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個駐外使節,對國際總體形勢判斷把握是否正確,是否客觀實際，對其是否能比較好履行駐外大使的職務，是關鍵性因素。
胡適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毫無疑問是有着他特有的敏銳目光和準確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傑,針對當時中日形勢,他分析了兩個可能的局勢:“(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爲,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
一個星期後,胡適再度致信王氏,強調“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進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如何可以‘促其實現’?”他認爲只有中國首先自己堅持抗戰,不怕犧牲,“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四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纔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適致電蔣介石,對國際形勢和中國對策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美蘇兩國均不願中國講和,就目前情形論,此言已得印證不容再有存疑。蘇俄不願我講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國不願我潰敗,故願經濟援助。故就我國現況言,惟有等待時勢演變。”
作爲駐外使節,僅僅具有對形勢的正確判斷還是遠遠不夠的,他還必須通過自己的外交努力爭取形成對對自己國家，較爲有利的國際環境。
長期以來學界幾乎形成一個共識——弱國無外交。抗戰初期的國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但事在人爲，弱國可以通過強有力的外交攻勢,廣泛地爭取外來同情和支援,從而爲自己贏得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在這一方面，胡適利用他的留美經歷以及對美國社會的充分了解。發揮他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格和淵博的學識，同美國朝野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爲中國的抗戰贏得了美國廣泛的同情和切實的支持。
“使國際情勢於我完全有利”局面的形成,雖非胡適一人之功,但胡適也確實作出了與他本人和他的使命相適應的貢獻。他竭力促成的桐油借款、滇錫借款等對中國抗戰意義重大,他的努力使美國孤立主義操縱的中立法修正案宣告擱置,他的不懈努力，使當時幾成定局的美日妥協的最終失敗。胡適這個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挺身而，充分地運用了一個學者擁有的知識和智慧，更將以演講爲主的宣傳攻勢發揮你到了極致。
因爲有對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整體把握，也就使胡適能夠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相對應的總體戰略，也就是他所謂的自處之道。在美日開戰成爲事實之前，中國的自處之道究竟應該是什麼？胡適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苦撐待變”。
這毫無疑問是胡適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的極爲重要的貢獻。
“苦撐待變”這一觀念，早在1937年就已經在胡適心中逐漸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陳布雷的電報中首次寫道：“適等深知國力之艱，待援之迫，然此時舍苦撐待變一途，實無快捷方式。”
胡適之所以提出這個觀念或許有一個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擊了在長江航行的美國兵艦（1937年12月12日），在美國激起了人民的義憤，這使得胡適得到一個啓示，那就是美國原先的“厭戰貪和”心理並非言語筆墨所能改變，然而一旦日本對美國施加暴行，則人民情緒將急速改變。
這從美國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如若類似事件再發生幾次的話，則戰爭必將難以避免。而胡適接觸到的美國明智的“政府要人”，也不時向胡適傳話：“只要中國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轉變”。換言之，胡適的“苦撐待變”並非憑空設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員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後，胡適在與朋友的來往書信中經常提及這個觀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適在致蔣介石的信件中更進一步地正式使用了這個觀念。
胡適對當前局勢做了一番分析，向蔣介石說明，美國運用它的國力去爲中國爭取和平的時機尚未來到。但是，蘇聯和美國都不願意中國去和日本進行和談，因此蘇聯纔會向中國提供武器，而美國也向中國提供借款。有鑑於此，中國的最上策就是“苦撐待變”。
不久，胡適在一次演講（紐約，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開推出這個觀念。他指出，由於美國的支持對於中國抗戰至爲重要，因此中國必須堅持作戰，等待改變的到來。
隨着時間轉移，胡適對於這個觀念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加，對於它的內涵也逐漸說得更清晰。“苦撐”的意思是中國必須竭盡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戰，並儘量延長作戰時間。而“待變”的意思是中國必須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轉變成爲對中國有利。這個觀念作爲一個口號，頗能精確地表達胡適心中對於抗戰中的中國所能做的選擇，也表達了他的對美政策目標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爲中國取得何種成果。
誠然，胡適從來未曾宣稱他可以對世界局勢的變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發展確實是前後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適就已經形成一種看法，認爲中國一旦做出抗日的決定就必須準備去承受“絕大犧牲”，獨立苦戰三四年，領土大量淪陷，國家受到嚴重破壞，然後太平洋戰爭纔可能爆發。
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必須做好孤軍抗日的心理準備。胡適1937年10月1日在舊金山的一場演講中表達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國遲早會被捲入戰爭。他說：在我們的世界裡，戰爭與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
假如一場戰爭進行得夠久的話，它就會把其他的國家也拉進戰爭。不管人們是倡導中立法或是和平主義論調，都無法使他們置身戰爭之外。同樣的那些侵略國家中愚蠢的好戰者，他們既然能夠強迫人們參與上一次戰爭，他們也同樣能夠把人們拉進當前的這場戰爭。按照這個邏輯，胡適所致力的目標就是鼓勵中國咬緊牙根單獨作戰，一直等到其他國家被迫參戰爲止。
1938年夏末，胡適告訴陳布雷：“歐戰必演成大戰，甚難挽回。”這樣就會使國際局勢爲之活躍，而“我必須咬牙苦撐，立定腳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動態”。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於紐約市的演講中胡適把這個想法說得更爲明晰：中國的最後勝利必須依賴兩個因素：一，它必須堅持繼續作戰，而它也別無選擇，只能繼續作戰。二，在中國的長期抗戰中，國際情勢很可能轉變成爲對中國有利，對日本則不利。
1939年1月，胡適自認爲已經從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幾個令人振奮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國給了中國經濟援助，而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區加強軍備去對抗日本的威脅；等等。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多次向胡適表達，只要中國咬牙堅持的耐心等待（苦撐），最後必將得到較爲滿意的結果。
在1939年4月19日的會談中，羅斯福就告訴胡適，中國應該堅持抗戰，因爲世界局勢可能朝兩個方面發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戰爆發，則日本和蘇聯的關係必將惡化，甚至引發戰爭，而這對中國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戰不爆發，則日本可能希望尋求和平而相應去改變它對中國的政策。
胡適電報向蔣介石報告其與羅斯福會談經過，而在胡適眼中，蘇聯和日本關係的發展及歐洲局勢的發展，都與他原先所預大致相符。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適又向蔣介石發送一份詳細報告，闡述對國際事務的觀點。他反覆強調，雖然世界大局的發展並非中國所能掌控，但是中國的堅持抗戰仍然是強迫日本在國際上冒大風險的最有效方法，而這也是中國唯一能夠做到的。
胡適列舉了美國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證明它們全部都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在把美國1917年和1939年的態度做了一番比較之後，胡適認爲世界大局對中國越來越有利，因爲美國政府單方面廢止美日商務條約只能迫使日本面對左右爲難的選擇，那就是要麼向美國讓步，要麼導致美日關係全面破裂。胡適接着以他本人對於日本國民性的瞭解作爲依據，預測美日關係破裂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蔣介石最初的反應是認爲胡適言之有理。因爲胡適終究是中國人中最有資格解釋和分析美國政治社會現象的權威，他的言論當然具有分量。再說，蔣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發展果能如他所願。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蔣介石依然習慣性地透過胡適去看中美關係。當蔣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聽說羅斯福剛剛把大西洋艦隊部分兵艦轉調到太平洋地區時，立刻感到非常振奮，認爲羅斯福終於拿出勇氣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了。
因此，在一段時間裡，“苦撐待變”基本上成爲國民政府的大政方針。
而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提出的持久戰的思想，與胡適的“苦撐待變”。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但持久戰和苦撐待變顯然是同一思想。
胡適的“苦撐待變”的思想，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重要的意義在於：“苦撐”可以使國人認識到這場戰爭的長期和艱難。而“待變”則可以使國人看到前途總歸是光明的，所謂希望在前，可以激發起克服眼前苦難的決心和勇氣。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胡適多年主張的“苦撐待變”終於變成現實。次年5月17日,胡適致信翁文灝、王世傑說:“我在這四年多,總爲諸兄說‘苦撐待變’一個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變了。但現在還沒有脫離吃苦的日子。還得咬牙苦撐,要撐過七八個月,總可以到轉綠回黃的時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