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君主專政制度，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由於國民黨缺乏實力和堅定明確的政治主張，孫中山先生不得不將總統讓位於擁有實力、挾清自重以相要挾的袁世凱。袁謀恢復帝制而命終，繼之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不僅本身就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府，而且它也無力統一全國，甚至還沒有清王朝那樣使全國“定於一尊”的招牌，加上各帝國主義在中國找尋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就給封建軍閥的滋生和發展提供了適合的土壤、氣候條件。他們擁兵自重，割據一省或數省，儼然爲獨立王國。作爲軍閥，西北馬家起先不過是二三流的角色，但它也有與衆不同的特點，主要有民族宗教這一層關係。從董福祥開始，即以回軍的招牌在庚子之後得以保存下來。繼董之後的馬家掌權後，一般用人更以“甘、河、回、馬”爲標準，即一要甘肅，二最好是河州籍，三要是回族，四要馬姓家族。合乎這幾條，往往青雲直上，委以重任。當然，其他方面的人，經過長期考驗，確實忠於馬家，也有高居顯位的，但主要權力則是馬氏父子兄弟繼承，他人不得染指。這些辦法，使這支回軍，自同光以來，得以牢牢握在馬家之手，延續而不替。並且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下，看風轉舵，緊靠後臺，攀附新貴，因利乘勢，逐步發展起來。
從前述三家世系來看，馬佔鰲一支，繼承者馬安良之後，傳子馬廷賢、馬廷勷即斷了線，軍閥勢力基本不復存在。馬海晏一支，經過馬麒、馬麟，傳到馬步芳、馬步青以至馬繼援，一直以青海爲基地，延續到解放前夕，故這一支可以稱之爲青海馬步芳集團，本書簡稱之爲“青馬”。馬千齡一支，經過馬福祿、馬福祥到馬鴻賓、馬鴻逵以至其下一代，延續到解放前夕，動盪於甘肅，紮根於寧夏，故這一支稱之爲寧夏馬鴻逵集團，本書簡稱之爲“寧馬”。至於擾及甘、青、寧、新四省的馬仲英等，實是“青馬”的分支。
馬福祥一生經歷清朝、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三個時期，有“三朝元老”之稱。清朝時期前已交代。以下說他在北洋軍閥時期及以後的事情。
一、主政一方
辛亥革命後，馬福祥沒有就任西寧鎮總兵之職。1912年8月，袁世凱政府即改任其爲寧夏鎮總兵，馬旋即率所部昭武軍13營計2500餘衆赴任。寧夏川有黃河灌溉之利，號稱“塞上江南”。有了這塊美麗肥沃的地方，就給他們的立足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馬福祥爲了能在此站穩腳跟，一到任就分別與寧夏滿營將軍常連、阿拉善旗札薩克王爺塔旺札布結爲兄弟；另一方面，則遣散了滿營官兵。原來在銀川城西的新城駐有滿營官兵2200餘人。馬福祥令其解散，交出武器彈藥和馬匹，化旗爲民，自籌生計。每個騎兵發給白銀50兩，步兵每人25兩（官兵一律）。讓他們到湛恩渠（今新開渠）一帶墾荒謀生。這些旗民，原來一出生即有糧餉，不知生產勞動爲何事。這樣一來，開始難免有凍餒者，但從長遠來看，也是使他走上勞動自食之路，還是有好處的。且滿人仍擁有武器，不予解決，終是一大問題。所以這件事，還是做得對的。馬福祥還做了幾件事：這時，在後套有個抱疙瘩佛反對民國，他派王德尼瑪（即戒工活佛）和韓昌率蒙古族兵數百人在兩狼山據險與民軍對抗。袁世凱政府見武力不能解決，遂派馬福祥和塔旺札布前去講和。塔旺札布先派人和王德尼瑪約定日期在五原和馬福祥見面。馬福祥於1913年7月在五原境的黃河上設大船3只，備以盛筵，王德尼瑪如約來會。見面後，馬福祥將自己沒裝子彈的手槍給王德尼瑪看，王德尼瑪將自己的手槍摘下讓馬看，馬即向預伏士兵示意，當場將王德尼瑪拿獲，解往北京，韓昌及一些衛兵被擊斃。北岸蒙古族兵聞變四散。王德尼瑪被解京後，被迫給抱疙瘩佛發電報勸其擁護共和，抱疙瘩佛遂覆電表示歸順。袁世凱爲此認爲馬福祥“智勇兼備”，特改任馬爲寧夏護軍使，節制阿（拉善）、烏（審）、鄂（托克）三旗，授陸軍中將銜及二等文虎之章。護軍使可以直接向北京政府上書言事，儼然方面大員。袁世凱還手書“護闈春永”四字，爲馬母韓氏祝壽。馬福祥藉機請準添練甘肅新軍，以其侄馬鴻賓爲新軍司令。留其子馬鴻逵在京任總統府侍從武官。這時有個日本浪人川村乙麻以皈依伊斯蘭教爲名，陰謀策動西北迴民獨立，並在河州會見了馬安良。後到寧夏，馬福祥即將其逮捕，押送至張家口日本領事署，粉碎了他的陰謀。馬福祥這兩件事都是做得好的。
袁世凱獨裁賣國的真面目日益暴露，1913年7月國民黨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各地紛紛起而反袁，馬福祥則執行北洋政府命令，多次武力鎮壓反袁的“叛亂”。起義於河南的白朗，經孫中山先生派人與之聯繫，也打起反袁的旗幟，改稱“公民討賊軍”，於1914年4月進入甘肅境內，袁世凱調集重兵由陸建章坐鎮西安指揮“圍剿”。甘督張廣建調提督焦大聚部、馬安良部、鎮守使張定邦部、馬國仁部、張行志部在隴東一帶“跟蹤痛剿”，馬福祥奉命派幫統馬孝忠率4營兵參加作戰。白朗起義軍在洛門鎮（在武山縣境）、秦州（即今天水）連戰獲勝，後進入洮岷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時，未能正確處理民族關係，引起一些回民羣衆和官軍一起據險反擊。在馬安良等部的進逼和河南護軍使趙倜部的堵截下，起義軍於6月退回河南。馬忠孝在這次作戰中，由於其子馬斌釀成高樓堡事件，屠殺了武山縣高樓堡無辜居民200人，隴南人民向蘭州控告，馬忠孝畏罪投黃河自殺，馬福祥爲此大傷腦筋。1915年秋，綏遠變兵及會黨在河南發難，推弓佔元爲首，以狼山爲根據地。馬福祥命新軍統領馬鴻賓率部往擊，在科布爾獲得大捷。後來變兵復出狼山，馬福祥親自率兵出擊於千靈廟，變兵引去，留馬鴻賓駐守五原。不到兩月，變兵又聯合察哈爾獨立隊復進包、綏，獨立隊是察哈爾變兵和東西盟的一些蒙古人混合組成，共推豐鎮人盧佔魁爲首，金積人金佔魁副之。北洋政府命令馬福祥會辦包、綏軍務，馬福祥於1916年2月赴五原督戰，包頭威脅解除。但獨立隊數千人又進擊五原，馬鴻賓以數百人與之鏖戰3個月，他本人不避槍炮，身先士卒，使五原得以固守。經此惡戰，使馬鴻賓得以出名，有些蒙古人竟把馬鴻賓比之於清朝蒙古勇將費揚古。不久，盧佔魁採用金佔魁建議，向陝北、寧夏發展。馬福祥回師磴口，命馬鴻賓率部渡河，兼程前往靈武，預作戰備；命馬鴻逵部至鹽池截擊，馬福祥則率全軍回寧督師。4月29日，馬鴻逵以少數精銳騎兵到達鹽池的天池子，被盧佔魁千餘人包圍，馬率騎兵且戰且退，後續部隊趕到，雙方戰鬥到晚。次晨馬福祥派一營兵趕到，雙方死戰，馬軍縱火焚燒盧營，燒殺300餘人，奪得馬匹百餘。盧部擬趨同心，但馬鴻賓部已先期到達靈武、吳忠，預作迎戰部署，並空出大寨子誘敵，盧部進入包圍圈，率衆奪路而走，金佔魁陣亡，馬部輕騎追殺兩天兩夜，盧部死傷、被俘甚多。盧率部東走靈州東山，與張九才、高士秀部會合，馬軍窮追不捨，盧、張二部走後套。高士秀部走鄂托克旗昭化廟，馬福祥遣騎兵“銜枚夜踔200裡”，圍昭化廟，縱火焚燒，槍炮齊發，高部失警，猝不及防，千餘人傷亡幾盡，高士秀僅以身免。次年3月，高士秀又奉達爾六吉（本名吳生彥，靜寧人）爲“皇帝”，詐稱清代後裔，聚衆數千人犯磴口。這時馬福祥送母喪歸葬，由馬鴻賓代寧夏護軍使職，馬鴻賓急電馬福祥回署，並出兵由石咀山（今石嘴山，下同）分道迎擊。馬福祥接電後，先至靈武佈置河東防務，然後回寧夏，命馬鴻賓率部至石咀山督戰，又派馬福全等部騎兵前往阿拉善旗。石咀山迎戰之軍施行前後夾擊，高士秀背腹受敵，突圍至八拉廟，又入烏拉兔溝，棄輜重進山散走，死亡過半。高士秀擁僞皇趨阿拉善旗，另派500人繞襲石咀山，遭到伏擊，全部被殲；高士秀攻阿拉善旗，遇到馬福全部的阻擊，乘夜撤走。馬鴻賓以大隊分九路包抄，困之於賀蘭山陰。高軍自燒輜重，退入山內，墜崖死者不少。最後，馬鴻賓大索山中，搜得僞皇及其部下，全部送至寧夏交軍法審判，處僞皇達爾六吉以下首要19人死刑，次要30餘名徒刑，眷屬20餘人資遣回籍，從犯100餘人勞役百日後釋放。總之，馬福祥在圍剿反袁軍中十分出力，但在1915年8月籌安會爲袁稱帝通電各省時，馬安良及部分旅京甘人均上表勸進，馬福祥則未預其事，顯示了他的遠見。1916年6月，袁世凱死，黎元洪接任大總統，馬鴻逵仍在京侍衛大總統，奉命以授勳特使，赴寧夏授馬福祥“勳四位”。次年總統馮國璋嘉獎馬福祥“勳高金城”、特“晉授以勳三位”，加上將銜。1918年，馬鴻逵奉命再次赴寧夏爲馬福祥授勳。
1913年，皖人張廣建由袁世凱任爲甘肅督軍。張挾袁聲勢，初時驕橫異常，逼馬安良率部離開省城，退駐河州；又爲了籠絡回族，以馬麒爲西寧鎮守使，馬璘（玉清）爲甘州鎮守使，以馬安良之子馬廷勷爲涼州鎮守使，加上寧夏的馬福祥，形成五馬勢力體系。袁世凱死後，張廣建威勢大殺，除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外，其他地區均已不聽號令。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馬福祥通電擁直。並命所屬部隊開往河南一帶，以做直軍的後盾。皖系軍閥戰敗，張廣建再也混不下去，乃將在甘搜刮的大批贓私，以皮筏順黃河出運，路過寧夏地段，被馬福祥部扣留，馬並電請公佈甘肅財政收支，後經北京當局調處，始得放行。這件事懲治貪婪，伸張民意，是得人心的。甘人趁機羣起驅張，提出“甘人治甘”口號。馬福祥聯絡實力派及各方面代表到銀川商討驅張大計。西寧馬麒派朱繡爲代表，涼州馬廷勷派張學仁爲代表，甘州馬璘派蘇成章爲代表，寧夏新軍司令馬鴻賓派喇承基爲代表，河州鎮守使裴建準和北京同鄉會派汪青爲代表，在銀川召開“公民大會”，揭露張廣建禍甘罪狀，羣衆激憤。西寧、涼州代表提出“武力解決”。大會通過由馬福祥、馬麒、馬廷勷、馬璘、馬鴻賓領銜，通電全國，列舉張廣建罪狀，驅而去之，實行自治。這就是“五馬”驅張。通電發出後，北洋政府迄無表示。於是又進一步商議“武力解決”的辦法，擬由寧夏、西寧、涼州出兵，以寧夏爲主力，分路合擊蘭州，逼張廣建讓位。馬福祥派馬鴻賓爲先遣軍。從銀川出發，行至中衛。馬福祥詢問其掌案（相當於軍需處長）蘭州人何樸對武力驅張的意見，何雲：“將軍此舉，知內情的人說是爲民除害，不知的人說回回又反了。”一句話觸動馬福祥心絃，立即電令馬鴻賓停止前進。因爲他自認爲是科第正途出身，行事端方，素以民族和睦、和平待人相標榜，最忌“造反”二字加身。所以，寧可不當督軍，也不冒此逆名。但事已發動，難以中止，遂改爲和平進攻方式，於12月24日，聯合各鎮通電聲明與張廣建脫離關係，不受節制，直接聽命於北洋政府。與此同時，馬福祥又走了一些內線關係，他上書當時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提及乃兄馬福祿庚子陣亡，自己於辛亥革命時擁護共和等事。並請慈禧太后大宦官祥齋（號小德張，與馬福祥拜盟）向徐世昌說項，自然取得北洋政府的諒解。
張廣建在甘不敢棧戀，謀安全脫身之計，以密保陸洪濤繼任甘督爲條件，指使陸反馬福祥，陸即嗾使外號“張狼”的張兆鉀出面發難。張兆鉀垂涎高位，赤膊上陣，通電全國，電文中有“甘省回漢世仇，馬福祥不能當督軍”字樣，並以“身率六十營健兒相與周旋到底”進行恫嚇。一時劍拔弩張，有一觸即發之勢。但馬福祥始終抱和平穩健態度，能比較客觀地考慮問題。他對各地代表表示態度說：“餘從清朝迭任軍職，地位優越，於願已足。甘督問題自當服從北京政府命令決定，本人毫無成見，不願爲爭個人權利而引起回漢兩族之間的惡感，輕啓釁端。萬一兵連禍結，隴上糜爛，不但對不起幾百萬同胞，也對不起歷代良善的先人。”他的這種剋制態度，使當時氣氛爲之緩和。北洋政府見甘肅政局如此，不得不加考慮，即調綏遠都統蔡成勳爲甘肅督軍，調馬福祥爲綏遠都統，以馬鴻賓爲寧夏護軍使（又於當年7月改爲鎮守使）。後由於陸洪濤策劃蘭州各界遊行示威，通電反對“蔡老虎”（成勳）督甘，以及張廣建向北洋政府的密保，北洋政府遂令陸洪濤護理甘肅督軍。
當時的綏遠是一特別區域，轄一道、四廳、八縣，兼管烏蘭察布盟的伊克昭盟，都統職位相當一省的督軍兼省長，馬福祥新有綏遠，又保留寧夏原有地盤，連成一片，自然滿意，遂於1921年帶其昭武軍赴綏遠就任。但綏遠幅員遼闊，其昭武軍人數不多，難以鎮服。即先改編地方武裝鄭金聲部爲綏遠混成旅，鄭爲旅長。又向北洋政府陳述，另編了一個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馬鴻逵爲旅長，武器由北洋政府發給，兵源自籌。馬鴻逵在原籍臨夏招募農民子弟，重新訓練。馬麒派其子馬步青帶一團騎兵前來，甘州、涼州各派來步兵一營，“三馬”相幫，始將第五混成旅拼湊成3000多人。又多次從北京採購槍支彈藥。一次通過買辦聯繫，由天津意大利洋行購得步槍2000支，子彈數百萬發。還派馬鴻逵赴瀋陽，通過和張學良的私人關係，得到張作霖贈送步槍2000支。又要擴充軍隊，又要購買武器，經費頗成問題，於是就不擇手段，大肆搜刮。一是廣種鴉片，規定農民有10畝地者，可種鴉片3畝，每畝能割煙土70兩，以半數上交稅款。而第五混成旅的部隊也成連成排地散居各村鎮，有的租地自種鴉片，有的與農民合夥種植，按成分利。並且派遣一部官兵販運鴉片，從甘肅採購販運北京，那時每兩煙土的價錢，甘肅5角，綏遠1元，北京3元，所以獲利頗厚。尤其馬鴻逵的左右隨從，往來北京機會最多，賺錢也最多。種植和販運鴉片帶來嚴重後果，軍民吸食鴉片者日益增多，形成個個面黃肌瘦，消沉怠倦，軍官則花天酒地，賭嫖成風。二是剋扣軍餉。每月領來經費，除軍官發有薪餉外，士兵每人只發45斤灰面（雜糧面），剩下的經費，都入了馬鴻逵的私囊。而且認爲“鷹飽了不抓兔，官兵們不能多給錢”。三是霸佔良田。從昭君墳到陶樂近2000裡內，佔地甚多，且都是引黃灌溉的肥田沃土。在陶樂，以上8頃給馬鴻逵，下8頃給馬鴻賓。斯時還有爲人非議甚多者：一是馬福祥次子鴻炳當時尚不到20歲，即已官至陸軍少將，終日無所事事，惟駕鷹牽犬，招搖過市；二是馬福祥一個侄子，外號尕司令，自己肆意招兵買馬，無惡不作，人民敢怒不敢言；三是帶兵軍官不懂軍事，專請教練操練士兵。每逢出操，軍官身佩洋刀在一旁觀看。時稱綏遠三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