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崇義坊，隴西郡王府。
錦緞包裹的棉芯軟榻之上，李曜正聽人彙報大唐錢莊的籌備事宜。這棉芯軟榻的棉芯，是去年河東所產，河東、河中兩大軍械監遵照李曜的指示，充分發揮想象，將之大量利用起來，這軟榻棉芯也是其中一項。
按照李曜隨口給他們的規劃，棉花的利用要從高端打入低端，也就是先製作一些官宦貴戚所樂於接受的器物，然後再走量，進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自古就是個權威社會，上流社會流行的東西，才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效仿，引爲風氣。因此棉芯被褥、棉芯軟榻、棉芯枕頭等，都已出現，在河東、河中以及關中等地的貴戚之家，大多已經開始使用，反響自然也是不差。
如今比較讓李曜着急的是，棉花的織造工具還沒能立刻跟上，織作棉布的手段太過低劣，試製的一批棉布完全無法作爲外衣織造材料使用，李曜此前提出的“棉衣軍服”計劃，只能是在舊有的布料裡面釘縫一層粗糙的棉布起到加厚保暖的效果。雖然聊勝於無，甚或說比過去的保暖水平確實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對李曜而言，這還差得遠。
任何一門在現代社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技術，放在古代，都是需要很大一個“科技樹”支持的，就譬如這個紡織問題，沒有高效的棉紡機，李曜的設想就只能是空中樓閣。而對於棉紡機的問題，李曜本人完全不懂，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指點，河中軍械監商業司紡織局對此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只能按照軍械監的老辦法，撥款設獎，鼓勵技工們組團攻關。
“遵大王令，大唐錢莊首批開設便有十家，分別設在長安、蒲州、太原、延州、邠州、秦州、華州、代州、雲州、府州。至於各分莊壓庫錢，也都按照大致比例正在轉運當中，約莫再有半月時間，大唐錢莊便可開張無疑。”
李曜點點頭，吩咐道：“記得某此前說的話，在近一兩年內，發行的紙幣總額不能超過壓庫錢，以免在可能出現的擠兌之時造成無錢可換之局。錢莊者，信譽爲本，切記。”
“謹遵大王教令，僕等豈敢或忘。”
李曜嗯了一聲，見那萬年縣令已然等了不少時候，便道：“便是這般了，各自去罷。”幾名管事立刻起身告辭而去。
待他們走後，李曜便吩咐下人將萬年縣令喚入堂中。
“見過右相。”這萬年縣令說來還不算外人，出自河東聞喜裴氏，名叫裴景，字觀致，光啓二年進士及第，入仕至今十一年了。不過話說回來，可不要小看萬年縣令這個官兒，這可是相當於現代的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而且算起來，現在的北京城又豈止像大唐的長安城一般，只有兩個縣區？
李曜笑了笑，命下人賜坐，然後道：“今日政事堂議政，已經決定在長安城外，東面不遠興建自由貿易區，這是你的治區，此事在之前某也曾對你家尊長輩們提過，想來你也有所耳聞……這自由貿易區頗爲不小，至少有長安東市的五個大，你以爲建在何處爲最佳？”
裴景略微有些詫異，不過卻沒有立刻表現出來，而是道：“選址何處，自然是朝廷決斷，右相決斷。”
李曜微微搖頭：“自由貿易區的選址，需要顧及的地方甚多，這其中，對於長安城的消費方式以及消費羣體的把握，則是重中之重。你是萬年縣令，因此某才問你。”
裴景遲疑道：“消費方式和消費羣體？”
李曜簡單解釋道：“所謂消費，你可以簡單得看做是……花錢。”然後略略講了一點商業原則和市場選址之間的關係。
李曜要建立的這個自由貿易區自然是商業區，欲使商業得到發展，首先要明瞭的是這個時代的城市消費方式。
所謂消費方式，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人們消費生活資料、精神產品和勞務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過消費品的種類、數量、質量、結構和消費支出方式等表現出來。大唐市民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費，到文化娛樂的精神文化消費以及對勞動力的勞務消費等等，方方面面無不與商品市場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唐城市消費基本屬於依靠市場完成的商品性消費。
大唐自立國開始，承襲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設上實行坊市制度，即嚴格區分商業貿易的“市”與居民住宅區“坊”，並加以嚴密的管理控制。從京城到各地州縣均設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鋪林立，貿易繁榮。在北方，京城長安東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洛陽南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南方揚州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列置邸肆。廣州乃廣人與蠻雜處，地徵甚薄，於是多牟利於市。
但自唐中期起，商業的繁榮和市場的擴大就日益衝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漸散佈有各式各樣的商肆店鋪，貿易交換不再侷限於“市”內進行。而且，有許多小商販挑着擔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區進行商業貿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嚴格的夜禁制度漸漸放鬆，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興起。如長安崇仁坊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汴州“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大唐城市中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成爲市民依靠市場進行商品性消費最爲重要的硬件。
在商業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大宗商品逐漸形成了以城市爲中轉或最終銷售地的專門市場，爲市民進行商品性消費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蠶市，韋莊有詞雲：“錦裡，蠶市，滿街珠翠”。揚州藥市，“揚州喧喧賣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按照李曜的觀點來看，這是糧食等農產品以及糧食作物和農副產品從生產到銷售表現出來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這也是他派人收集了幾乎全國範圍內的糧食、酒、各種調味品、茶葉、甘蔗、桑、麻、棉花、絹布、蔬菜、水果、花卉、藥材、牲畜(肉魚)、木材等等商品的販運和銷售市場之後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說，城市周圍的各類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大都是經過市場，交換後再來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大唐的市場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一種是一般商品市場，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換的場所，此外還有一種生產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文化娛樂市場。儘管大唐的生產要素市場發展還不完善，但的確已初具雛形。如後世通常講的城市消費服務市場，任何時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費品外，還有以服務形式存在的消費品，即消費服務。
馬克思說這種消費服務的完成其實只能依靠市場來實現。在大唐，城市中飲食、娛樂行業的發展以及遍佈於城市中的奴隸市場、僱傭勞動力市場，爲市民進行服務消費提供了條件。我們曾研究過大唐江南城市經濟，發現大唐江南城市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城市內服務性行業蓬勃興盛。如《金華子雜編》卷下已說到鹹通中，金陵秦淮河上專門有百姓撐了小船以淘河爲業，可以說是今天的河道清潔工。這種爲城市服務的人員一個重要的來源是從勞動力市場上僱傭來的。
浮樑縣令張某秩滿到京師，在華陰碰到了一個黃衫吏，此人對張縣令說：“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腳力”。在延陵縣，陳生可以“求人負擔藥物”，到傭作坊中尋找人爲自己挑擔服務。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種各樣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館爲行商旅客提供着食宿服務。城市中房屋的出租、買賣十分常見。華亭縣令曹朗官秩將滿，不但來到蘇州買了一套大房子，還買了一個名叫花紅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打算長住在蘇州了。
大唐的城市市民，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場的關係十分緊密，無論是一般商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人們的消費絕大部分依靠市場來進行，依靠市場而完成。
另外，不同的消費羣體又有的消費行爲。如果把大唐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劃分階層的話，大致可以分爲三類：宮廷人員、官員等公職人員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業者屬於生產性人口，他們所生產出的產品或由國家徵收，或投入市場出售，他們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費都不得不通過市場交換來完成。其餘大部分市民，包括舉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屬於非生產性人口，其消費行爲只能依賴市場交換。
宮廷和官員的消費與市場的聯繫則經歷了一個逐漸密切的變化過程。唐前期，宮廷的消費品主要來自諸司供給或諸方貢獻，按說是不需要與市場發生任何聯繫的，但這種局面逐漸被“宮市”的出現所打破。
李曜自入長安，就一直在觀察長安的不同消費羣體，他覺得眼下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文化的繁榮，使內廷對市場的需求極爲迫切，與市場的聯繫更加廣泛，內廷人數的增加，更加大了對市場的需求量。與這種大趨勢相適應的是，官府供給系統中市場採購比重逐漸增加。”
這也不是他的孤論，唐人戴孚所著《廣異記》中也曾記載：“薛衿者，開元中爲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說明開元年間，內廷日常飲食用品中相當多的品種就需要到京城的兩大市場上採購。到代宗時，“宮市”由宦官負責，強買強賣引起民怨。“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搶奪之。”且不論“宮市”的強制掠奪性，“半匹紅綃一丈綾”是嚴重的不等價交換，至少政府的“宮市”可以說明在商品經濟強大的衝擊力下，宮廷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市場，當然也說明了唐朝宮廷消費慾望的膨脹。
而對於官員和貴族等公職人員來說，他們的消費品應當分爲兩部分，一是來自皇帝的賞賜，二是來自市場。對於這兩部分所佔比例的多少，從唐前期到中後期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從唐前期的情況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種賞賜和國家的實物俸祿是貴族和官員主要的消費方式，但並非就不需要市場。
比如《唐會要》就曾記載：“貞觀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這條敕文是出於傳統意義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時從側面證明，當時官員普遍有入市的情況，或者說，朝廷出於對高官身份的考慮而從品級上對其加以限制後，對五品以下官員出入市場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語》也記有一則侍中陳叔達爲母買水果的故事：“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匹，以市甘珍。”這可以說是官員及其家屬日常生活消費需要市場來滿足的有力例證。
到高宗時，城市中商品經濟隨着國家經濟的全面恢復而迅速發展，富商大賈涌現，貴族官僚與其交往頻繁。長安商人鄒鳳熾“其家鉅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甚至有些官員也開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經濟對於貴族官僚思想觀念上的衝擊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頻見官員通過市場進行日常生活消費的記載。張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
自玄宗朝始，貴族官僚大範圍地捲入商品市場，不僅大量從事商業經營，而且其個人消費也越來越依賴於市場，尤其是日益膨脹的奢侈性消費。唐後期奢侈性消費的特點之一就是購自市場、得自市場的奢侈品，相對於自產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
另外，大唐官員所得俸祿中，俸料錢在全部俸祿中的比重逐漸上升也可以說是官員階層的消費方式與市場聯繫日漸緊密的重要表現。大唐官員俸料錢支出數量增加，取決於稅收結構中貨幣成分的增長，而稅收中貨幣成分的增長，又是以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爲前提的。因此，大唐官員俸料錢的增加反映了大唐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在生產的基礎上，分配與消費通過交換髮生聯繫，分配過程中貨幣比重的增加正說明交換過程中對貨幣的使用量增加，從而也說明了官員消費與市場關係的日益密切。
裴景明白了李曜的意思，思索片刻，道：“僕以爲，如右相所言，則城東適宜興建自由貿易區之地，當有龍首鄉、進賢鄉、長樂鄉和慶義鄉四處。”
李曜不置可否，只是反問道：“萬年縣計有三十鄉，爲何你便選了這四個？”
裴景笑道：“右相明鑑，萬年縣雖有三十鄉，但右相已指明是在城東，因此城北城南十餘鄉便不消提及。既然只看城東地區，則有長樂鄉、慶義鄉、進賢鄉、樂遊鄉、龍首鄉、芙蓉鄉、苑東鄉、渭陰鄉、崇道鄉、雲門鄉、永寧鄉、義豐鄉、銅人鄉、白鹿鄉、薄陵鄉、大陵鄉、龜川鄉、東陵鄉共計十八個鄉，去掉與南北所離太近的，還剩十一個，再去掉離長安城太原，便只剩六個。而這六個裡頭，芙蓉鄉已經有了芙蓉園，不便再建市集；苑東鄉乃著名踏青之所，廢之可惜。因此，便剩下這四個了。”
李曜聽了，也微微笑了起來，點頭道：“倒也是。不過龍首鄉乃是兵家形勝之處，不宜建作市集，今後或可作屯兵練兵之所。而進賢鄉與慶義鄉離龍首鄉太近，若建市集，將來龍蛇混雜，對龍首鄉屯兵之地未免也是個麻煩……既然如此，便定在長樂鄉罷。”
裴景立刻道：“右相英明。”
李曜恍如未聞，道：“此事需要你與河中軍械監聯手來辦，軍械監方面負責規劃建設用地，而你須得安排當地居民搬遷……裴明府，興建自由貿易區雖是朝廷之命，但當地百姓祖居於此，你雖受命負責搬遷事宜，亦須得講究分寸，務必爲這些百姓安排好新的住所。至於田地，由朝廷一體回購，價格比照市價，比市價略高一二成可也。此事辦成之後，某將派專員督查，明府切勿懈怠。”
裴景忙拱手鞠躬道：“右相吩咐，僕豈敢掉以輕心？”
李曜想了想，一時想不到還有什麼事需要交代，便點頭道：“自由貿易區具體事務，由門下侍郞兼三司使劉崇望、戶部尚書孫偓負責，戶部也會爲此新設‘自貿司’，專門管理此處，明府只須做好後勤即可……便是這些事了，你且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