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伊克昭盟武警支隊招待所。
徐衛東敲門叫醒我們時,窗外還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錶,凌晨四點。
三分種內收拾利索後,徐衛東開車拉着我們出市區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後車子下了公路,感覺是進了一片荒無人煙的沙地。
在一個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衛東熄了車,從手邊摸出三個牛皮紙的檔案袋,看了眼上面的標註,分別丟給我們三人。
我疑惑的打開那個上面寫有我名字的檔案袋說:“這是什麼?”
徐衛東低頭點了支菸,臉的輪廓在打火機跳動的火光下映的有些跳躍,他抽了口煙說:“在最後一頁簽名。”
我抽出檔案袋裡的文件,封面鮮紅的“調令”兩字直刺入我的眼簾,大概掃了眼才明白,這是一紙把我調往伊盟武警支隊的調令。我擡起頭與同樣滿臉茫然看着我的寧志和鄭勇對視了一下,寧志突然問道:“爲什麼?”
徐衛東擡起眼皮冷冷的掃了他一眼,說:“完事了我告訴你爲什麼。”寧志忙把下面的話生生嚥了回去,低下了頭。他見我們三個還在猶豫,說:“不籤也行。”說着就要奪我們手中的文件。我一邊躲一邊說:“筆,沒筆。”
徐衛東一拍腦門說:“對,忘了給筆了。”說完打開車子扶手箱翻騰了半天,拿出一支圓珠筆。
徐衛東接過我們簽好的文件掃了一眼,說:“你們這字真該練練。”說完閃了幾下車燈。很快從不遠處跑來兩個身着武警制服的人,對着徐衛東立正敬禮。徐衛東把那三分文件拍到那人胸口,用下巴指了指車內說:“驗驗嗎?”
那人一個立正說:“不敢。”
徐衛東對我們說:“出來,見見你們支隊長。”
我們三人下了車,還沒說話,徐衛東說:“行了,沒問題就簽收,帶他們幹活去吧。”支隊長和徐衛東打了個招呼,對我們招招手說:“跟我來。”
我們三人跟着他往裡隘口裡跑了十幾米,才發現裡面一共停着十幾輛車,數十武警戰士早已將這個地方圍得水泄不通。支隊長帶我們到一輛車後,對邊上的警衛使了個眼色,那個警衛拉開後備箱,他走過去鑽進車內,不多時出來扔給我們一人一個大墨鏡和一個防爆頭盔,示意我們戴上。周遭本來就霧濛濛的,戴上墨鏡和頭盔後就更是什麼都看不清楚了,我們摸索着跟下了車。支隊長掀起後備箱,裡有一個槍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動步槍,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藍光。支隊長說:“上車檢查槍支彈藥,今天的任務是槍斃死刑犯。”
拿了槍正要擡腳上車的我聽完這話後一個趔趄差點兒絆倒。人形的靶子我打過,人是真沒打過。儘管我們都清楚那是早晚的事,而且訓練時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當罪犯,每次我也會把準星後的靶子想象成一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但這次聽到要真槍實彈擊斃罪犯了,還是大吃一驚——在區區兩個月前,我們還只是某指揮學院裡的普通學員。現在,因爲眼前這個叫做徐衛東的人,我們就成了死刑執行人,要用手中的槍去結束別人的生命。
我們是昨天傍晚接到命令隨徐衛東從北京出發的,一路無話狂飆三個小時就到達伊盟。
昨晚在招待所的房間裡,鄭勇興奮異常,整晚喋喋不休,臨睡前在被窩裡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樂着說:“看到沒?活兒來了!你們猜是什麼類型的任務?”
寧志卻沒當回事:“我估計是演習。”
儘管我對這次任務一無所知,但直覺告訴我,我等的這一天終於來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務等我們去完成。我很興奮,更多的卻是不安。
這是一種對於未知事物的惶恐,徐衛東兩個月前從105個學員裡選出我們三個來的時候,我就有過這樣惶恐的感覺。因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論體能論謀略我絕對不可能排到前三十,寧志和鄭勇跟我是半斤對八兩。我們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讓徐衛東把我們挑出來?
我總想從徐衛東的一言一行裡找出點兒邏輯來,但他除了走路帶風、老皺着眉、說話聲音特別低之外,本身也沒什麼特別之處。
鄭勇和寧志還在漫無邊際且毫無根據地猜測着任務,我不想參與,閉着眼又睡不着,不由想起了兩個月前的那個深夜。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徐衛東。
也是在凌晨的這個點兒,用緊急集合哨把我們集合在操場上,我們三人從此就走上了一條註定跟其他同學不一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