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蓿的這個問題，問得極其尖銳，李襲吉等人同時朝李曜望去，臉上都忍不住露出一絲擔心，因爲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對於這些可能出資參與建設的各大家族有多大的影響，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李曜在這個問題上的設想。
李曜事前曾經詳細調查河中各大世家，對於靳蓿這個人，他也有比較清晰的瞭解。此人是今天到此的河中五大世家中靳家的主事人，但比較特別的是，他並非靳家的家主，而是家主的二弟。靳家家主靳莆兩年前身染重病，至今臥病在牀，而他並無子息，因此指定二弟靳蓿代掌家主印信。
靳家是河中五大世家中涉及商事最多的家族，而靳蓿本人多年充當兄長靳莆的左膀右臂，對於商業運作的理解尤其深刻，因此剛纔李襲吉將《新城擴建令》的詳細情況一說明，他立即便發現這個最大的問題。原先並未說明出資參與修建東昇新城的股東只能享受十年的利潤分紅，此時卻忽然冒了出來，因此他立刻提了出來，要看李曜如何回答。
這個問題直接牽涉分紅，利益攸關，他一提出，其餘各世家名流齊齊將目光投向李曜。
然而李曜只是無比平靜地點了點頭，道：“不錯。”
鸛雀樓中彷彿瞬間飛進五百隻鴨子，一下子嘈雜起來，各家來賓或發出噓聲，或轉頭與身邊之人交流，面色不是譏笑便是嘆息。也不知是哪個角落裡面，忽然有個聲音叫道：“節帥若是缺錢築城，不如客客氣氣與諸大世家商議，以我河中諸大世家之家底，便是每家爲節帥雙手奉上三五萬貫，卻也不是多麼爲難的事，就當是慶賀節帥出鎮蒲州便是，節帥又何必兜上這麼大個圈子來斂財？”
李曜纔剛剛偏頭去看，另一個角落裡又有一人叫道：“正是，正是。某聞節帥在河東軍械監時，便有千萬之資，民間人稱北地財神，如今持節伊始，又何必作這般殺雞取卵之事？區區十年分紅，誰敢出資入股？”
這兩個聲音都是藏在人羣中發聲，一時根本難以看出究竟是誰在說話，李曜乾脆也懶得去看了，只是呵呵一笑，道：“原來諸位以爲某限期十年，竟然會是一件殺雞取卵之事？”
他這話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有所表示，紛紛安靜下來，目光齊聚李曜臉上。
李曜仍是智珠在握的模樣，語氣平靜得沒有半分波瀾：“諸位，實不相瞞，以河東軍械監此前四年多的經營狀況來看，某以爲東昇新城股東分紅期限超過五年，我這河中節帥府便全然是往諸位家中送錢了……某實不知諸位有何值得驚訝的。”
當下堂中又是一陣竊竊私語，靳蓿眼中精光一閃，似有話說，但搶先站起來的卻是他旁邊的一位錦袍老者，此老拱拱手道：“蒲州馮祺，見過節帥。”
李曜點點頭，伸手微微往下一壓，道：“馮公有話，坐着說便是。”
馮祺便坐了下來，道：“節帥本是天下名士，又是蒲州之主，按說我等實不該對節帥之言有所遲疑，只是俗話說得好，在商言商……”他微微一頓，見李曜面上並無不悅，便繼續道：“節帥說‘以河東軍械監此前四年多的經營狀況來看’，但河東軍械監的經營狀況如何，我等外人如何能夠得知詳情？節帥說一，它便是一，節帥說二，那它便是二……眼下東昇新城之建設，光是頭期建設，節帥便開出一百二十萬貫的盤口，如此一筆巨資，就算是各家分攤，也不是小數，若我等這些家中主事之人僅憑節帥張張嘴便輕易許諾應允，只怕回到家中也不好交代，節帥以爲某此言可還算是合理？”
李曜微微笑道：“甚是合理。”
馮祺便反問：“既然合理，不知節帥欲意如何說服我等願意出資？”
李曜心裡也明白，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最麻煩的就是河東軍械監的賬目，他不可能交給馮祺等河中各家去看。
因此他只能換一種說話方式，道：“當初某初掌河東軍械監時，軍械監每月需要節帥府撥給五六萬貫錢，才能勉強維持正常運作，而當時的河東軍械監有多大規模，想必諸位就算知之不詳，也總有個大概瞭解，某就不多說了。而如今，河東軍械監所下轄有九個司，礦場三十一處，工廠五十三座，另有華錦、食爲天、廣廈、通達四大行會(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這四大行會在河北、中原、關中甚至江南一帶有何等地位，料來也無須某來明言……因此在這工、商二道，河東軍械監實力如何，諸位心中難道還沒個計算？”
馮祺也笑了笑，但卻搖頭：“河東軍械監實力自然舉世無雙，只是如今節帥出鎮河中，這《新城擴建令》也是以河中節度使府名義發出……老朽對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節帥府動工建城，卻由河東軍械監出資？縱然河東河中關係非比尋常，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難以理清之處吧？倘若賬目都難以理清，我輩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釋道：“馮公忘了一點，某不僅身兼河東軍械監掌監尚未去職，即便去職，也不打緊。因爲某如今還是河東四面總攬後勤諸事調度大行臺左僕射，前次晉王來函言道，他平日事多極忙，而右僕射蓋公年老體弱，因此這河東四面總攬後勤諸事調度大行臺日常之事，皆由某來打理。河中節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臺相助，大行臺總攬河東四面諸鎮後勤，各軍械監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說來，河中建城，河東出資，何異之有？”
其實李曜這個說法，要是放在後世，就多少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的意思了。比如河東、河中兩個軍械監，按照李曜的這個思路，就有些國家壟斷企業的意味，不過他是國企出身的人，甚至國企的弊病，因此此時將這些大世家拉攏入局，也是爲了讓他們嚐到工商業的甜頭，日後就可以慢慢引導，使得他們慢慢轉化到自己出資單幹，這也就是後世資本家的雛形。
雖然說，因爲沒有科技革命出現，所以生產力的差距使得這個時代不大可能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但李曜本身也沒有搞這種大-躍-進的意思，他只是將這個時代人的思想進行一些有益的引導，如果——只是如果——將來因爲這些改革措施的出現，使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不那麼封建式的僵化，也許中國的未來會更好。誰知道呢？
當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經濟問題是很複雜的系統工程，更何況這其中還牽涉到中國古代習慣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試探看似激進，實則謹慎。
前世的李曜作爲一個國企中高層幹部，聽過的經濟講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幾節課他聽得頗有意思，至今還能記得。當時那位教授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爲一“總論”。在“總論”中，這位教授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一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着”。
李曜覺得他這兩個詞總結得極好，事實上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幾乎就是在不斷地重複“集權”與“抑商”兩件事。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爲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爲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延續至二十一世紀，這一政體仍然沒有變動。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的這一部歷史，其實質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當政府爲了政權穩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爲了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然會制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如那位教授所說的，“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爲一種平鋪的社會。”當社會被打成散沙後，就不能有民間的力量了，從而專制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中國的史家常常說“均貧富”，其實，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貧”還是“均富”，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是“均富”，傳統集權國家則是“均貧”。在客觀上，中央集權制度必須把民間財富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在這個意義上，“均貧富”，也是集權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確立了國有專營制度後，必設立國有企業體系，而因產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出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歷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出現“雙首現象”——國家的首腦同時是國家的首富。
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終日。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整整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構成爲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制度的有效護衛。
爲了保全財富及獲取更大的利益，趨利的商人集團“本能”地做出兩個舉措：第一，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第二，力圖躋身壟斷集團，積極向政權尋租。
到了唐代，中國就出現了產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累的景象。李曜過去沒有仔細思索過唐代的工商業，但自從他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後，爲了讓做出成效，鞏固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纔開始認真研究這個時代的工商業。
在他看來，唐代工商資本的四種流向：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和轉化爲高利貸資本。其實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進入明清之後，財富向權貴、政府和土地聚積的速度更爲加快，當時出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爲一個鮮明、對應的歷史現象。
可惜此時的李曜回不到現代社會，無法對自己的思考進行求證，其實這樣的結論在後世中外學界幾乎是個公見。法國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而中國歷史學者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曾斷定，“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爲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一位學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也給出同樣的結論：“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在一箇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制力出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經歷一次大的社會動盪，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制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往往成爲最早被侵害的族羣，因爲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產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產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歷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制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制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制度的貪婪。制度對權力的貪婪之大，超過任何個人。在中國，這種最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正是在這一制度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出早慧而後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來，特別是他在河東軍事集團內部地位上升，最終出任河中節度使以來，這段時間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朝廷或者各節帥府，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縱然是在他穿越前身處的時代，也沒能給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沒有“成規”可以生搬硬套。不過他畢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那就是：政府或者說朝廷、節帥府可以控制一些關鍵性產業，而將其他產業的發展，全面放權交給資本集團。但因爲方纔所說的商人集團跟權力集團固有的矛盾，河中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饞李曜畫出的這個利益燒餅，一方面又對李曜的說法有着本能的懷疑，也是因此纔出現這些世家一方面對李曜的宴請趨之若鶩，一方面到了之後又對各種“疑點”盤根究底。這種矛盾心態，其實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夠的思想和行動準備。
事實上這次建設東昇新城的事，按說李曜手握實力強大的河東軍械監，並不是不能一力承當，但他仍然頒佈了《新城擴建令》，希望以利誘導，讓河中各大世家進入他所開創的工商產業白白分一杯羹，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來讓這些嚐到甜頭的大世家發現這個巨大的財源，然後主動開拓這些方面的事業。畢竟這個時代，大世家通常也就是大財閥，而只有大財閥，纔能有足夠的資本來做這些事。否則的話，讓李曜現在來進行一場唐代的圈地運動，他肯定又會於心不忍，心中糾結記掛着那些被強行盤剝失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農民、小手工業者。也許任何改革都會有陣痛，但他終究還是希望將這種陣痛降低到最輕微的程度。
至於說李曜用到的手段，說到底，他無論帶兵打仗還是發展工商，其最擅長的，還是威逼利誘，雙管齊下。一邊給你壓力，一邊給你利益，在大棒加胡蘿蔔的態勢下，誰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李曜這番話說完，馮祺正準備說話，忽然聽見外面一個熟悉的女聲大聲道：“河中盛會，只限三千貫入股資本，奴雖女流，難不成便入不得股、分不得紅了？蒲帥可願奴家這淮南人也來分一杯羹？”
李曜心中一怔，暗暗稱奇：“楊潞？她怎麼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