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勝利
當我們揭開籠罩在五四身上的層層光環，會發現“五四運動”不僅僅是一場學生愛國遊行示威的勝利，也不僅僅是宣揚民主和科學的思想解放盛宴。五四運動是一次全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勝利。此時的中國正處於舊時代終結和新時代開端的交匯路口。前方的路途上有坎坷，有迷霧，有希望，有救贖……
“文治總統”的默許
1939年，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天津英租界內悄然離世。這位老人的離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的國民政府還特別下發褒揚令，寫道：“國之耆宿，望重羣倫。比年息影津門，優遊道素。寇臨華北，屢思威脅利誘，逞劂陰謀，獨能不屈不撓，凜然自守，亮風高節……”
原來，逝去的老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文治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出身官宦之家，他本人也是前清進士。1879年，在命運的安排下，徐世昌與袁世凱相遇，兩人一見如故，結爲盟兄弟。從此一文一武，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相互扶持。但是他在袁世凱稱帝后，卻悄然辭去了官職，與這位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盟兄弟保持了距離，明智地選擇了觀望。直至袁世凱死後，徐世昌才重返政壇。
20世紀初，中國社會風起雲涌，大批亂世英雄趁勢而起，在時代的舞臺上恣意施展。其中，徐世昌算得上是民國時期的風雲人物。因爲他不僅是一個叱吒風雲、胸懷甲兵的政客，更是一位學識淵博、高風亮節的國學大家。在徐世昌的身上，不難看出兩種複雜矛盾的交織，他既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仁愛本性，又不缺封侯拜將、指點江山的野心抱負。
1918年，皖系軍閥段祺瑞與臨時大總統馮國璋掀起了爭奪民國總統的紛爭。雙方爭執不下之際，唯有各退一步，選擇兩朝宰輔徐世昌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徐世昌在政界是出名的“和事佬”，將傳統的中庸之道發揮得淋漓盡致。雖是一介書生卻在軍閥間進退有據，官運亨通，不動聲色就當上了民國總統。
一向兩面都不得罪的徐世昌在就職大總統的次日，也就是1918年10月11日，還特意派遣使節進宮覲見早已退位的溥儀，恭敬有加地“得其恩准”，這才心安理得地當起了總統，其圓滑之道可見一斑。
當時國內狀況十分混亂。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的南北分裂是徐世昌就任總統後，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飽經軍閥戰亂的民衆渴望和平的呼聲此起彼伏，正在巴
黎籌備和會的美、英、法等國也先後表態，希望徐世昌能促進中國和平進程。在內外因素的催動下，徐世昌於就職半月後，簽發了和平令，並於11月15日，在北京召集各省軍閥督軍商討和議大計。在國內外一致的呼籲下，這些擁兵自重的軍閥武裝終於同意不再兵戎相見，服從大總統徐世昌的命令。
徐世昌所標榜的“偃武修文”的執政主張，由此邁出了第一步。他所謂的“偃武”，就是促進南北和議，結束國內動亂局面；而“修文”，就是馬放南山，重用文治，排斥武夫。徐世昌的施政主張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時間，國內一派濃厚的和平氛圍。“五四運動”中，學生們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可以說和徐世昌這位“文治總統”的默許不無關係。
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後，徐世昌這個民國總統做得極其難受。他既不是滿腦子鑽營的卑劣政客，也不是擁兵自重的粗野軍閥。巴黎和會上的失敗讓徐世昌悲憤的同時又只能無奈嘆息，他知道自己身在這個看似輝煌的總統寶座上，卻是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北京政府的權力實際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而段祺瑞正是親日派系的代表人物。正因爲如此，在1919年5月4日，學生們爆發運動的時候，這位大總統力圖和學生之間保持着相互諒解的態度。此時的徐世昌，更像是一位學界前輩，而非鐵血政客。
火燒趙家樓事件發生前，徐世昌正在設宴招待剛剛回國的曹汝霖等人。學生遊行的消息傳來後，徐世昌僅僅是派遣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前往勸解阻攔。直至學生們怒打章宗祥，火燒了曹家大院，徐世昌這纔不得不派出軍警逮捕了帶頭學生。
當日晚間，曹汝霖等人在軍警護送下躲進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章宗祥也被送往同仁醫院。不久，日本駐華公使館人員及大批親日黨羽趕到六國飯店商議對策。所有人一致將矛頭對準了總統徐世昌，要求其爲曹汝霖等人的遭遇負責。
5月5日，受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率先向總統府遞交了辭職書。徐世昌知道曹汝霖是段祺瑞一派的代表人物。此舉乃是以退爲進，其所屬的皖系軍閥一定在觀望着政府的態度。百般思量之下，徐世昌選擇了挽留曹汝霖。他在回函中“言辭懇切”，“總長從政多年，體國公誠，爲本總統所深識……務以國事爲重，照常供職，共濟艱難，所請應毋庸議”。同時，徐世昌還煞費苦心地將曹汝霖的家人遷往北海團城居住，將章宗祥安置在靜心齋養傷，並撥
付兩人經費各5萬元，可謂是“仁至義盡”。
5月7日，京城總罷課活動愈演愈烈。在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的敦促下，徐世昌本着息事寧人的態度，釋放了趙家樓事件中被捕的學生。
五四運動所掀起的風波越來越大，很快從侷限於北京一隅的學生遊行擴散至波及全國各地的全民示威，大有無法遏止之勢。迫於形勢，徐世昌不得不暫時收回學者的儒雅，採取了暴力鎮壓的強硬措施。他下令禁止學生的自由集會權力，加強了對輿論新聞的檢查和控制力度。同時，他不滿於步兵統領李長泰的懷柔態度，將仇視學生運動的武夫王懷慶推到了臺前，擔任鎮壓學生運動的先鋒。對於巴黎和會的簽約問題，徐世昌也一改之前躊躇不定的態度，敦促中國代表團即使失去山東半島，也要迅速簽字。一系列急風暴雨的政令出自這位文人總統的手中，頗令天下人驚訝無比。
6月3日至4日，王懷慶等反動軍閥依據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愛國學生，釀成了轟動全國的“六三”事件。上海的“三罷”鬥爭展開後，引發了天津、南京、武漢等地更大規模的聲援活動。夾雜在軍閥勢力和民意之間的徐世昌無可奈何，下令撤銷了曹、章、陸等人的職務，稍稍平復了國人的憤怒。隨後，徐世昌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縱的好戲——辭職。
徐世昌辭職的消息傳出後，朝野震動。此時的國內形勢一片混亂，誰也不願意輕易接過這塊燙手的山芋。北京政府參、議兩院的議長親手送還了徐世昌遞交的辭職信，就連一向與總統唱對臺戲的段祺瑞也親自挽留徐世昌。
這出欲迎還拒的好戲唱得很是成功，徐世昌總算掙回了面子和主動權。既然已經打好了基礎，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多了。取得了軍閥支持的徐世昌，又一次拿出了民國大總統的氣勢。6月28日，他在總統府接見了來自各地的羣衆代表，表明政府堅決不承認列強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決定，指示中國代表團拒籤合約。由此，“五四運動”的初衷已經得到實現，而徐世昌也避免了淪爲民族罪人的下場。
1922年，吳佩孚和曹錕之間爆發直奉大戰。徐世昌被逼下野，結束了他5年的中華民國大總統生涯，同時也終結了他數十年的從政之路。徐世昌退隱天津之後，過起了琴棋書畫的悠閒生活。隱居期間，他創作了數千首詩詞，楹聯近萬副，且多爲上佳之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徐世昌斷然拒絕了日僞政府的拉攏和邀請，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個人名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