,特爲密旨諮詢曾國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進退,應當自有主宰,不當取決於僚屬。這個說法,成爲定評,何桂清終於伏法於菜市口,鄧承修這句“大臣當以素行定其品評”就是套用了曾國藩的原意。

“話雖如此,涵義更深一層。”張佩綸說,“我輩搏擊當奉此爲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鄧承修說他“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但此案事閱兩年,贓逾鉅萬,堂司書吏,盡飽貪囊,景廉總司會計,未能事先舉發,縱非受賄,難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爲受賄,亦未可知。”

“這又未免開脫太過了。”

“就這樣吧!”盛昱爲景廉乞情,“勿過傷孝子之心。”

這是指景廉的兒子治麟,光緒三年的翰林,頗有孝友的聲名,張佩綸跟他雖無往來,卻很敬重其人,所以聽盛昱這一說,就不開口了。

再往下看,鄧承修的筆鋒橫掃,簡直剝了王文韶的皮,說他當戶部司官時,就以奔競出名,後來放到湖北當道員,“親開錢鋪,黷貨營私。”

“這是要實據的。”張佩綸問道,“確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錢莊開在漢口,你去問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張佩綸便往下念:“及躋樞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清潔,惟援引王文韶以負朝廷,實爲知人之累。衆口僉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飾,方今人才雜糅,吏事滋蠹,紀綱墮壞,賄賂公行,天變於上,人怨於下;挽回之術,惟在任人,治亂之機,間不容髮,若王文韶者,纔不足以濟奸,而貪可以誤國。”

“好一個‘纔不足以濟奸,貪可以誤國!’”盛昱插進去發議論,“這是對王某的定評,亦是對吏治的鍼砭,然而亦不能獨責王某,領樞廷者豈得辭其咎?”

“是的。”鄧承修深以爲然,“這點意思很可以敘進去。”說着,就要提筆添改。

“不必!”張佩綸勸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勢不輕,勿爲過情之舉。”

鄧承修接納了勸告,同時也接納了張佩綸的意見,特爲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親信大臣,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發天良,據實上對。如臣言不誣,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訊辦者無所顧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時。如臣言不實,則甘伏訕上之罪。”

斟酌停當,由盛昱代爲抄繕。諸事皆畢,時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還未散,一見他們三個人,立刻趨陪左右,旁敲側擊地探問。這三個人只矜持地微笑着,顯得神秘而嚴重。最後,張佩綸才說了句:“鐵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鄧承修號鐵香,人稱“鐵漢”,凡有搏擊,毫不容情。這一道奏摺,可以猜想得到,必爲王文韶而發,更可以預料得到,詞氣必不如洪良品那樣緩和。加以這一天夜裡,刑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大捉戶部書吏,益見得大案大辦,情勢嚴重,所以第二天中午,專有關心時局的人守在內閣,等看邸抄。

午初時分,發抄原折以外,上諭下來了,說的是:

“本日召見軍機大臣,據王文韶力求罷斥,懇請至於再三。王文韶由道員歷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撫,著有政聲,是以特召爲軍機大臣,並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數年以來,辦事並無貽誤。朝廷簡任大臣,一秉至公;該給事中稱爲沈桂芬所援引,即屬臆度之詞。現在時事多艱,王文韶受恩深重,惟當黽勉趨公,力圖報稱,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辭。”

王文韶雖被留了下來,但案子卻並不馬虎,上諭中說:

“至雲南報銷一案,迭經諭令麟書、潘祖蔭嚴行訊辦,定須究出實情!景廉、王文韶有無情弊,斷難掩飾。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後,添派惇親王、翁同和會同查辦。”

前後對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頗費猜疑了。有一說,王文韶沒有學到沈桂芬的清慎,卻學到了他的柔媚,深爲慈禧太后所欣賞,所以對這一案,有意保全庇護。另一說則正好相反,認爲慈禧太后大權獨掌,身體亦已復元,一定要大刀闊斧作一番整頓,眼前不讓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們兩人置之於法,作爲徹底整飭吏治的開始。

但不論如何,添派惇親王和翁同和會同查辦,意味着案子只會大,不會小,特別是有親王在內,更意味着案內涉嫌的人,不止於三品官兒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員的案件,方派親王查辦。

※※※

從中午審到晚上,商人也好,戶部的書辦也好,都是支吾其詞,始終不肯透露實情,秋審處的總辦,主審本案的剛毅相當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說,“上諭上‘定須究出實情’這句話,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動刑了。”

刑部司官問案,重在推求案情,難得用刑,但這一案情況特殊,大家都覺得剛毅的辦法亦未嘗不可,只有另一個總辦沈家本,態度比較緩和。

“那些票號掌櫃,戶部書辦,平日起居豪奢,何嘗吃過苦頭?只要嚇一嚇他們就行了。”沈家本說,“能不動刑,最好不動。”

“你倒試試看!”剛毅不以爲然,“我原來也是這麼想,無奈民性刁頑,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個結果,此案千目所視,刑部不能丟面子。”

於是第二天問案的情形就不同了,傳了提牢廳的差役伺候着。將人犯帶上堂來,剛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說實話,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從商人王敬臣問起。

“王敬臣,你開票號,豈有不知同行例規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兌,請誥封之類的,應納官項,向例都由票號經手代辦。你們跟六部書辦,都有往來,外省官員匯到票號的銀子,用到什麼地方,那有不曉得的道理?你說,雲南匯來的銀子,是怎麼支出去的?”

“回老爺的話,實在不知道。”

“還說不知道!”剛毅大怒,使勁拍着桌子說:“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齊聲答應。

其中一個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來,對準王敬臣的臉就抽,左右開弓,手法極其熟練。王敬臣“嘩嘩”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兩個牙齒,滿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說“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處分,但其中當然也有出入。王敬臣爲人吝嗇,從吃上官司,一個小錢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經出口,還使勁抽了他一巴掌,將門牙都打掉了。

這一下識得厲害,王敬臣比較老實了,說聽潘英章談過,雲南匯來的銀子,是辦報銷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後,曾經有兩封給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鋪子裡的夥計送去的。

“信上說些什麼?”

“回老爺的話,信是封口的。”

剛毅自己也發覺了,這話問得多餘,便又喝道:“還有什麼話?一起說了,省得費事。”

“小的不敢隱瞞,就是這些話。”

看樣子,也就是如此了。剛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問戶部跟工部的書辦。

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樣老實,熬刑不招。剛毅自覺刑部司官,須格外,不便動用大刑,只好改換方式,請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問。

旁敲側擊,一層一層慢慢往裡逼,總算從戶部書辦褚世亨口中套出幾句話,雲南報銷案是雲南司一張一盧兩書辦擬的稿,派辦處一陳一沈兩書辦經手複覈以後,才送上司官,轉呈堂官畫的稿。

所獲雖不多,無論如何是抓着了線索。剛毅當面向堂官細陳經過,決定採取穩健而不放鬆的宗旨,即刻行文戶部,將張、盧、陳、沈四書辦“嚴密查傳,迅予諮復。”

覆文很快地就到了,說這四個書辦都傳不到,已經奏請捉拿。

“這太不成話了!”潘祖蔭很生氣,“奉了旨就諮戶部,請他們看管書辦,結果還是讓他們逃走。這算怎麼回事?”

“回大人的話,”剛毅答道:“這明明是有意縱放,正見得畏罪情虛。大可嚴參。”

“參是要參的,案子還是要辦,只是線索中斷,如之奈何?”

“不要緊,還有周瑞清一條線索。”

於是據實奏陳,指責戶部雲南司司官“難保無知情故縱情弊”,除查取職名飭令聽候查辦以外,周瑞清既曾與崔尊彝通信,則洪良品所參,並非無因。只是周瑞清爲三品大員,未經解任,不便傳訊,奏請飭令周瑞清將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覈。

此奏一上,不但照準,而且因爲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聽候傳質”。這一下顯得案子又擴大了,不過周瑞清倒還沉着,看到上諭,首先就派聽差當“抱告”,拿了崔尊彝的兩封信呈上刑部。

信裡不過泛泛通候之語,於案情無關。剛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丟,冷笑着說:“這又何足爲憑?崔尊彝給他的信,當然很多,隨意找兩封不關痛癢的送來,以爲可以搪塞得過去,這不太拿人當傻小子了嗎?”

因爲有此反感,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派一官兩役去傳周瑞清。

“這就不對了,上諭是‘聽候傳質’,質者對質,是跟崔潘二人對質,此刻怎麼可以傳我?”

“是跟王敬臣對質。”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說話也很厲害,“上諭並未明指跟崔、潘對質。請吧,‘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

周瑞清無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過,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並非革職,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過分難爲他,邀到部裡,以禮相見,圍着一張圓桌相談,就算是“傳質”了。

問話的三個人,預先作過一番商議,不必問崔、潘賄託之事,就問了他也決不肯說,不如側面探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絲馬跡,有助於案情的瞭解。

這樣,問話的語氣恰如閒談交遊。周瑞清字鑑湖,便稱他“鑑翁”,鑑翁長,鑑翁短,相當客氣,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據實相告。他說他與潘英章一向熟識,跟崔尊彝在以前沒有見過面。只因他有個捐班知縣的侄子,分發雲南,跟崔尊彝一起在軍營裡當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雲南因爲水土不服而得病,全虧崔尊彝盡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緒元年開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舉人中,有一個崔應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這一層淵源,才通信認爲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稱他爲“世丈”的由來在此。他亦承認,崔尊彝對這位“世丈”,常有接濟,但小軍機無不如此,逢年過節都有外官的饋贈,無足爲奇。

“鑑翁,”沈家本問道,“有件事,不知有所聞否?聽說潘道由昆明進京的時候,就不打算再回雲南了,在雲南的產業都已處置淨盡,一家十三口靈柩,亦都盤迴安徽。”

“這倒不甚清楚。”

“據安徽奏報,潘道至今未歸,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現在九月初,計算途程,早該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裡?”沈家本緊接着說:“鑑翁跟他至好,自然有書信往來,可能見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沒有接到過他的信。不過他一家十三口靈柩,都寄停在荊州,或者因爲迂道湖北,耽誤了歸程,亦未可知。”

這話就頗爲可疑,話鋒中聽得出來,崔尊彝的行蹤,他是知道的。不過,既然他不肯承認,亦就無可究詰,很禮貌地將他送了回去。

案子擱淺了。整個關鍵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這兩個人不到案,就是將在逃的書辦抓到了,依然無用,因爲沒有對證,便可抵賴。

就在這個時候,剛毅升了官,外放爲廣東的一個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蔭指派趙舒翹接手,主辦本案。他手裡原有件王樹汶的案子,因爲塗宗瀛調職,接任河南巡撫的李鶴年,聽信任愷的話,力主維持原讞,河南京官大譁,言官紛紛上奏指摘,彈劾李鶴年包庇任愷,因而又指派河道總督梅啓照複審。而梅啓照居然又跟當年楊乃武一案中的胡瑞瀾一樣,站在巡撫這一面。所以趙舒翹建議堂官,由刑部提審,估計全案人犯解到,總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閒的工夫,正好接辦本案。

閱過全卷以後,他提出一個看法,認爲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論事,查覈雲南報銷案中,那一項可以報銷,那一項不可以報銷?

潘祖蔭認爲這話很有道理,並且引伸他的看法,確定了辦理此案的宗旨,將案內所有涉嫌人犯匯齊。審訊對質,要問枉法不枉法,當以應銷不應銷爲斷。

於是傳訊戶部及工部的承辦雲南報銷案的司官,各遞“親供”。有的說:“軍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辦理”;有的說:“查照咸豐年間例案核辦”;有的說:“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覈銷”,各人一個說法,各人一個根據,紛歧疊出而語焉不詳,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卻不知毛病何在?

這就只有一個辦法了,奏請飭下戶部、工部堂官,指派幹練的司官秉公覈算,一時帳簿紛繁,算盤滴答,刑部大堂,熱鬧非凡。

這一來,王文韶裝聾作啞就有裝不下去之勢了,因爲說他受賄鉅萬,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顯得問心無愧。但在他署理戶部尚書任內,已經覈銷結束的案子,奉旨重新覈算,便無異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這樣一個時機。自然又是張佩綸動手,等慈禧太后萬壽一過,便上了一個“請飭樞臣引嫌乞養,以肅政體而安聖心”的摺子,將王文韶貶得一文不值,說他“即無穢跡,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書,束身寡過,殆未能斡旋時局,宏濟艱難;今屢受彈章,望實虧損,度其志氣消沮,憤懣不平,內發嘆吒之音,外爲可憐之意,久居要地,竊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個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樑詩正的故事。樑詩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辭官,而樑詩正戀棧不去,於是高宗趁南巡經過杭州之便,命樑詩正在家侍養八十歲的老父,以爲保全之計。張佩綸認爲這個故事,正適用於王文韶:“例載:親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終養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終鮮兄弟,養親乃人生至樂,當此崦嵫漸迫,喜懼交縈,實亦報國日長,報親日短之際。若聽其去官終養,該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滌塵氛,有田園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祿保身,其子慶鈞,及其交遊僕從,狂恣輕揚,非王文韶所能約束,必令白首偏親,目見子孫不肖之事,憂危惶懼,損其餘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後是在“以安聖心”這句話上做文章,說“皇太后聖躬雖臻康復,猶宜頤養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鄧承修劾王文韶,召見樞臣,二十二日因雲南報銷案,又召見樞臣,此兩日並無內外簡放員缺,亦無各省急遞章奏,當霜風漸厲之時,正幾暇養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職無狀,至增宵旰憂勞。該侍郎夙夜捫心,能無悚愧?”因而要求:將他的這個奏摺,交下軍機處,“令王文韶善於自處。”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將原折發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浹背,識得張佩綸的嚴重警告,如果再不“善於自處”,他還有更厲害的手段,要參劾他的兒子王慶鈞以及門客僕從,仗勢恃強,所作的許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惡毒的是,以爲慈禧太后因爲他的“奉職無狀”而“宵旰憂勞”,當此秋風多厲之際,亦不得安然怡養。這一挑撥,如果忽視,則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測之禍。

於是,當天他就上了個奏請開缺的摺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預期着張佩綸必不罷休,要看他第二個摺子,說些什麼?

張佩綸的第二個摺子,對王文韶展開正面的攻擊,措詞運用,卻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摺子上說他才具不勝,如果慈禧太后據以罷斥,則發抄原折,可以不提雲南報銷案的弊端,對王文韶還算是顧面子。但要說服慈禧太后,則又非提雲南報銷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個附片,指出雲南報銷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雲南司派辦處行走,報銷之弊,當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書吏在內,若於奉旨之日,即密飭司員將承辦書吏,羈管候傳,抑或押送刑部,豈不光明磊落,羣疑盡釋?乃讞傳函牘屢傳,機事不密,任令遠揚,歸過司員,全無作色。人或曰:文韶機警,何獨於書吏則不機警?”

第二疑:“雲南此案報銷,將歲支雜款,全行納入軍需,本非常科,即疆吏聲敘在先,亦宜奏駁,既已含混復準,經言者論劾,若戶部即請簡派大臣複覈,則過出無心,猶可共諒。乃至戶部堂官奏請複覈,始與景廉面懇迴避。風聞銀數出入,散總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兩部,不及候復,率先奏結,尤爲情弊顯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獨於報銷則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爲此案罪魁禍首,既據商人供稱:匯款係爲報銷。狀證確鑿,該兩員即屬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經解任,該兩員不先革職,亦當暫行開缺,乃迭降明諭,但曰:‘嚴催解送’。他樞臣即未見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語?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獨於該兩員處分則不明白?”

字裡行間的指責,慈禧太后當然看得出來,第二疑暫且不論,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書辦逃走,意在消滅罪證。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確有可疑。

因此,持着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開始認真考慮讓王文韶走路。繼任人選,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還要考慮的是,張佩綸分析事理,精到細緻,不光是會罵人、會說大話。然則該當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暫且擱置,於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辭官,又蒙慰留。但語氣跟前不同了,說“覽其所奏各情,本應俯如所請。不過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着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照常入直。”

這“尚稱熟悉”四個字,是軍機章京看風頭所下的貶詞,經寶鋆和李鴻藻商量過,奏請裁可而見諸明發上諭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這四個字的考語,就知道他非出軍機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卻有些拿不定主意,因爲他的親族故舊,門客僚屬,平素出入門下的一班人,聚訟紛紜,意見甚多。主張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認爲反正面子已經丟完了,裡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雖然精明,到底是婦人心慈,不見得會聽信張佩綸的話,罷斥樞臣。再有一派認爲要引退也得等些時候,張佩綸一上彈章,隨即請辭,看來完全受他擺佈,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對這個看法,頗有同感,還想看看再說,無奈壞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蘇巡撫衛榮光奏報,據崔尊彝的家丁呈報,說他家主人在丹徒縣旅途病故。丹徒縣就是鎮江府城,雖爲循運河入長江、到皖南的必經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縣接到崔家家丁的呈報是在十月,何以在鎮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遲一個月呈報,情節自然可疑,所以上諭命衛榮光確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實用不着查,與衛榮光的奏報同時傳到京裡的消息,說崔尊彝是服毒自殺的,這就見得情虛畏罪了。趙舒翹聽得這話,大爲緊張,案中兩名要犯,已經去了一個,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後塵,也來一個“病故”,那時死無對證,周瑞清可以逍遙法外,全案亦就永遠要懸在那裡,因而不能不採取斷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來有擔當,也不必稟明堂官,將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譚升,秘密傳訊,軟哄硬逼,終於又榨出來一些內幕。據譚升供認:崔、潘二人到京後,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還。這倒還不關緊要,王敬臣供出來一段事實,對周瑞清卻大爲不利。

他說:潘英章從他那裡取去的銀票,其中有一張是由百川通票號來兌現的。於是傳訊百川通的店東,承認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來。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拿來一張順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換用了他那裡的銀票,顯然的,這是周瑞清的一種手法,不願意直接使用順天祥的銀票,免得落個把柄。

此外王敬臣還說,有個戶部雲南司的“孫老爺”,也曾經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裡取過銀子。這都是“通賄有據”,戶部奏請將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訊。戶部雲南司的“孫老爺”,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孫家穆,自應查究,亦請先行解任。

照準的上諭一下,趙舒翹立即執行,親自帶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戶部“火房”安置,不準家屬接見。送進去的鋪蓋、用具、食物,無不仔細檢查,連饅頭都掰開來看過,怕內中夾着什麼紙條。

於是,第二天召見軍機,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懇請准予開缺養親。慈禧太后沒有準,也沒有不準,只說:“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軍機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寶鋆和李鴻藻進見。

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見必是爲了諮詢繼任王文韶的人選。照例兩名漢軍機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遺缺應該挑南邊人來補,寶鋆夾袋中雖有人物,但資望都還差得遠,所以他很知趣,將這個人情賣了給李鴻藻。

“蘭翁,”他說:“一上去自然是談王夔石空下來的位子,凡有保薦,請你作主。”

李鴻藻對這件事亦早就想過,但一直有左右爲難之感,形勢很明顯地擺在那裡,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蔭,潘祖蔭是會試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錯,雖然他前幾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壘,但爲國求賢,決不能摒絕此人,不作考慮。

既然如此,不妨聽聽寶鋆的意見,於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請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幷蓄,去取之間,請問佩公,於意云何?”

寶鋆亦很圓滑,不願意“治一經、損一經”,薦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薦能用,也還罷了,就怕薦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這兩位都負一時清望,難分軒輊。只好看上頭的意思了。”

這雖是很滑頭的話,對李鴻藻卻是一個啓示,“看上頭的意思”是最聰明的辦法。

“論資望,論才具,無勝過翁同和、潘祖蔭的。”李鴻藻說:“請皇太后擇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遲疑地裁決,顯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鴻藻接着又說,“不過書房也要緊。翁同和入值軍機,書房是不是要添人?”

“師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說,“皇帝是該騎馬拉弓的時候了,得找兩個人替他‘壓馬’。”

這自然是在滿蒙王公中物色,李鴻藻隨即答奏:“若論騎射,自然是伯王當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彥訥謨詁在毓慶宮行走。”慈禧太后又說,“我看世鐸當差很謹慎,讓他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跟伯彥訥謨詁一起照料書房好了。”

世鐸是禮親王,親貴之中沒有“王爺”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蓮英依禮節跟他下跪,他竟還跪以報,一時還傳爲笑話。李鴻藻心想,禮親王並無內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絕少召見,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說他“當差謹慎”?想來這必是向李蓮英一跪得來的好處。

遇到這種差缺的委派,軍機向來不表示意見,退下來立刻擬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軍機的上諭未見發下,軍機處怕事有變化,不敢聲張。

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始定局。軍機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賀客到門。但翁同和擋駕不見,說是消息不確,不敢受賀。他自己溜出後門去看李鴻藻,打聽情形。

李鴻藻說得很坦率,對他和潘祖蔭之間,無從取捨,雙雙保薦,結果是慈禧太后自己決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貴公子做了二十幾年的京官,平日虛心學習,隨處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規矩和奧妙,一聽李鴻藻的話,立刻便作了個決定,非辭一辭不可。

於是回家便擬了個奏摺,說是軍機處總攬庶政,纔不勝任,而且現在入值毓慶宮,如果兼任要差,怕貽誤聖學,懇請收回成命。

這是以退爲進的手法。因爲“命翁同和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的上諭,午前上呈,午後才發,這就顯得慈禧太后在他與潘祖蔭之間的抉擇,一直煞費躊躇,換句話說,這名軍機大臣是勉強巴結上的。京裡這幾年原有兩句話:“帝師王佐、鬼使神差”,是說皇帝的師傅,親王的輔佐、洋鬼子國度的使節和神機營的差使,都是登龍捷徑。所以照現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譏訕,說他是靠了“毓慶宮行走”這個銜頭,才當上了軍機大臣。所以要辭一辭,表示君子對進退出處,毫不苟且。

當然,一辭辭準了,變成弄巧成拙,豈不糟糕?這一層他有十足的把握,無須顧慮。任命樞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輕易變卦的道理?而況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決不會出爾反爾。這一道奏摺上去,她必定傳諭召見,有一番慰勉獎勵的話說。這樣,一方面是表示固辭不獲,勉任艱鉅,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顧全潘祖蔭的交情,有意謙讓,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進宮,毓慶宮還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蘇拉點亮了燈,看書坐等。眼在書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聽“叫起”的情形。得報一共三起:第一起軍機,是照例的見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蔭,就費猜疑了。

莫非“大勢”有變?翁同和在毓慶宮坐不住了,踱到南書房去觀望風色。一進門便有人紛紛向他致賀,他連連拱手,聲聲:“不敢、不敢!”然後將潘祖蔭邀到僻處談話。

“叔平,”潘祖蔭性情伉爽,一開口就說,“你我都要感激蘭蓀。”

這話費解,他很沉着點點頭,先答應一聲:“是的!”靜聽下文。

“上頭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處在嫌疑之地,軍機上要多添一個人,蘭蓀力贊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辭了。”

這是說潘祖蔭亦入軍機。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軍機上的忌諱。相傳軍機忌滿六人,滿了六個,必定有一個要出事。不過再一轉念,自己正是鴻運當頭的時候,只要謹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無事,也就釋然了。

“說實話,”他趁機賣個人情給潘祖蔭,“如果不是樞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舉,我的摺子上就要薦賢了。”

“承情之至。”潘祖蔭忽然皺起了眉,“王夔石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鈴繫鈴,還得疏通蘭蓀。”

他這話的意思是,王文韶爲張佩綸所猛攻,而幕後的操持者是李鴻藻,只要他放鬆一步,關照張佩綸不再講話,形勢一和緩,則以王文韶學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簾眷”,不致於深究責任,那時就可以設法爲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話未完,蘇拉在門外提高了聲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頭再談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簾而出,由西一長街進遵義門,只見御前大臣貝勒奕劻迎了上來,拱手道賀,他以長揖還禮。

“請吧!不必帶班了。”奕劻指着東暖閣說。

這是穆宗駕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閹,男女之愛,極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師弟之間,所以此時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從中來之感。當時總以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門生天子竟棄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東流,從今以後,逐波浮沉,謹慎當差,免於無咎而已。那知復爲帝師,而且居然參與樞機。撫今追昔,哀樂交併,內心相當激動。

因此,進殿磕了頭,講話時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態,當慈禧太后以“世受國恩、不應辭差”的話相責備時,他作了一番長長的辯解。

但是,講來講去只是“聖學爲重,兼差則恐心志不專,有所貽誤。”慈禧太后當然是一再獎許勉勵,最後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我身子剛好,實在也還沒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說,“我平時想過多少遍了,總覺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爲難。”

說到最後這兩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個頭,再無推辭:“臣遵懿旨,盡力報答,只怕才具不夠,有負天恩。”

“我知道你肯實心辦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沒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說:“潘祖蔭在南書房當差多年,性情雖耿直,也是肯任勞任怨的,我也讓他進軍機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聽慈禧太后不曾開口,隨即跪安退出。

由於王文韶的罷免,翁同和、潘祖蔭的入值軍機,部院漢大臣當然得有一番調動。調動名單,是由李鴻藻主持,他將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許應騤,調補王文韶的遺缺戶部左侍郎。許應騤的遺缺,補了黃體芳,他還在當江蘇學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學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這些調動,對王文韶並無關係。但是,張佩綸九月間由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時更調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兩個月之中,連升五級,這番異樣的拔擢,加以正式擔負言責,使得王文韶驚心動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還將有極難堪的事發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離京。

京官離京回東南各省,通稱“回南”,雖有水旱兩途,但攜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爲水陸交會轉駁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豈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衆多,所僱船隻,一時不齊爲名,在通州賃了房子,暫時住下來等候消息。

人情勢利,官場更甚。俗語說的是,“太太死了壓斷街,老爺死了沒人擡”,因爲太太死了,老爺是現任官兒,自有趨炎附勢的人來送喪,老爺死了,官也沒有了,那個還來理睬孤兒寡婦?王文韶如今丟了官,而且還可能有不測之禍,所以除了極少數至親好友以外,其他平時奔走於“王大軍機”府第,受過好處的人,怕張佩綸、鄧承修等人的筆尖一掃到,牽連生禍,都絕跡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獨處,書空咄咄,大有窮途末路之感。

最難堪的還是他的八十三歲的老孃,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撫內召入軍機,迎養老母。其時直隸、河南都在鬧旱災,但沿途地方官辦差,無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車有車、要伕子有伕子,午晚兩頓必是魚翅席,臨走還有饋贈。一路風光,誰不說“王太夫人福氣好”?

四年之後,境況大不相同。她記得當年在通州“起旱”,由倉場侍郎領頭髮起,大開筵宴,“爲王太夫人接風”,特地傳了京裡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戲。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剛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個“一品鍋”,此後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淚對兒子說:“我一死,你報了丁憂,看在這分上,他們就不忍心再難爲你了!”

“娘!娘!你千萬寬心,好好養息。”王文韶着急地說,“萬一你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他們更有文章好做,教兒子怎麼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嘆口氣,“爬得高、跌得重。這個官不做也罷。”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裡在想,但願雲南報銷案到此爲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斷地來,案子越來越熱鬧,一個牽一個,株連不絕。由孫家穆牽出另一名主事龍繼棟,由龍繼棟牽出御史李鬱華,照例先解任、次革職、然後收捕下獄。潘英章也被革了職“並着雲南督撫和該員原籍湖南巡撫,沿途各督撫一體嚴拿送部。”照這樣子下去,到頭來一定牽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鍼氈,日夜不安,想來想去,不能不在最後一步上有所佈置。於是備了一份重禮,派他的兒子王慶鈞悄悄進京,鑽門路找到李蓮英那裡,將禮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動靜,李蓮英派人將他找了去,王慶鈞見面請安,叫他“李大叔!”

李蓮英便也老實不客氣,稱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現在正在鋒頭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時交好,能盡力我無不盡力。世兄回去說給老人家,等上頭口氣鬆動了,我自然會有話說。總而言之,事情沒有大不了的,不過要等機會,看情形。”

“事情沒有大不了的,”這句話足以令人寬心,“不過要等機會、看情形”,就不妙了。王慶鈞真想說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當,那怕漢口的那家錢莊,雙手奉送,亦所甘願。”

正當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詞,能再許個宏願而又不致太露痕跡時,李蓮英又往下說了。

“事情呢,不是我說,你老人家當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蓮英用低沉鄭重的聲音說:“我們自己人,透句話給你,你可千萬只告訴你老人家一個人。”說到這裡,定睛看着王慶鈞,要等他有了承諾才肯往下說。

“是!”王慶鈞肅然垂手,“有關你的話,我絕不敢亂說。”

“你說給你老人家,該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蓮英說,“六爺多病,七爺又閒得慌。天下大事,都在這句話裡頭了。”

“是,是!李大叔這句話,學問太大了。我回去,照實稟告家父。”

這句話真是含着絕大的學問,王慶鈞還無法理解,只有他父親喻得其中的深意。原來醇王靜極思動,頗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爲皇帝的本生父,鑑於前朝的故事,要避絕大的嫌疑,公然問政,決無此可能,唯有假手於人,隱操政柄,這個人就是李鴻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來,他是屬於恭王一系的。這還不要緊,壞事的是,他又被看作總理衙門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鉢,在主戰的清流,便認爲他難逃媚洋誤國的罪名,自然深惡痛絕,必欲去之而後快。

轉念到此,又找出張佩綸參他的折底來看,其中有一段話,便益具意味了:

“恭親王辛苦艱難,創立譯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興之功,實基於此。而其時風氣未開,人才未出,洋情未盡得,軍務亦未盡竣,文祥齎志以歿;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燾輩出,以應付之術,導沈桂芬背恭親王、文祥臥薪嚐膽之初心,而但求苟且無事。於是人人爭詬病譯署,而外夷乃日益驕矣!比來夷焰稍熄,其機可以自強,而老成漸衰,其勢亦不可以自恃。兩府要政,悉恭親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調攝得宜,始能強固;故譯署之任,宜有重望長才,共肩艱鉅,與樞廷舊臣,合謀協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親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勝任愉快乎?”

看到這裡,王文韶深爲失悔,早不見機,原來清流亦有在“譯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獻身手的雄心。倘或當初保薦張佩綸之流在總理衙門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務,類似對俄交涉中,讓張之洞參預那樣,請派此輩會同看折,又何致於會有今日糾纏膠葛,難解難分的局面?

於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蓮英“該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話比較實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適當的莫如重託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過一番長談,翁同和的短處是不甚肯擔責任,長處是在謹密小心,託他不一定管用,但決無泄密壞事之虞,大可試上一試。

於是,他親筆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派專差送至京裡。翁同和接信並無表示,他倒是有心幫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蓮英的態度一樣,要“等機會、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對王文韶是更爲不利了。

這一個月,京裡大出參案。首先是閻敬銘參奏戶部司官出身,外放爲藩司道員的三個漢人,一個旗人,他們的姓氏是姚、楊、董、啓,以前在戶部素有“四大金剛”之稱。閻敬銘的摺子中說:“苞苴闇昧莫明,往事尤難根究,臣亦不知其現時居官若何?而外則表率屬員,內則關係部習,似此久著貪劣,難謂既往不究”,因爲“既公論之僉同,即官箴之難宥”!所以請旨將此輩“一併罷黜,更不準其潛來京師居住,免致勾結包攬,誘壞仕風。”最後更申明立場:“臣職非糾彈,而忝領度支;此之不劾,無以肅部務而儆官邪!”

摺子發到軍機,寶鋆首先大搖其頭:“既往不究,與人爲善。這樣子追訴,而且都是無根的遊詞,如果也認真去辦,則紛擾伊于胡底?”

當然,“四大金剛”盤踞戶部多年,寶鋆先掌戶部,後來以大學士“管部”管的亦是戶部,也有多年,看到這個摺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覺得所參過於空疏,潘祖蔭認爲閻敬銘要整頓,先得從眼前做起,不宜追論既往。算起來,軍機大臣中只有一個李鴻藻,對閻敬銘抱持同情的態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賞閻敬銘的這個摺子,“這纔是破除情面,這纔是實心辦事。”她說,“好些人當我心慈,不會給人下不去。”又說,“三品以上的官員,放缺都先召見過,意思是我手裡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們打下去,豈不傷知人之明?這些話都錯了!國家不是家務,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覺得這一層上頭,我最拿得穩。施恩是施恩,辦事是辦事,如果覺得自己所喜歡的人,就都是會辦事的人,那就錯到極點了。我兩個兄弟,自然是我喜歡的,但是他們無用,我就不能讓他們負大責任。閻敬銘,我並不喜歡,然而他的說話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聽他的。這個摺子,當然要準,他是爲了整頓戶部,朝廷準了他的辦法,他再做不好,那時候自然可以問他。”

於是“四大金剛”,落了個“均着革職,即行回籍”的處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關了。張佩綸先以雲南報銷案,戶部堂官自請處分,認爲避重就輕,據實糾參,接着是吏部議處,罰俸一年,認爲處分不當,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絕在奏摺上列名。

當閻敬銘奏報雲南報銷案覈算結果,“含混草率”,參劾承辦司官時,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請處分,張佩綸就上奏抗爭,認爲景、王是避重就輕。及至吏部議奏罰俸一年,他又認爲處分過輕,不肯會銜出奏,同時上折說明緣由,要求加重處分。慈禧太后因爲這一案已交刑部查辦,一事不兩罰,所以反倒擱置了。

此外鄧承修參了左副都御史崇勳、巡視東城御史載彩,奉旨查辦屬實,分別革職。還有個與鄧承修齊名的劉恩溥,直隸吳橋人,官居浙江道御史,專好找旗人的麻煩,奏諫措詞有東方朔之風。曾有一個“黃帶子”在皇城內設賭局,爲討賭債打死了一個以賭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屍城下,無人過問。劉恩溥上疏,說這個黃帶子“託體天家,勢焰薰灼,以天潢貴胄,區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幹預。惟念聖朝之仁,草木鳥獸,鹹沾恩澤,而此死者,屍骸暴露,日飽烏鳶,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揚。”詞意若嘲若諷,以揚爲抑。那時是慈安太后聽政,降旨查辦,革了那個黃帶子的爵位。“劉都老爺滑稽”的名聲,就此盛傳九城。

“劉都老爺”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狀元崇綺,他是奉天將軍,府尹叫松林,一般顢頇無能。劉恩溥將他們兩個一起參,其中的警句是:“將軍崇綺,除不貪賄外,則無所長;府尹松林,除貪賄外,亦別無所長。”奏摺發抄,喧傳人口。但真正的新聞是寶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諭:“侍郎寶廷,途中買妾,自請從懲責等語。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於歸途買妾,任意妄爲,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嚴加議處。”

寶廷已經回京,新年中往還賀節,少不得有好事的人問起,寶廷並不諱言,而且喚他的新寵出來見客。這是個長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幾點白麻子。

寶廷一向風流放誕,這一次的“途中買妾”已是第二回,頭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鄉試,寶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闈之前,國防嚴密,摒絕酬酢,出闈以後就輕鬆了,尤其是鄉試,闈後正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菊綠時”。浙江巡撫楊昌浚作東,請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寶廷去遊富春江,訪嚴子陵釣臺的古蹟,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這“江山船”從明初以來,就歸“九姓”經營,叫做“九姓漁戶”。明載大清會典,元末羣雄並起,明太祖大敗陳友諒於鄱陽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遠竄於浙南一帶。明太祖爲懲罰叛逆,不准他們在岸上落腳,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漁爲生,九姓自成部落,不與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況艱苦,打漁以外,不能不另謀副業,好在船是現成的,不妨兼做載客的買賣。嚴子陵釣臺所在地的“九里瀧”一帶,風光勝絕,騷人墨客,尋幽探勝,自然要講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無錫的“燈船”,廣州的“紫洞艇”一樣,極其講究飲饌。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別有一番旖旎風光。

江山船上的船孃,都是天足,一天兩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襪,跟男子一樣,穿的是淺口蒲鞋,但製作特別講究,鞋頭繡花,所以浙江人稱這些船孃,叫做“花蒲鞋頭”。

寶廷是旗人,喜歡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隻船的“花蒲鞋頭”名叫珠兒,有旗下大妨孃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兒水樣的溫柔,寶廷色授魂與,將量才的贄敬,作爲藏嬌的資斧,量珠聘了珠兒。只是這樁韻事,既玷官常,亦幹禁例,所以跟船家約好,他自己由旱路進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兒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來接。結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還是中道變計,化爲黃鶴,根本無法究詰。更無法報官,算是吃個極大的啞巴虧。

這一年典試福建,闈中極其得意,解元鄭孝胥的詩筆,更爲他所激賞。帶着門生的詩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歸浙江的地方官辦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見了這個長身玉立,有幾點白麻子的檀香,納之爲妾。

由於上一次的教訓,寶廷這一次學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換船循運河北上,帶着新寵一路同行。不過也不便明目張膽地同舟共宿,變通的辦法是,自己坐一號官船,另外備一條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兩條船,銜尾而行,到了海寧地方遇上了麻煩。

麻煩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寶廷的聽差自己找的,辦差的驛丞不知道這條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聽差仗着主人的勢,大打官腔,彼此起了衝突。等寶廷出來喝阻時,驛丞已經吃了虧回衙門申訴去了。

海寧知州是個“強項令”,聞報大怒,料知寶廷自己不敢出面來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說主考回京覆命,決無中途買妾之理,冒充官眷,須當法辦。

這一下寶廷慌了手腳。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鬧開來,浙江巡撫據實參劾,丟官還丟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還不失爲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見了知州,坦率陳述,自道無狀。海寧知州想不到他會來這麼一手。到底是現任的二品大員,不能不賣面子,不但放行,還補送了一份賀禮。

寶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寧拜折,共是一折兩片,條陳福建船政,附片保舉福建鄉試落第的生員兩名,說他們精通算學,請召試錄用。這都是表面文章,實際上另外一個附片,纔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須找個理由,他是這樣陳述:“錢塘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閩試婦,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爲妾。”又說:“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層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爲直?”

象這樣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後兩度垂簾,聽政二十年還是第一遭遇見,召見軍機,垂問究竟,沒有人敢替寶廷說話。李鴻藻痛心他爲清流丟臉之餘,爲了整飭官常,更主張嚴辦,因此交部議處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鴻藻一手主持,擬了革職的處分。

這是光緒九年正月裡的一樁大新聞,其事甚奇,加以出諸清流,益發喧騰人口。當然,見仁見智,觀感不一,有人說他名士風流,也有人說他儇薄無行。已中了進士的李慈銘,除去張之洞以外,與李鴻藻一系的人,素來氣味不投,便斥之爲“不學”,而且做了一首詩,大爲譏嘲,用的是“麻”韻:

“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船孃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倡吃白茶。爲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婿漁家。”

這首詩中第二聯的上句,用的是彈劾賀壽慈的故事,下句是說寶廷在京裡就喜歡作狎邪遊。這是“欲加之罪”,寶廷處之泰然,但檀香卻大哭了一場。說起來是爲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個“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實別有委屈。寶廷雖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氣節,輕易不受饋遺,所以也是窮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詩酒風流,欠下了一身的債。債主子原以爲他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風頗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歸京覆命,必定滿載而歸。誰知道所收贄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爲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寶廷還是侍郎,倒也還可以緩一緩,不道風流罪過,竟致丟官,債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門索債,敲臺拍凳,口出惡言。檀香見此光景,不知後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淚洗面了。

寶廷卻灑脫得很,雖革了職,頂着“宗室”這個銜頭,內務府按月有錢糧可關,本旗有公衆房屋可住,便帶着兩個兒子,攜着“新寵”遷往西山“歸旗”。山中歲月,清閒無比,每日尋詩覓句,他那部題名《宗室一家草》的詩稿,亦經常有人來借閱,最令人感興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歸指浙江路,恰向個人船上住。鐵石心腸宋廣平,可憐手把梅花賦;枝頭梅子豈無媒?不語詼諧有主裁。已將多士收珊網,可惜中途不玉壺。”

但最後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記紅裙”,又說:“本來鐘鼎若浮雲,未必裙釵皆禍水”。隱然有“禍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於是有人蔘悟出其中的深意,認爲寶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東林”,涉於意氣,到處樹敵,而且搏擊不留餘地,結怨既多且深,禍在不遠,所以見機而作,彷彿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脫出是非的漩渦,免得大風浪一來,慘遭滅頂。此所以“故留”韻事,“不惜”微名,而裙釵亦“未必”都是“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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