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康點點頭，黃老闆說我就要這種降頭，有嗎。登康說那還是得需要對方的頭髮、內衣和照片。黃老闆想了想，稱就算想破腦殼，也要達到目的。
幾天後，黃老闆還真弄來了這些東西，因爲他在跟蹤後發現，採購者給盧老闆送去物資後，會把一些東西帶回車拉走，其中就有盧老闆等人的換洗衣物。司機把車開回盧家，交給盧老闆的妻子去清洗。那天盧夫人可能有急事，把送回來的衣物放回家後，就急匆匆地跟表妹出去辦事。
黃老闆僱了個高明的小偷，潛入盧老闆家中，偷出兩件內衣褲，又從桌上拿走相架。黃老闆從內衣褲上找到僅有的幾根體發，交給登康，同時送來的還有一大塊圓形的石頭。
登康將這些東西在午夜施法的時候燒掉，研成極細的粉末，再混入水中搖勻，這水就成了降頭水。黃老闆拿走降頭水，用極細的針在依雲礦泉水瓶頂部鑽洞，把降頭水滲進去。在下次跟蹤採購者時，事先在超市中假裝購物，把做過手腳的礦泉水混在貨架中。等採購者進來，把貨架上的一整排依雲礦泉水全都買下來並裝上車。
既然得手了，要做的就是等待盧老闆病發。按登康的說法，降頭水被喝下後，五天之內會覺得腹痛難忍，如果在附近施降，就能把任何東西以黑巫咒移入對方腹中。
大概過三四天，黃老闆給我打電話，說盧老闆與一個男子開車離開圍村，不知道是否去醫院看病，但從外表來看，盧老闆是被那男子攙扶上汽車的，還捂着肚子。方剛連忙開着那輛麪包車，載上我和登康出發，按黃老闆跟蹤者提供的路線，我們很快就跟上了盧老闆的那輛車，是一輛白色的豐田SUV汽車。
方剛儘量讓汽車和盧老闆的車平行，透過車窗，我只能隱約看到盧老闆坐在車後排，垂着頭。登康開始施降，他拿出那塊放在木盒中的大圓石頭，蓋上盒蓋，用小刀割破中指，用血在木盒外面寫了很多咒語，最後把木盒放在地上，雙手同時按着盒體，低聲唸誦經咒。
在黑巫咒的作用下，我的太陽穴特別地疼，用大拇指怎麼按壓也沒用。施降的過程持續了約二十分鐘，這段時間內，我們的汽車始終和盧老闆車一前一後，最多沒超過十米遠。
盧老闆的車停在醫院門口，目送着他被司機攙扶進醫院，登康告訴方剛可以回去了，方剛就把車駛回夜總會。
在頂樓的房間裡，黃老闆焦急地說：“會有效果嗎，大概要多久啊？”
登康說：“三到四天左右，這段時間我必須每天在醫院附近施咒，盧老闆的肚子也會越來越大，等到第四天木盒變輕，就可以了。”
黃老闆派人去那家醫院，想辦法弄到住院手續，就住在盧老闆的隔壁。這其實是當初盧老闆僱的那位越南降頭師的手段，現在反過來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巧不過。到了深夜，登康就被方剛開車送去醫院，來到病房施咒，一連四天。到了第四天凌晨，當登康回來時，我看到那個木盒已經被人抱過來，我打開看，裡面空空如也。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黃老闆告訴我們的了。他稱那天早上護士發現躺在病牀上的盧老闆已經死亡多時，連屍體都僵硬了，肚子脹得像懷了三胞胎。擡上擔架的時候，發現屍體特別地沉，而且肚子極硬。最後屍檢打開腹腔，醫生告訴盧夫人說她丈夫的遺體肚子中有塊巨大的石頭，盧夫人當時就昏過去了。
事情圓滿辦成，黃老闆非常感激我們三個人，包了十五萬港幣的紅包給我們，我心想這個數字還不錯，每人五萬，誰也別打架。
這樁生意我從頭到尾都懸着心，好在黃老闆不是印尼的那個汪夫人，沒有對我們打歪念頭，估計也知道我們和陳大師是好朋友，也不敢動什麼別念吧。
但盧老闆的兩個孩子，讓我始終記掛着。我想讓黃老闆派人跟蹤，看他的兩個孩子有沒有大礙，黃老闆只是嘴上答應，卻一直沒辦。我自己又不敢獨自調查，也只好作罷。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當年盧老闆的那兩個孩子是否也會腹痛難忍，甚至早已死去。
我把黃老闆剛開始給的五萬港幣訂金，再加上五萬交給登康，剩下的十萬我和方剛平分。登康雖然性格怪異，對錢卻不是很計較，爽快地接過十萬港幣收起來，他對我很滿意，稱以後有生意儘管找他。
“鬼王那邊的事情，你到底是怎麼解決的？阿贊巴登還要在泰國偷偷摸摸地躲上幾年？”方剛問。
登康嘿嘿笑着：“忘了告訴你們，他沒事了。”
我驚訝：“什麼叫沒事了？”登康說，他早就回菲律賓和鬼王說過，就稱那次皮滔在酒店被降頭師合夥弄死一事，根本就不關巴登的事。他一直在曼谷的朋友家居住，而皮滔是死在湄猜，那個降頭師只是長相和穿着與巴登比較像，所以就傳訛了。鬼王也沒多問，畢竟他對這幾個徒弟也不是很在意，早就各自單飛，他只是不希望被大家說鬼王派的幾個徒弟之間都在殘殺，會看不起鬼王派的人而已。
方剛生氣地說：“那你怎麼不早說？害得我一直把他安排在曼谷的郊區躲藏，還要替他付租金！”
“我只是忘記了嘛，反正那傢伙生性喜歡清靜，躲起來也好。”登康擺出一副令人生厭的表情。
把登康送到機場，我和方剛也向陳大師告別，準備回泰國去。那天阿蜜請我吃飯，她特別高興，說自從艾倫被下降的事解決之後，艾倫就對她特別地好。我忽然想起那個叫米莉的女孩來，就問她怎麼樣了。
阿蜜恨恨地說：“那個賤人，早就被打成殘廢，兩條腿全斷了，後半生只能坐輪椅。她無父無母，在香港只是租公屋住，現在也沒人照顧，是死是活都不一定呢！”
我非常驚愕，說總不能看着她自生自滅吧，阿蜜笑着說：“田七先生，你有英文名嗎？要不要我幫你取一個？我們香港人不習慣在中文名後面加上哥哥這個詞，覺得特別土氣，不過你們內地人似乎都喜歡這樣叫。”我心裡不舒服，腦子中總是浮現出那天在夜總會頂樓，米莉被打得滿臉是血、渾身是傷的場景，毫無吃飯興趣。
兩天後，我和方剛飛回泰國，那幾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實，經常做噩夢，不是夢到那個連面都沒見過的盧老闆躺在我身上，肚子中的石頭讓我喘不過氣，就是夢到他的兩個孩子坐在我牀頭，捂着肚子叫疼，不然就是夢到滿臉是血的米莉在後面追我，說我害了她。
在我去泰國當牌商之前，我極少做夢，可這兩年中，我不但經常失眠多夢，而且做噩夢的次數也越來越多。那時候總以爲是壓力大，遇到的事太多，對普通人來講，這些經歷都是根本不可想象，聽了也不信的，而我卻覺得並沒有多自豪，其實在那個時候，我都是一步一步滑到那個地步的，其中有別人的強迫，也有自己的原因。
過了大概十幾天，關於盧老闆的噩夢才漸漸消失，我也就放鬆了警惕。其實就和溫水煮青蛙一樣，我就是那隻青蛙。
那天，我接到方剛的電話，稱讓我去芭堤雅找他，有兩條佛牌勻給我。我心想這事還用得着特地叫我過去？不過我已經習慣了在羅勇、芭堤雅和曼谷三個地區之間來回跑，不是到曼谷接送客戶，就是去芭堤雅找方剛花天酒地，有事沒事都可以，所以也沒多想。
我哪知道，那次方剛叫我去，其實不是就爲了兩條佛牌，而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