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易文：五四時期參加赴京請願活動的回憶
管易文，五四運動期間，他曾與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一起，組織“天津學生聯合會”，舉行罷課遊行，反對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並參加赴京請願團，遭到反動軍閥政府的逮捕。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我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當時的姓名是關錫斌。
天津的學生愛國運動是由天津南開中學馬駿、北洋大學諶小岑、高等工業學校諶志篤、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郭隆真、鄧文淑（鄧穎超）等人發動起來的，周恩來同志當時正在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參加領導天津的學生運動，並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積極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的開展，並喚起各界愛國人士一致行動。
1919年8月，山東濟南發生山東軍閥馬良鎮壓學生運動、槍殺愛國人士的慘案，激起天津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的極大憤慨。天津各界聯合會組織了一個赴京請願代表團，於8月23日會同北京和山東的代表3000餘人到北京新華門（那時有圍牆，東西兩邊各有三座門），向總統徐世昌請願。徐世昌閉門不見，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門旁的欄杆上，對總統府大聲疾呼，叫徐世昌出來。我還對持槍軍警說：“我們都是愛國學生，要救國，你們軍警爲什麼包圍我們？你們爲幾塊錢，便做看門狗，給壓迫你們的人看門！”有幾個軍警聽了就把槍放下了。這時忽然有一個警官用槍托猛打我的頭部，頭破血出。張若茗、張嗣婧等人急忙將我送到米市大街青年會三樓，包紮好傷口後，囑我不要出去。但在他們走後，我又到新華門去
了。
這次赴京請願歸來後，周恩來、馬駿、諶志篤、郭隆真、鄧文淑、諶小岑、張若茗、李錫錦和我等人研究，必須加強組織，共同奮鬥，才能救國。於是發起成立了“覺悟社”。“覺悟社”於1919年9月在草廠庵學生聯合會地址召開第一次會。參加的有南開中學的周恩來、馬駿、潘世綸、薛撼嶽、李震瀛，高等工業學校的諶志篤，北洋大學的諶小岑，直隸第一女子師範的郭隆真、鄧文淑、李毅韜、張若茗、鄭漱六、張嗣婧、劉清揚等。“覺悟社”由周恩來、馬駿、諶志篤、郭隆真、鄧文淑領導，成爲領導天津學生運動的核心力量。
同年9月下旬，爲抗議山東軍閥馬良殺害愛國人士，山東、江蘇、湖南、湖北等省，聯絡天津各界人士再次赴京請願。天津代表中，學生有郭隆真、張若茗、薛撼嶽、黃愛等，各界代表有馬千里、時子周、馮復光等。10月1日，代表們到新華門，要求面見總統徐世昌，徐派出總統府參議曾毓雋出來敷衍應付，被代表們碰了回去。到了晚上六七點鐘，突然來了軍警多人，用舊式的所謂“轎車”（一馬兩輪的馬車，僅容兩人可坐）十餘輛，將代表32人強行裝入車中，我和黃愛同被塞入一車。然後押送到警備司令部（在現王府井協和醫院前右側路北），每十人住在一間看守房間。在看守所中我和黃愛經常談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日甚一日，都感到實在不能容忍，我說：“與其苟且圖存，遺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不幸而敗，雖敗猶榮，再不幸而滅亡，雖亡不辱。”我們還向看守我們的軍警聊天說：“我們是愛國的學生，我們反對日本逼簽出賣我國主權的‘二十一
條’，這有什麼過錯？爲什麼要把我們關進來。我們都有父母兄弟親人，你們爲了幾塊錢爲賣國賊欺壓人民，心裡難過不難過？”有一位姓戴的警察對我耳語說：“現在外界各方要援助你們，鬧得很兇，不久可能放你們出去，有什麼信我可以帶出去。”我們與外面聯繫後，知道正在援救我們。不久，在被拘禁30多天後，警備司令吳炳湘決定放我們。我們就問他：“你憑什麼把我們抓進來？爲什麼現在又要放？我們不走！”吳奸笑地說：“不是逮捕你們，因爲你們代表在外面遊行講演太累了，到這裡可以休息一下，你們不是都胖了嗎！”我們氣憤極了，說：“賣國賊這樣壓迫人，早晚不得好下場！”最後，他們用大車將我們強行押送放出。
釋放出來以後，郭隆真對我說：“你這樣激烈怒罵徐世昌等，放出以後，他們還會用別的藉口和方法處治你。”我說：“我失去了父母，經親友協助進入師範學校讀書，現在毫無辦法……。”一位同難的戴君說：“最近中法勤工儉學會招生到法國半工半讀，我們大家想法資助你。”於是在1919年12月9日我乘法輪金字塔號離上海去法。這是第二批去法的，約150餘人。徐老特立亦乘此船赴法，經香港、海防、科倫坡、吉布提，通過紅海、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在馬賽港登陸，乘火車到巴黎，同徐老分配到巴黎東郊莫蘭書院補習法文，開始瞭解法國情況和世界知識。
1920年周恩來同志也到了法國。周恩來同志曾對我說：“你太過於感情化，要改造中國是不能這樣的。”至今仍無一日能忘這一句箴言。
——摘自《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