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胡適陪杜威到天津。1月2日，杜威在天津作《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的演講，他在講演中闡明：爲我主義是假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是真的個人主義，真的個人主義具有獨立的思想、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負完全責任。胡適擔任翻譯。
3日，胡適在天津學生會聯合會的學術演講會上演講《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後於1月26日寫定該文。
這一次，胡適簡直是用詩一樣的語言進行講說，即便是現在讀起來，也不能不讓人激情飛揚。還是那句話，解讀他的文章，不如讀原文，我們不妨節錄如下：
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念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日本的）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裡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卻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爲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裡奮鬥的生活；是霸佔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觀念有三條：
一、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爲你才動手改這一種制度，其餘和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掣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爲社會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牽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二、因爲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
三、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那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鬥。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鬥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爲新村，使舊生活變爲新生活。
我且舉一個實際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來，有一種運動，叫做“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這種運動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學的畢業生，——在本城揀定一塊極齷齪、極不堪的貧民區域，買一塊地，造一所房屋。這班人便終日在這裡面做事。這屋裡，凡是物質文明所賜的生活需要品，——電燈、電話、熱氣、浴室、游水池、鋼琴、話匣，等等，無一不有。他們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頑皮的孩子，——都招攏來，教他們游水，教他們讀書，教他們打球，教他們演說辯論，組成音樂隊，組成演劇團，教他們演戲奏藝。還有女醫生和看護婦，天天出去訪問貧家，替他們醫病，幫他們接生和看護產婦。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醫院。因爲天下貧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們眼見那高樓大屋的大醫院心裡以爲這定是爲有錢人家造的，決不是替貧民診病的；所以必須有人打破他們這種見解，教他們知道醫院不是專爲富貴人家的。
還有許多貧家的婦女每日早晨出門做工，家裡小孩子無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們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裡，有人替他洗浴，換洗衣服，喂他們飲食，領他們遊戲。到了晚上，他們的母親回來了，各人把小孩領回去。這種小孩子從小就在潔淨慈愛的環境里長大，漸漸養成了良好習慣，回到家中，自然會把從前的種種污穢的環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時時同這種新生活接觸，漸漸的改良了。我在紐約時，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華德女士（Lilian Wald）辦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條街上的貧家子弟演戲，演的是貝里（Barry）的名劇。我至今回想起來，他們演戲的程度比我們大學的新戲高得多咧。
這種生活是我所說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我所說的“變舊社會爲新社會，變舊村爲新村”的生活！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來的！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做這一類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現社會的獨善生活，我們的新村就在我們自己的舊村裡！我們所要的新村是要我們自己的舊村變成的新村！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裡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麼興旺？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丟開這許多的事業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們放着這個惡濁的舊村，有什麼面孔，有什麼良心，去尋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可以設想，胡適在做這個講演時，聽講演的青年學生們會怎樣的心潮澎湃。
1920年3月21日，胡適在林長民家，初次見到上海求學時給自己很多思想啓迪的梁啓超。
胡適在1918年11月20日曾致信梁啓超，希望到天津拜會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並順便向他請教墨學問題。可惜因梁啓超臨時有要事，未能如願。
二人見面之後，在墨學方面常有交流辯論。1921年2月，胡適爲梁啓超的《墨經校釋》作序，“頗有所辨正”。是年4月，梁啓超送還胡適請他指教的《墨辯新詁》，寫了兩封信與他辯論。
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經校釋》出版時，粱啓超把自對胡適序言的答辯放在書前，把胡適的序言放在後面。胡適在日記中認爲此舉“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適寫成《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一文。對於1919年底自己曾參與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胡適承認有些草率和不切實際，他認爲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根本錯誤在於只做了“工”的計劃，沒有做“讀”的計劃。胡適希望有了組織可以使工讀容易實行，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胡適認爲“工”的方面應該注重分工，注重個性的不同；“讀”的方面應該採用互助的組合，應該注重自修能力的培養。
胡適不僅重視大學對於推動高等學問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視中學對於普及知識，培養基本素質的作用。
3月24日，胡適寫成《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在這篇文字中，胡適擬定了一箇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1)人人能用國語自由發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會。胡適除了提出自己關於中學國語文(白話)、古文教材與教授法的設想外，還提出“演說與辯論”作爲國語與國語文的實用教法，他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指出“演說辯論最能幫助學生養成有條理系統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適非常注重文法，認爲不懂文法的人，絕不配成爲國文教員，應該把文法與作文歸一個人教授。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命令，自本年秋季起，國民學校的一二年級教科書全部改用國語。這一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舉辦國語講習所，胡適去演講了十幾次，爲國語的普及積極努力。
5月，胡適參加國語統一籌備會在北京的會議，並擔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