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土分肥。寧夏地區種植鴉片，據傳始於清咸豐年間，宣統年間一度禁種。民國以後，煙苗復出，1915年再次禁種7年之久，煙價漲到每兩白銀10兩。甘肅督軍陸洪濤爲了廣闢稅源，開放煙禁，徵收煙花稅，每年除徵正稅外，每畝又徵煙花稅白銀14兩。由於煙稅過重，多數不種，陸又強徵煙畝罰款。劉鬱芬督甘之後，爲籌軍餉，將煙畝罰款正式列爲政費預算，寧夏地區每年以90萬元的定額上交。1929年寧夏建省，主席門致中又加番，將煙畝罰款增加爲180萬元。馬鴻逵上臺後，不僅對此“蕭規曹隨”，且變本加厲，鼓勵經徵人員起徵，規定：超收一至二成者，提獎10％，更多者，提獎更多，直至超收六成以上者提獎40％。短徵者則罰薪，直至撤職議處。實際提獎者甚爲少見，因完不成任務而罰薪、撤職者甚多，甚至有被槍斃者。因此，經徵人員對百姓個個如狼似虎，非到河干井枯，決不罷手。農民被迫賣兒棄女者有之，懸樑自盡者亦有之。
1934年，南京政府宣佈禁菸。財政部把寧夏的“煙畝罰款”取消，每月撥給補助費3萬元，後增爲10萬元。馬得此補助後，並未禁種，只把“煙畝罰款”改爲附加稅，照徵不誤，農民負擔絲毫未減。馬還巧立名目，設“禁菸善後”稅，委馬斌爲禁菸善後總辦，所徵之稅，對外保密，只對馬鴻逵個人負責。僅平羅一縣，此稅即年徵7萬元之多。1938年馬又實行禁種專賣，取消“禁菸善後”稅名稱，併入地方稅局。
由於多年種煙，寧夏受害甚深。全省種煙約20萬畝，佔糧田十分之一。菸民有14萬之多，佔全省人口五分之一還多，有的連嬰兒也要噴煙。所以馬鴻逵還是宣佈禁菸。1935年成立了“寧夏省禁菸委員會”，各縣設分會。1938年在銀川設立戒菸醫院，1939年又宣佈在平羅、寧朔、中寧、金積、靈武各縣設戒菸分院，在鹽池（惠安堡）設戒菸所。根據1936年的登記，123564人的菸民戒菸。命令省會公安局勒令菸民分批入院戒菸，每批3個星期，每人交納戒菸執照費6角至5元不等，共辦了3期。戒菸者服的是中藥“林公補正”的成方，但推行很馬虎，有錢有門路的，根本不入戒菸院；其他人也是明戒暗不戒。其根本原因，是馬鴻逵要鴉片專賣，所以不可能認真。
馬鴻逵爲了鴉片專賣，狠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是收購煙土。他規定每畝大煙要繳煙土60兩，每兩定價5角，交煙領據，準抵附加稅。除設專門收購機構外，還指定許多商號收購。因此，種大煙的農民往往稅款沒交清，煙土早就賣光了，根本存不住煙土。每年到大煙成熟季節，馬鴻逵都親自組織親信分赴各縣催購。據馬鴻逵《十年省政述要》記載，1937年全省共收購煙土262．5萬餘兩。馬把收來的煙土，集中到銀川西塔，責成趙文府負責督促加工，一律製成75兩一塊的磚板，名曰“硬貨”。上面貼上藍色標記，加蓋趙文府名章的，叫做“月份貨”；由商號收購貼上商號紅色標封的，叫做“票板貨”。“票板貨”和“月份貨”都在外邊創出了牌子，稱這爲寧夏的“姊妹花”，遠銷北平、綏遠、陝西、河南等地。
馬鴻逵強購幾年，抓到大量煙土後，便於1938年嚴令禁種。但禁種並不等於禁菸，所以大煙價格暴漲，羣衆將鴉片與黃金並提，稱之爲“黑金子”。到解放前夕，1兩煙土價值10多個銀元，可買糧食兩石多。馬鴻逵推銷煙土的機構，在1938年到1940年期間，是趙文府領導的寧夏地方稅局。各稅局、關卡爲了完成推銷任務，除現款交易外，還以“清水淨煙”（寧夏各煙館當時挑出的一種幌子）的招牌向吸菸者派銷、賒銷煙土。之後，煙價逐年上升，馬鴻逵嫌稅局的面太大，經手分肥的人太多，不便控制、不好稽查，就改由銀行行長李雲祥獨家專賣。李即整件（每件75兩）、整箱（20件）地出賣，他人不得過問。直到解放之際，李雲祥到底銷了多少大煙，賺了多少錢，除了馬鴻逵，誰也不知道。
馬鴻逵煙土專賣大發橫財之後，也分些餘唾給其親信部下。這種公開的分贓，見於記載的有兩次：第一次是1938年，馬藉口省銀行收購煙土之款，是各軍政機關存於銀行之公款，爲獎勵軍政人員踊躍儲存，提出煙土30多萬兩，分配給各軍政人員：廳、處長及軍隊團長，每人煙土1000兩至1500兩；科級人員，每人50兩、100兩、200兩不等；縣長每人200兩、300兩不等。國民黨省黨部委員每人1000兩。軍隊的旅長，每人5000兩；高級將領盧忠良、馬全良、馬寶琳等，每人13000兩。
第二次分贓是1940年。這次不僅給了他的部屬，還給了地方紳士徐宗儒、李斌等，馬鴻賓三十五師官佐也撈到一些。
此後，還零星分過幾次，但爲數有限。馬敦靜在1949年逃跑前夕，也給一些人分了一些。
馬鴻逵利用禁菸玩弄的這些花招，使大煙一直不能禁止，它給寧夏人民以致更大範圍內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估計的。但是在他的《馬少雲回憶錄》中卻說：“至二十五年底（即1936年）寧夏煙毒全面肅清了。”
土產統制。寧夏土特產，主要有羊毛、羊皮、枸杞、甘草、木材、冰鹼等。其中皮毛、枸杞、冰鹼爲大宗，馬鴻逵統制最嚴。
灘羊皮。寧夏地處賀蘭山麓，坡緩草細，沙平水清，最適於灘羊生長，過去年產皮襖幾萬件，遠銷外地，十分馳名。馬鴻逵則把羊皮、牛皮均劃爲軍用物資，由軍需處統制，通過地方稅局按徵收羊捐登記清冊攤派徵購。分二毛皮、老羊皮兩種，每種每年派購一兩萬張，價格定得很低，每張老羊皮二三角，二毛皮三至五角。皮張等級憑收購人員的喜怒、交情和收賄情況而定，而且鞭打鐐枷，追逼甚緊。1940年前後，馬的軍需處又設廠製作皮襖，索要皮張更多。許多牧民趕上羊只向甘肅、陝北、蒙旗逃跑，對生產破壞更大。而馬鴻逵製成大量皮襖之後，除了對外行賄送禮，每年還可賺30餘萬元。普通人在市面上再也買不到灘羊皮襖了。
冰鹼、雅鹽。這都不是寧夏所產，但冰鹼產自內蒙鄂托克旗，石咀山扼其出境之咽喉；中衛則系雅布賴鹽運出之要道。馬鴻逵即借之以從中漁利（老百姓叫“吃過水麪”）。1936年，馬在石咀山開設精鹼公司，制鹼囤積，抗戰後，內地鹼奇缺，馬即以牛車300輛、駱駝300頭擔任運輸，向蘭州、平涼、寶雞、西安等地出售，每年可出售120萬斤。
馬在寧夏設榷運局稽徵鹽稅，以親信馬繼德爲局長，每年徵稅不下100萬元，1935年國民黨中央在甘肅設西北鹽務總局，統轄甘、寧、青三省，寧夏設辦事處，以協款120萬元將原寧夏榷運局鹽稅收回接辦，又招人承包。馬鴻逵見此中有利可圖，即組織官鹽代運所和若干分所，其實是巧立名目，對運鹽出境者抽收佣金，不管是馱運、船運或車運，均收佣金，高達5％；如不付佣金，一經查獲即處以三至五倍的罰金，甚至連運輸工具也全部沒收。如此勒索苛收，每年收取200多萬元。
枸杞。中寧所產枸杞馳名全國，1937年馬鴻逵以20萬元組織“富寧公司”，壟斷枸杞市場，不準私人運銷販賣。但抗戰期間，出品大受影響，馬即壓價收購，枸杞價格狂跌，藥農生活大受影響，紛紛掘掉枸杞改種糧食，從1942年到解放時，枸杞園破壞約三分之一。但馬鴻逵仍以“富寧公司”名義，在寧夏銀行開戶，轉做投機生意。
畜牧場。1939年、1940年，國民黨政府撥款8萬元，在賀蘭山麓籌辦畜牧場，採購得種馬150匹、種牛110頭、種羊3000只，3年後，牲畜有所發展，年產羊毛數萬斤。馬鴻逵見有利可圖，即派其親信副官馬彥虎宣佈由十七集團軍軍需處接管，改爲軍馬場，馬彥虎爲場長。從此，即歸馬鴻逵所有。南北二百里的草場全劃歸軍馬場，成爲禁地。如有前往放牧者，牛羊充公，人被扣押，甚至行人路過，也被扣押、吊打。
工廠盤剝。寧夏工業十分可憐。馬鴻逵時期辦了麪粉廠、毛織廠、寧達棉鐵廠、火柴廠、造紙廠、製糖廠、紡織廠、瓷器廠等8個廠子，但每個廠僅僅幾萬或10萬元左右的資金，只有瓷器廠有資金50萬元。這大多是官僚資本，有的則徑以馬鴻逵及其親屬名義投資的。而辦廠方法則都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取利，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毛織廠。1939年中央銀行分批撥8萬元爲基金。馬鴻逵派馬建德爲經理，在寧夏城東郊舊滿城購地10餘畝，蓋房百餘間，購置8架手拉梭織毯機、6架腳踏織布機，還吞併了幾家私商。主要經營栽制地毯。通過銀行廉價收購優質羊毛，以徵撥來的壯丁爲工人，工人約200人，待遇極低，月平均工資不到3元，一般均衣着破爛，食不果腹。有些撿毛整染工成了瞎子，有的勞累致病不得治療而死亡。如此剋扣盤剝，兩年後即有盈利，遂將8萬元撥款歸還，私人成了股東，實際成了馬家的廠子。
這個廠，工人雖極困苦，股東卻年年分紅。有人計算，每月剝削工人6000元，全年72000元。這些錢絕大部分落入馬家手中。寧達棉鐵廠。1940年由軍需處撥款1萬元作資本，由建設廳廳長李翰園利用一所破營房籌辦，從西安招來幾名紡織工匠，自己打造了幾架腳踏織布機，棉紗全是手搖紡的。之後，馬鴻逵的侄子、軍械處長馬希賢染指其中，爲之修配機械，依靠對工人的殘酷盤剝，頭一年就賺了好幾萬元。於是，李翰園根據馬鴻逵意圖重新提了個股東名單，一轉變，廠子又歸了私人。其股東是：趙文府、劉慕俠、馬希賢、李翰園，每人股金爲5000元。但工人不堪重負，要求增加工資，馬希賢堅決不準，工人罷了工。一次，有五六個西安工人跑出工廠，藏在窯洞中不肯出來，相持不下，馬希賢氣勢洶洶，要懲辦工人。後來把他們放回西安了事。
火柴廠。抗戰期間，馬在寧夏城北門外開辦了一個半機械化的火柴廠，由銀行投資兩萬元，馬希賢任經理。利用軍械處所存之硫黃、黃磷等，產品銷往西安、蘭州，不到一年還清了投資，又成了私營，其股東照例是馬繼德、李雲祥、馬希賢、劉慕俠等人。
總之，在寧夏不辦廠則已，只要廠子辦起來，稍有贏利，立即爲馬家及其親信所有，成爲他們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剋扣屬下。馬鴻逵對部屬的剋扣，也是“有口皆碑”的。早在北伐戰爭會師河南的時候，馮玉祥曾給每個官兵賞洋5元，馬鴻逵將這筆錢全部私吞。旅長馬全良建議他發給官兵，以便鼓舞士氣。馬卻說：“賞洋麼，狼吃羊羔，吁了（意即沒有了）！”他的官兵，除駐泰安時期給餉較多外，經常是士兵每月1元或一元半。在發表他爲寧夏省主席後，爲了籠絡官兵隨他西來，曾擬定了一個薪餉等級表，這個表的薪餉水平儘管比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低得多，但在馬的部隊中卻是從來沒有的。但是到寧夏時間不久，趁與孫殿英作戰的機會，又恢復了每月1元至1元半的老章程。孫馬戰爭結束後，又以推行蔣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爲名，將發給官兵的薪餉，扣除伙食費之後，由總部軍需處和省財政廳代爲存入銀行。名爲儲蓄，實際是石沉大海。馬鴻逵還常以拖延發薪日期的辦法剋扣官兵職員，每月遲發10天至15天不等，抗戰以來，物價日益飛漲，單靠薪水生活的公職人員，生活極爲困苦。到解放前夕，馬部一個上校級官佐，月餉幾乎不能買一雙鞋。所以軍政人員貪贓舞弊，走私、勒索等，已成普遍現象。當時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一家數口，兩餐難保，三親不認，四友少交，五內如焚，六魄餓掉，七竅冒火，八節徒勞，九死一生，十實難熬。”“領的是七折八扣的票子，戴的是怒髮衝冠的帽子，穿的是腳踏實地的鞋子，內襯空前絕後的襪子，身着千縫萬補的褲子，住的是東倒西歪的房子，蓋的是流通空氣的被子，過的是缺米少面的日子，怕的是親友請客的帖子，四季是愁眉不展的臉子。”
讓士兵給馬鴻逵蓋房子、種地，剝削無償的勞力，是司空見慣的事。馬在王太堡、大關橋、小關橋一帶的土地，都由保安部隊耕種；中山公園內則由炮兵團爲他栽花種草。公園大門上橫額原爲“萬物育焉”，人們則譏之爲“萬物育馬”。1934年，馬鴻逵爲了給其父揚名立傳，倡議開挖“雲亭渠”，向國民黨政府要來20萬元，只花了工具、材料費3萬餘元，其餘全部括入私囊，調軍隊無償開掘，130多華里的渠道，搞了兩年。這條渠所經的20多萬畝土地，原來都是肥沃的荒田，馬鴻逵從中獨霸了幾萬畝，打了兩個大寨子，與他王太堡的老寨子遙遙相對；其餘絕大部分土地分別被其高級軍政頭目和地主豪紳佔有，窮苦農民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不僅如此，又由於雲亭渠的水是從黃渠分來的，黃渠的水就少了，其末梢的土地經常得不到灌溉，連年受旱，逐漸變成荒地，一些農民只好另謀生計，怨聲載道。馬鴻逵還在銀川城內修了一座“雲亭紀念堂”，地址是強拆民房而得，工程則由兵工負擔。1936年春，國民黨政府撥款數十萬元，開闢寧夏至平涼公路青銅峽段，除花了一些技工工資、炸藥等費用以外，全部由軍隊開修，分文未給。1940年至1945年兩次整修包蘭公路，工程全部由部隊負擔，領來大批經費，馬全部私吞。
金融壟斷。馬鴻逵利用寧夏銀行，壟斷寧夏金融，爲自己斂財。